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社会，65岁及以上的人口接近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他们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又会面临怎样的问题？
根据国际社会标准，这一人口比例超过7%即为老龄化社会，超过14%即为深度老龄化社会，超过20%叫做超老龄化社会。而截至今年9月，日本这一比例已接近30%，为历史最高，80岁以上的人更是首次达到10人中就有1人。毋庸置疑，日本已是全世界老龄化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与此同时，我国也在老龄化的道路上不断加速。截至2022年底，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4.9%，预计在2031年左右会进入超老龄化社会。这意味着未来中国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老龄化挑战。
因此，人们需要对老龄化社会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并提早制定应对方案。为此，我们邀请旅日作家苏枕书撰写此文，分享她多年在日本京都生活的所见、所闻、所感。他人之事，我事之师，日本政府、民间围绕着老龄社会的种种问题而做出的举措和努力，甚至失误与教训，都值得作为镜鉴。
老龄化不断加速的社区
自2009年秋留学京都以来，我一直住在京都大学附近，前后搬过五次家。2022年初春的那次搬家后，第二天一早，我就遵照网上的“搬家礼仪教程”，带着网购的小盒礼物去跟左邻右舍打招呼。盒内装有保鲜膜、抽纸各一，总价不超过1000日元（约合人民币50元）。
教程上说，打招呼的基本范围是“对面三家，左右二邻”，因为平常抬头不见低头见；如果屋后有人家，最好跟正后方与左右两家也打一下招呼。
摁门铃，对方开门，我毕恭毕敬奉上礼物，说自己是新搬来的人，住在某处，以后请多关照。前后一圈转下来，有人家已改成民宿，不定期入住背包客；有人家岁数大了，搬去了东京跟儿子住。剩下的几户，多数住着老年人。
左邻是一位养了一只比格犬的老太太；右邻是一对退休了好几年的老夫妇；屋后的左邻是一位瘦小的独居老太太，对我上门打招呼似乎很意外，扶着助步器连连道谢，说我已经太老了，帮不上年轻人什么忙了；屋后的右邻是一对老夫妇，说今后恐怕要把房子卖了，住到养老设施去。一年后，收到他们放在信箱里的手写书信，说近期要解体房屋，噪音会多有打扰，十分抱歉。果然，没过多久，小楼消失了，留下一块平整的宅基地，插了出售的招牌。
右邻老夫妇很热情，问我要不要参加町内会，又说一年会费三千日元，不加入也没关系，因为“我们町内现在老人家居多，没有多少面向年轻人的活动”。
“町内会”是日本的基层自治组织，以日本行政区划末端的“町”为单位，组织町内住户加入，共同维护社区日常秩序。近年，由于独居住户增多、年轻人观念变化等原因，全日本参加町内会的比率逐年降低，平均在七成左右。一位老师曾建议我无论如何加入一下，“体会日本基层社区的运营方式，就当田野调查”。于是我当场告诉右邻，说请允许我加入。
就这样，接下来，每月都有几天，我会在家门口或自行车筐内发现一个防水文件夹，里面是右邻送来的町内传单，我需要确认传单内容后，在下方的签名栏内钤盖名章，表示阅毕，再传给左邻，町内的讯息就是这样顺次知会。
有时遇到台风警报，町内会会长——一位举止优雅的白发老太太，会挨家挨户亲自给我们发放消防厅的台风防灾讯息，吩咐我们及时收起屋外的花盆与杂物。
文件夹内的传单有的是京都市下发的生活资讯，也有派出所或消防局发放的安全须知。“冬季火灾高发，住宅火灾死者约七成为65岁以上的老年人，务请小心使用电气制品”，“本月一日，附近小公园免费举办老年人牙齿健康会，本社区经验丰富的牙医为您贴心服务”，“健康长寿沙龙，活跃头脑，锻炼身体，欢迎参加”……确实很多关于老年人的活动。
搬家后，我订了《朝日新闻》，早晚两份，送报纸的都是附近打零工的中老年人。每到月末，有人上门收报纸费，先后换了好几位，看起来平均年龄至少六十多岁以上。早报里头总夹着一叠本地广告，附近超市的打折信息、寿司外卖单、贵金属回收广告之外，多数与老年生活有关：
“急求二手房，安全安心，迅速签约。”针对想要处理长辈旧屋的子女。
“高价收购奶奶、妈妈的和服。”“遗物整理，请交给专业的我们。”也是为处理长辈遗物的子女提供方便。
