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1月，时年88岁高龄的邓小平同志到南方视察，此时陪同小平同志一起考察广东的，是1991年刚刚担任广东省委书记的谢非。

小平同志看到广州、深圳、珠海等地的发展情况后表示满意，情绪很高。

他对谢非、陈开枝等广东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同志说：

1984年我来过广东，当时农村改革搞了几年，城市改革刚刚开始，经济特区才起步，8年过去了，这次我来看，深圳、珠海特区和其他一些地方发展得这么快，我没有想到。看了以后，信心增加了。

在从深圳前往珠海的快艇上，小平同志听取了谢非关于广东发展情况和未来发展计划的汇报。

他戴上眼镜仔细端详着广东地图，对谢非说：广东要再上几个台阶，力争用20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

谢非（左）与小平同志

谢非向小平同志表示，广东要在21世纪初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是中国第一次有地方领导同志向邓小平提出本地区实现现代化的时间表。

小平同志十分高兴，情不自禁地用乡音说：“要得，要得！”

小平同志的殷切嘱托，成了谢非一生中最大的心愿，也成就了他为广东省发展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谢非心里明白，当时的广东和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等亚洲发达经济体相比有很大的差距：1991年，广东全省GDP才不到1900亿，人均GDP2900多元。

韩国的面积只有广东的60%左右，人口约为广东省的66%，1991年GDP3300亿美元，约合1.75万亿人民币，是广东的9倍多，人均GDP约合4.1万元人民币，是广东的14倍。

到人均收入方面就差得更远了：当年广东省城镇居民人均收入2752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才1143元，而韩国的人均收入早已超过了2000美元。

80年代的广东街头

在经济最发达的广州市，企业职工一个月收入400元就是非常体面的收入，可是跟韩国相比确实差得太远了。

有差距才有动力，小平同志对广东有期待，证明他看好广东的未来，对广东6500万人民有信心！

因此，谢非信心十足地向全省党员干部和群众吹响了奔小康的动员号角：小平同志南巡将对广东产生重大影响，我们要开足马力，不负小平！

1932年11月，谢非出生在广东省陆丰市陆河县河口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他7岁时日寇侵占了广东，眼看鬼子在陆河到处烧杀抢掠，动不动就抓丁抢粮，大好河山化为丘墟，小小年纪的谢非深感只有国家强大了才能不被外国人欺负，心中埋下了革命救国的种子。

1947年11月，谢非正式参加革命工作，先后在家乡河口镇、陆河县上步镇任“民运员”，在广大乡村里宣传党的革命政策，动员农村青年参加革命。

当年陆丰的革命队伍

当时广东全省依然被国民党所占据，闹革命要冒掉脑袋的风险，但谢非机智勇敢，与国民党的警察、保安团斗智斗勇，多次化险为夷。

有一次，谢非在河口镇北溪村召开镇党委干部秘密会议，正好遇到一队国民党士兵进村“清剿”，情况十分危急。

在得到情报后谢非不慌不忙命令其他同志先撤离，自己戴上斗笠，脱了鞋子，拿着镰刀就走进后面的农田里开始割稻草。

国民党士兵端着枪走过田埂，看到有个人背对着自己，不紧不慢地干着活，不禁心中起疑，狐假虎威地大喊一声“喂，干什么的！”

谢非慢悠悠地转过身来，看见敌兵拿枪对着自己，忙弯腰鞠躬，然后举手指着自己的嘴巴，“阿巴阿巴”地响了几声。

这时旁边有个老伯走过来说：“老总，这后生仔是个聋子加哑巴，听不见的。”

陆丰革命老区纪念碑

敌人虽然将信将疑，但又不想踩进全是淤泥的水田里脏了鞋子裤子，便骂骂咧咧地走了。

1949年10月广东解放，谢非积极投身到陆丰的土改运动中，短短一两年间，他的足迹从陆河出发，走遍了陆丰的山山水水。

每到一村，他首先进到每家每户了解土改政策落实情况，用实际行动带领乡亲们发展生产，解决生活中遇到的困难。

因为土改工作出色，他又相继担任陆丰县县委宣传部部长、县委书记，发起创办宣传革命文化作品的《陆丰文艺》并亲任主编。

从1960年代开始，谢非调任中共中南局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兼中共广东省委主办的《上游》期刊编辑。

由于谢非长期在宣传口工作，积累了丰富的思想工作经验，改革开放之后，他被任命为广东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兼省委秘书长、省委党校校长。

年轻时的谢非

至此，谢非正式成为省领导班子成员，并于1991年在老书记林若转省人大主任后成为新任广东省委书记。

经过半年多的酝酿，1992年7月1日，广东省委、省政府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加快广东发展步伐、力争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的请示》。

为了实现20年追上亚洲“四小龙”目标，谢非牵头省委、省政府制定了“三个三工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法治和廉政监督三个机制，强化农业、交通能源通信和教育科技三个基础，实现产业结构、生态环境和人口素质三个优化。

