尽管岁月无情流逝，许多文艺作品渐渐被人们淡忘，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风靡一时的京剧样板戏《红灯记》中的经典唱段唱词，还是常常被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提起：“临行喝妈一碗酒”、“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家的表叔数不清”、“听奶奶讲革命”“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很多人甚至张口就能唱上两句。

毋庸置疑，现代京剧样板戏的唱词都足够经典。仅以《红灯记》来说，其唱词完全够得上是革命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结合。也够得上措辞考究、合辙押韵、哲理清晰、通俗易懂、朗朗上口，令人入耳入心的评价。

曾几何时，只要一提起现代京剧样板戏，人们自然会联想到那位动荡岁月的“旗手”。客观说，她对推动京剧样板戏发展是做了一些工作。但更多的创作是由多位艺术家和专业人士默默完成的。功劳都挂在她身上不符合真实历史。

《红灯记》的故事改编于老电影《自有后来人》，原作是沈默君先生编剧。

后来京剧《红灯记》的改编，不论从故事结构布局，还是人物、情节的安排以及语言的锤炼，包括人物形象，唱腔，念白、规定动作，都要比电影《自有后来人》更上一层楼。

这就不得不说一位笔名“阿甲”的导演艺术家的特殊贡献。

1907年出生的阿甲，是江苏常州湟里镇人，原名符律衡，曾用名符正。他生于书香门第，自幼随父读书，酷爱书法、绘画和京剧艺术，少年时便以“十灵童”闻名乡里。

有则趣闻说，阿甲小时候一度有口吃毛病，说话时常发出“甲甲甲甲”的声音，因此被小朋友们戏称为“阿甲”。投身革命后，为了纪念家乡的山水故园，他便以小时候这个“阿甲”绰号作为笔名，沿用终身。

1937年抗战爆发后，阿甲辗转千里奔赴延安，投身革命洪流。

在鲁迅艺术文学院的一次晚会上，他即兴用京剧“西皮流水”板式演唱了《游击队之歌》，这一将传统唱腔与革命豪情结合的表演，顿时震撼全场。

阿甲的艺术才华很快得到认可。在延安，他当过延安平剧院研究室主任、副院长。他编导《夜袭飞机场》《三打祝家庄》等现代戏，成为京剧改革的活跃人物。

在延安，阿甲还参演过京剧《打渔杀家》，在剧中演“肖恩”。他们连演三场，毛主席连看三场。期间，阿甲还参加了京剧《逼上梁山》的演出。

活跃的阿甲经常得到毛主席的当面教诲和关心。

有次，阿甲去杨家岭礼堂演出，碰巧遇上毛主席散步，两人就聊起了剧团里的事儿。阿甲简单给汇报了下情况，毛主席认真听后说了句话，让阿甲一直记在心里。这句话是：“对待同志们，政治上咱们得大度点，艺术上可得严格把关。”

毛主席为延安平剧研究院题词“推陈出新”，更成了阿甲终身的艺术追求。

这期间，阿甲有幸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被延安的老同志赞誉为“中国共产党研究京剧的头牌创始人”。

新中国成立后，阿甲任文化部戏曲改进局艺术处副处长，1951年出任中国戏曲研究院研究室主任。1955年开始担任中国京剧院总导演，后来兼任京剧院副院长兼艺术室主任。

1963年，文化部将改编沪剧《红灯记》为京剧的重任，交给阿甲完成。

红灯，是剧中的一个道具。《红灯记》主要讲述北满地下党员李玉和一家为抗联传递密电码与日寇殊死斗争的故事。

阿甲深知，传统京剧程式化的表演，很难以承载现代革命主题的厚重。

他与剧作家翁偶虹合作，但两人风格迥异：翁偶虹文风清丽，阿甲则坚持革命叙事的激昂。几番争论研讨后，阿甲独力调整剧本，将主角从李铁梅转向李玉和，强化其“浑身是胆雄赳赳”的英雄气概，并借鉴翁偶虹初稿中“临行喝妈一碗酒”的悲壮场景，最终完成剧本重构。

阿甲不仅是编剧，更以导演身份革新表演。

他大胆启用新人：让青年演员刘长瑜饰演李铁梅，以青春气息打破传统老旦形象；安排演员高玉倩从青旦转型为李奶奶，用大嗓唱腔凸显革命母亲的坚毅；让老艺术家袁世海以“活曹操”的功底，将日寇宪兵队长鸠山的阴险刻画入木三分。

在《红灯记》唱腔设计上，阿甲与表演艺术家李少春联手共创经典。

原剧本中，李玉和受刑后不再有戏份，李少春提议增加“痛斥鸠山”段落。阿甲觉得十分恰当并立即采纳，随即设计出“快板”唱段，以“仇恨入心要发芽”的爆发力，展示革命者的不屈不挠。

阿甲编写的这些唱词，既保留着京剧韵律，又融入了时代呐喊，很快成为千家万户传唱的红色旋律。

凝结着阿甲创作心血的现代京剧《红灯记》1964年首演即轰动全国，赢得毛主席、刘少奇、周总理的高度评价。许多京剧界同行和专家认为：“《红灯记》是京剧表现现实生活的里程碑之作。”

动荡岁月，“旗手”将《红灯记》的改编创作据为自己的政绩，要求阿甲否认创作权，承认与己无关。阿甲断然拒绝：“我亲手编导的戏，怎会无关？”

于是遭批斗、点名批判、下放干校，甚至被污为“反革命”。面对威胁，阿甲被迫写下数十份“检查”，却始终坚守事实，不肯低头。

1970年，京剧《红灯记》被拍成电影，成为“八大样板戏”之首，而阿甲的名字一度被抹去不提。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阿甲终获平反昭雪。

重新恢复工作后，他历任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所顾问，中国京剧领导小组成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博导、文化部京剧振兴指导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文联副主席等职。

八十年代以后，阿甲不顾年老体弱，积极指导和帮助江苏的昆剧、京剧团体排演《烂柯山》、《李慧娘》等剧目。在国内演出获得很大成功。

1990年，现代京剧《红灯记》复演，82岁的阿甲到场观看并在演出结束登台谢幕，赢得如潮掌声。

许多观众涌到台前，高声呼喊“阿甲，阿甲！”、“阿甲，你好！”、“阿甲身体健康！”

观众不仅致敬红色经典，更致敬这位“中国戏曲导演擎旗人”的铮铮风骨。

1994年，阿甲在无锡病逝，享年88岁。临终前，他留下遗言：“中国戏曲要发展，不能停留在对前人的模仿，要创造发展。”

（阿甲在《红灯记》复排现场作指导）

（晚年阿甲）

如今，京剧《红灯记》的艺术生命仍在继续，而阿甲以生命践行的“推陈出新”，依然照亮着传统戏曲的革新之路。

阿甲的一生，也很像一盏红灯——在战火中点燃，于逆境中坚守，终以艺术之光穿透时代阴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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