“24小时专业护理，宽敞花园，精致饮食，安全安心的老年设施。”往往是私立养老院，价格不菲，每月费用约28万日元（约合人民币1.4万元）。
“想在京都长眠么？葬礼、墓地、供养……一条龙服务。”“好消息！墓地限期大减价。”总算曲终奏雅。
只要稍加留意，就能清楚感受到附近住户的老龄化程度。几乎每天出门，我都能看到外面停着“高龄者专门宅配便当”的电动车。这是日本各地面向独居老人的外卖服务，由民间饮食业、地方政府、非盈利组织等多方合作，全年无休，负责送餐上门，同时确认老人健康状况。各家便当价格略有不同，由老年饮食营养师监制，每餐基本在350日元至500日元之间（约合人民币17.5至25元），对低收入群体有一定补助。
还经常看到“通所介护”（当日往返老人看护设施的服务）的专用车停在路边，护理员将老人抱上车或抱进家门。这是目前很受日本老人欢迎的护理方式，费用也远低于长期入住养老院。平时原则上住在自己家里，每月选择几次“通所介护”。专业护理员上门将老人接至看护设施，为之检查身体、洗澡、理发等等。设施内有各种文化娱乐活动，是老人重要的社交场所。当天，老人会被送回家中，回归熟悉的生活环境。
我的朋友川端女士曾做过几年访问护理员。她生于1960年代初，大学毕业后在教培机构工作了很多年，一直未婚。2006年，教培机构因少子化而倒闭，她考了护理师资格，进入了当时被认为很有前途的养老行业。
她好几次跟我感慨，没想到教培行业凋零得那么快：“没有孩子，什么法子都没有。未来是属于老年人的。”
忙于“终活”的老人们在变得更老之前把自己的房产和物品及时处理掉，对于日本老人来说，是非常理想的选择，也被认为是不给子女添麻烦的负责做法。日本最常见的独栋“一户建”不具备保值功能，新屋一旦售出，成为二手房，价格就直线跌落。若是住了一定年头，建筑市价等于零，只有土地还能卖钱。想要卖出稍微好点的价格，非得彻底翻修、或干脆拆除卖地不可。但无论是翻修还是拆房，都需相当一大笔费用。因而很多日本人都将这类不具保值功能的旧房视为“负面资产”，最近甚至出现了一个热门词，“実家じまい”，意思是处理老家。“以后老家的房子怎么办？”是很多日本人切实头痛的问题。对于中青年而言，处理父母辈的房产和墓地是麻烦事；对于老人们来说，如何妥善安排身后事也格外值得关注。这就是流行了好些年的“终活”——“为了人生终点的活动”。具体而言，有订立遗嘱、清理物品、处理财产关系、是否选择病重时不过度抢救、葬礼找哪家公司、墓地选在何处……有趣的是，这个词和“就职活动”的略语“就活”发音相同，似乎意味着好好告别和找到工作一样难。我的花道老师最近也常提起“终活”。她年近八旬，丈夫已去世，儿女在外地生活，均无意继承家中近百年历史的老屋。老屋有些地方年久失修，但老师总是说，“楼上房间东西太多，要先处理了，才能修房子”。有时，老师会精心挑出自己的和服，送给她认为适合穿的学生。有人道谢收下，也有人面露难色，说实在没有什么机会穿，这么好看的衣服，您应该自己留下来。老师就笑笑：“我现在就是要慢慢地把东西都清理掉，不知道还来不来得及。”京都二手和服市场很兴盛，各种价位的都有，市集上甚至有论斤卖的旧和服，这些多数来自老人家的库存。日本最大的二手网站“mercari”（メルカリ）上也有大量布料，标注“从奶奶柜子里收拾出来”，或“妈妈以前囤的”。
“老后2000万日元问题”当然，有余裕思考“终活”的群体，毕竟还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但不是所有人都有这样的资格。2019年6月初，日本金融厅经过长达9个月的12次讨论，公布了《高龄社会的资产形成与管理》报告。报告的结论是，“安度晚年至少要准备2000万日元资产”。也就是说，日本政府承认年金等公共养老制度无法兜底，随着高龄少子化的发展，养老金很可能进一步下调，呼吁国民“自助”。然而，早在2004年，日本政府曾推动年金制度改革，提高保险金，名曰“百年安心计划”。“老后需要2000万元”与政府当初宣传的“百年安心年金制度”显然矛盾重重，这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被称为“老后2000万日元问题”。在野党纷纷批评“政府已放弃公共责任”，“百年安心年金制度是骗人的吧”，“超高龄社会的应对方法与年金制度问题绝不可混为一谈，这言行让公众对年金深感不安，罪过很大”。网上也一片批判，年轻人表示“从现在起不吃不喝也攒不出这么多钱”，“既然养老金肯定赤字，那我们现在为什么还要交养老保险，反正以后肯定轮不到我们”。当时的首相安倍晋三很快出面强调，金融厅的报告有不正确和招致误解的内容，“年金百年安心，并不是骗人的”。最终，金融厅不敌压力，撤回了报告。然而那之后，社会上关于老年贫困、晚年存款不足的危机感却越来越强烈，相关讨论也非常多。还有一则信息可以配合参考。根据文部科学省改订的《学习指导要领》，日本的小学、初中、高中相继从2020年、2021年、2022年开始导入金融教育的必修课，逐步培养青少年的金钱感觉和理财能力。读书应试早已不是学校教育的唯一目的，还要教会孩子们如何在危机重重的世上生存下来。