许多谢非时代的广东地方干部都说，谢非是个不喜欢讲“空话”、“套话”、“官话”、“废话”的人，他喜欢实干。

1988年9月，谢非到家乡陆河考察，现场给县委、县政府班子出主意，拿方案，他说：

近期目标要实事求是。山城嘛，不要搞“大而全”，要搞“小而精”，搞有特点的。一切从我们的实际需要出发，从我们的经济实力出发，从经济发展情况出发。

谢非陪同小平考察广东

为了让城建方案匹配陆河的实际情况，他考虑得很细：

要按照山区城的特点，把方向定好，窗户、门尽可能向东南，然后就是通风问题，有钱就搞窗纱，防止蚊子进来，基本上不要搞空调，不要去学大城市，让人们一到这个地方就可以享受到自然的氧气。

据当年曾任深圳市市委书记，后来担任过湖北省副省长的厉有为同志回忆，谢非曾经和自己分享工作心得，那时谢书记生动地说：

凭我多年的经验是多做少说，或者只做不说，我们广东有个说法，叫做“生出孩子不取名”。这样做不是想隐瞒什么，不是想干什么不正当的事，也不是害怕，是为了减少在改革中的阻力，减少不必要的争论。

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目标有了，具体怎么做呢？当时的广东拥有两大优势：一是改革开放先行一步，二是毗邻港澳、侨胞众多。

基于这两点，谢非带领省委班子开动脑筋，千方百计地加强粤、港、澳经济合作以及国际交流，到1990年代中期，广东全省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格局初步形成。

给地方促发展提要求，想办法

他在任期间，重点抓深圳、珠海、汕头经济特区及顺德市的综合改革试验，以建设珠江三角洲经济区为龙头，带动全省经济发展。

沿海要发展，山区也不能落下，在他的倡导下，粤北、粤西山区因地制宜地开放、开发，大力发展"三高"农业，兴修水利和造林种果，改善山区交通条件；

在粤北的韶关、清远一些不适合发展生产的石灰岩地区，果断统筹实行移民扶贫等措施，缩小富裕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差距；

1987年，军人出身的任正非在深圳市的一户单元房内创立了华为公司，5年多之后，这家当年的“独角兽”公司意外地被谢非“挖掘”了出来。

当时，谢非认为广东的“三来一补”贸易已缺乏进一步发展空间，应当着力发展高科技产业，便带队到珠三角各城市考察当地科技企业发展情况。

他走进华为公司等企业后大为震惊，没有想到深圳还藏着这么一批搞高科技的公司，当即拍板，决定1993年6月底在深圳召开“珠江三角洲地区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座谈会”。

谢非在企业考察

这次会议谢非亲自参加，现场问政于深圳当地企业家，制定了鼓励高科技企业的一揽子政策措施，对广东和深圳高科技产业发展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从1993年开始，华为在企业注册、土地审批等政策上全面“过关”，迎来了创业以来的第一个高速增长期。1993年公司销售额达到4.1亿，1994年8亿，1995年15亿，1996年26亿，年均增速达到了200%以上。

要发展就必须要改革，诸如深圳农村股份合作制改革、广东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宝安撤县建区改制等举措，但凡是有利于搞活经济，改善民生的，谢非大多予以坚决支持，有的亲自参与推动。

对于广东发展市场经济，谢非认为，不要随意贴上姓“社”还是姓“资”的标签，因为大家都在探索，市场经济前面要有四个字：社会主义。

广东全省消灭绝对贫困战役的胜利，在谢非时期就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随着广东经济的发展，一些资本主义腐朽的价值观和不良的社会风气趁虚而入，党员干部面临反腐败、拒腐蚀的重要任务。

谢非在广东农村

谢非坚决反对贪污腐败，早在提出“三个三”战略时，他就对第二个“三”的“民主法治和廉政监督”重点解释说：

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反腐倡廉的工作特别重要，事关党和国家的兴衰成败和生死存亡，又特别艰巨，有大量工作要做，所以我们把它相对独立地提出来加以强调。

1990年8月，广东发生了轰动全国的“高森祥”案。

经查明，时任中信实业银行深圳分行行长（副厅级）的高森祥，在1986年6月至1990年7月间，利用职务之便受贿港币172.3万元，人民币63.03万元，美金5000元，数额特别巨大，情节十分恶劣。

案件发生后，谢非极为震怒，在他的亲自过问下，1991年12月24日深圳市召开了有6000多人参加，电视实况转播的公判高森祥大会，公开宣判并将高执行死刑。

在高森祥被枪决的同日，曾任英德县公安局局长兼党组书记的张文列也被执行死刑。

张文列被捕

张文列胆大妄为，嚣张跋扈，甚至自称"华南虎"，在当时并不发达的英德县任职3年间先后贪贿财物折合人民币51.7万多元、港币6.39万元，成为影响极为恶劣的公安局长贪腐事件。