等待公交车的老人们
老而无休
既然平均寿命的提高和国家养老金的枯竭意味着人们需要自己想办法存更多的钱来养老，那么延迟退休和退休后再就业也无法避免。近年来，日本将退休年龄从55岁陆续上调至65岁，同时鼓励人们推迟领取养老金。2021年起，厚生劳动省修改《高年龄者雇佣安定法》，规定企业有努力义务，确保劳动者70岁前的就业机会。多数企业引入续聘制，也有少数企业废除退休制，或将退休年龄调高至70岁。面对这种情况，日本学者专家虽一直强调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工资，降低税金，让老年人可以有选择不工作的晚年，但老而工作、越来越老的现实却没有任何改变。在发达国家中，日本老年人就业率仅次于韩国，高于美国，远高于欧洲各国。就业群体中，65-69岁占50.8%，70-74岁占33.5%，皆为历史最高值。近来，家附近的修道院打印机坏了，决定更换新品。打印机公司派来两位工作人员，领头的年过八旬，另一位六十多岁。八旬老人右手颤抖得厉害，左手时不时拿手帕擦汗，身体也颤巍巍。但他应答如流，对打印机的一切无不精通。我起先很担心他站不稳，渐渐地被他诚恳可靠的态度吸引。最后谈定报价，八旬老人说：“我负责这一片区域的打印机已有几十年，今后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找我。” 又指指身边显得非常年轻的同伴笑道，“如果我不在了，还有这一位。”目前，像日本交通引导员、公寓保安等行业的老年从业者非常多，约半数超过60岁，80多岁的也有不少。有人是生活所迫，也有人是想攒点零花钱。
日本街头很常见的交通引导员，老年从业者非常多
和老年人们在一起我和川端女士住得不远，几十年来，她和同样未婚的妹妹一起租住在超市附近的小公寓里。我曾去她家做客，屋子布置得很温馨。最近，她将年迈的父母从老家接来京都同住，和妹妹一起照顾。她父母选择在家中养老，并未入住专门的养老机构。她说，一方面有经济考虑，一方面也因为她学过专业护理，想尽量让父母在熟悉的环境里度过晚年。据厚生劳动省的调查，日本家庭内部的照护责任多半落在妻子、女儿和儿媳身上。当被照护者是65岁以上群体时，照护者的年龄超过半数都在60岁以上。这叫做“老老照护”，是日本十分常见的情况，川端女士家就是如此。近年，日本加大力度引进外国护理人才，自2017年起专设“介护”这一新的在留资格。外国人若考取日本的“介护福祉士”资格并顺利就职，即可获得这一身份。但事实上，资格考试对外国人来说难度很高，护理职业的收入也不够吸引人。近年，有关引进外国人才、缓解老龄化难题的讨论在日本很常见。无论保守派多么反感外国人破坏了日本的文化和治安，人手奇缺的农林、制造、护理等行业都很依赖外国劳动力。很久没有在修道院看到山崎女士，我正担心她是否习惯京都的严寒与酷暑，忽而收到她的邮件。她说，最近半年都在东京陪伴90多岁的老母亲。母亲住在东京的养老院，身体日益虚弱，院方通知她早作心理准备。她和其他家人从各地赶回东京，每天去院中探望。母亲有严重的认知症，不记得前一天发生的事。一个多月后，她的母亲在家人陪伴中去世了。2023年9月初，修道院干事会开始为堂区内的老人准备敬老节的祝福卡片。有人就“老年人”的定义提出疑问。若按法定的65岁来算，那堂区内大半平信徒都属于老人。一位刚过70岁的干事说：“我觉得自己还年轻，不想被当成敬老对象。”最后，干事会决定，将祝福卡片的赠送对象定为70岁以上的群体。敬老节前夕，我去花道老师家上课，顺便祝她节日快乐。她给我看从岚山法轮寺请回的茱萸袋，说是新历9月9日重阳节法会上所得。日本传统节日多数径将旧历改为新历，不过她说自己小时候，京都还有不少人家过农历九月九日的重阳节。那茱萸袋是红布缝制，小小的，里面盛了山茱萸的果实，袋口束起，装饰一束布制菊花。老师说：“本来应该佩戴着它去爬山，不过我爬不动了，就在家里楼上走一圈，也算登高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