腐败的“老虎”要严肃处理，对于堕落的国“苍蝇”也同样予以严惩，叶树章、汤伯亨、吴应伦等人在担任国企负责人期间贪污公款，甚至挪用公款去澳门赌博，案发后均被处以死刑。

1992年5月，谢非在广东省“反腐保廉”工作交流会上严肃地告诫同志们：

高森祥等几个反面教员，尽管所从事的职业和担任的职务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利用了我们制度上的某些漏洞作案……制度上产生漏洞，客观上给了腐败分子可乘之机。

提到“反腐保廉”四个字，也是谢非的“创见”。当时主流媒体及中央提出“反腐倡廉”，谢非则认为“反腐倡廉”的口号资本主义国家也一直在提，并不能真正地体现共产党人真实的诉求。

因此，他在省内提出了“反腐保廉”的口号。倡者，倡导建设发扬者也，保者，原有之坚持继续持之以恒也。

90年代的深圳

一个“保”字，进一步体现了党执政为民的本质和清正廉洁的自信。

1998年3月谢非调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时，当年广东的GDP已增长到8600亿元，追到了韩国的约27%，继1997年之后，1998年全省人均GDP再次超过万元大关，达到10900元。

这一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为8766元，农村居民人均收入3513元，比1991年时增长了218%和207%。

谢非在广东省委书记任上7年，敢担当，有作为，推改革，反腐败，改善民生，发展经济，在他离开20多年后，家乡父老在提到他时依然忘不了说一句：

“谢非同志是位好书记！”

江泽民同志与谢非的工作联系发生得很早。

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时，在广东视察并陆续发表讲话。小平同志的讲话稿由广东省委的同志白天录音，晚上整理，然后再由谢非亲自给江同志打电话，安排省委办公厅和省机要局的同志一起送去江同志的办公室。

江泽民同志与邓小平同志

1994年，江泽民同志视察深圳，明确提出支持经济特区的“三个不变”，即党的全面领导不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变，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变。

当时，全国企业的所得税税率都是33%，而深圳的15%是唯一的例外，江同志考察结束后，国务院办公厅发文要深圳取消15%的所得税，跟全国统一实行33%的税率。

谢非和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联名上书中央，提出这个文件不应执行，因为如果党的基本政策变了，给世界的印象是负面的，是向后转。

谢非等人的上书得到江同志重视，他亲自出面要求国办的文件暂缓执行，后来又撤销了这个文件。

整个90年代，江泽民同志十分重视广东这个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几乎年年都到广东考察并听取领导同志关于促改革强发展的意见。

有一年江同志视察深圳，题词“再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但谢非考虑再三，第二天早上又找到江同志说：广东现在已经有优势了，用“增创新优势”比较合适。

江泽民同志为深圳题词

江同志说：“好，就照你的办法讲”，于是题词就调整为了“增创新优势，更上一层楼”。

多年后，江同志在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审议中又提到了这段往事，代表们爽朗笑声的背后，是对谢非深深的怀念。

由于工作原因，谢非经常要到北京开会，有一次他找到深圳的服装厂，提出要做一件便服式的皮上衣。

老板一听是谢非要做衣服，果断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我们的今天，首长做的这件衣服我们送了。”

可是谢非执意不肯，通过秘书和警卫几经周折，最后还是通过深圳市委如数把钱给了老板。

1999年10月27日，谢非因白血病在广州去世，时年仅67岁，他一生为人正直，光明磊落，发的工资一小部分给母亲买东西，大部分分给了家乡的困难乡亲，因此去世后家无余财。

他在任广东省委书记时弟弟上门拜访，发现家里除了基本的家具和生活用品几乎几乎什么也没有，所穿的衣服，用的毛巾都用了很多年。

谢非在陆河的故居

谢家的饭桌是一张老旧大理石桌，凳子是乡下才能见到的长条凳，估计是他从陆丰带到广州的，电视是一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

因为谢非自己会理发，便买了一套理发工具，从此家里人的头发都是他理的。

谈到这位书记哥哥的家境时弟弟唏嘘不已：“我当时家里的情况都比他强多了。”

谢非从事革命和建设工作50多年，任副省级干部十余年，任中国经济第一大省的“一把手”7年，副国级干部2年，去世以后家里生活拮据，靠妻子彭玉贞的微薄收入难以维系，最后实在没有办法，只能找到省政府寻求帮助。

江泽民同志听说谢非家中的情况后十分感动，当即批示要广东省政府酌情予以照顾，想办法保障谢非家属的生活。

在回顾谢非一生贡献时，江同志动情地对彭玉贞说：“谢非同志身处沿海，一尘不染，很是难得。”

共产党员的本色是为人民服务

这是江同志代表党、代表人民对这位为了广东革命和建设事业奋斗了大半生的老党员、老干部的最高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