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较早、线路最长、工程量最大的运河之一，它是古代中国人民辛勤劳动和聪明智慧的结晶，也是中华民族科技不断创新的结果，在中国历史上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可谓是一条政治之河、军事之河、经济之河，更是一条文化之河。但这就意味着它没有缺点吗，当然不是，大运河的弊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耗费大量人力物力

大运河的开凿需要巨大的人力物力投入，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许多人被迫从事这项工程的建设，导致社会不稳定。在隋朝时，杨皇帝强迫310多万隋朝的奴隶和罪犯建造大运河，其中250万人因劳累过度和疾病而死亡，最终爆发隋朝末年农民大起义。

二、环境破坏

大运河的修建需要大量的土地和水资源，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破坏。同时，大运河沿线的城市也因为人口密集和工业污染等原因而受到影响。例如，为获取水源以维护河道通畅，人为改变原有自然河道的流向、流量甚至流经区域，筑堤坝、建水柜等拦水、储水工程设施，这些都改变了区域的生态平衡。

由于过度开发和不合理利用，大运河的湿地、植被等生态系统遭到了破坏，生物多样性减少。同时，一些外来物种的入侵也对本地生态系统造成了威胁。以鳝鱼为例，鳝鱼数量大且繁殖能力强，繁殖速度非常快，而且容易与当地鱼类竞争食物和栖息条件，对当地生态造成很大的影响。鳝鱼的危害体现在其过食其他生物的卵和仔鱼，从而影响到其他鱼类的增长和繁殖，造成原有河道生物多样性的下降。

“运河之都”济宁位于京杭大运河中段，因为地处山东丘陵地带，所以也是整条大运河河道海拔最高的地区。由于会通河全段地势落差大，进入河道的水量有限，无法达到整条河道的航运水位，所以就通过很多坝闸把河道分成一个个的小河段，通过船闸的联动控制，让船只一步步地爬升，翻越山东丘陵的至高点，再进一步送到最低点。当时整个会通河建造的船闸达45个之多，每一次开闸关闸，都需要耗费人力支撑。

三、安全隐患

大运河的水流湍急，船只通行不便，容易发生事故。同时，大运河也成为盗匪活动的重要通道，给社会治安带来威胁。

明清时期，常有盗贼在京鲁运河沿线出没，威胁往来粮船、官船、民船的航行安全，对民众生活、地方秩序和漕运畅通造成负面影响。京鲁运河盗贼来源广泛，其形成的原因，既与不同人群面临的生活困境有关，也与运河沿线的经济、交通和环境有关。明清时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防治京鲁运河盗贼，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因为各种因素的存在，京鲁运河盗贼始终未能根除，成为沿河地区社会治理的一项难题。

这其中有的是偷抢粮船，嘉靖三十二年（1553），有盗贼李自名等在济宁等地，“剽卤漕粮船只，杀伤运军”。万历十六年（1588）春，有盗贼在石佛闸劫掠粮船，“戊戌，至石佛，盗劫运舟，杀一人，伤一人”。崇祯三年（1630），萧家林至张家湾运河沿线居民与拨船船户串通盗窃粮船漕米。

有的是偷抢官船，万历初年，运河大盗陶文、赵三等在七级闸抢劫千户安国官船，抢去官银一千九百余两。万历二十七年（1599），有盗匪在漷县盗劫刑部官员熊履初船只并杀伤家属。崇祯元年（1628），广德州州判某某走运河水路运送颜料银进京，行至济宁附近遭遇盗贼，被抢去官银。

还有的偷抢民船，顺治元年（1644），峄县生员郑闳中一家乘船至微山湖避难，遭遇盗贼伏击，其妻邵氏遇害。道光十四年（1834）十月初五，十余名盗贼在故城县二望地方抢劫广东贡生刘光桐船只，砍伤其家人，劫去纹银四百两、铜钱十余串以及手钏、布匹等物。咸丰三年（1853），有南皮、盐山两县生员、童生从天津应试返回，船至沧州时遭遇盗贼打劫。

大运河周边盗贼生成的原因有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两方面。明清漕运军丁差役繁重、入不敷出，甚至破产，负担过大。这是导致部分军丁在运粮途中偷窃、抢劫的直接原因。寻常百姓通常安分守己，但灾害连年、青黄不接时，沿河地区也有贫困百姓因饥寒交迫而沦为盗贼。间接原因是，明清时期大运河沿线人口稠密、商业发达、经济繁荣，多富庶之地，有较为充裕的钱物可资偷抢，故容易招引盗贼。

四、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大运河的漕运可能阻碍某些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而遏制商品经济的发展及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此外，因运河而兴起的“运河城市”的繁荣往往是畸形的，这些城市的繁荣更多是基于政治原因，而非经济自发发展，因此可能随着大运河的衰落而衰落。

比如，临清市是山东省境内一个县级市，位于河北省交界地区，隶属于聊城市管理。从经济实力、历史文化等各个方面来说，临清市在山东省内并不算出色。但是，这仅仅是临清市现在的样子。在明清统治时期，外国使臣曾经称临清“虽不及苏、杭，亦甲于山东，名于天下矣。”

这是因为，元朝建立以后，出于各方面的考虑，确立元大都为首都。元大都就是现在的北京，为了保证首都粮食供应，元朝修改了大运河的航道。大运河从江南通过江淮地区以后，直接进入山东、河北等地，然后前往京城。随着大运河航道的变化，山东省的临清州迅速崛起。临清州成为北方地区的货物转运中心，城市规模迅速扩大，经济持续上涨，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在明清统治时期，临清州达到了鼎盛阶段，关于临清州繁荣景象的描述比比皆是。在小说《金瓶梅》中出现了关于临清州城市格局的描述：“到了临清，这临清市上，是个热闹繁华大码头去处，商贾往来之所，车辆辐辏之地，有三十二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明朝南京刑部尚书王世贞，曾经在山东省工作，称赞“临清大贾沃饶，舳舻以千计。”

进入清朝统治的后期，大运河出现了河堤年久失修、河道淤泥增多等问题。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大运河更是遭到了很大的破坏。由于财政入不敷出，清朝根本没有足够的财力治理大运河。与此同时，随着科技的发展，为了解决粮食运输问题，清朝开始采用“漕粮海运”。江南地区的粮食，通过海船运输，直接运往天津港。大运河陷入了半闲置的状态，地位进一步下降。严重依赖大运河的临清州，开始迅速衰败，各地的客商们陆续撤离，很多商铺关门大吉。在此之后，临清州进入了“寒冬时代”，农耕再次成为了临清人的支柱。在近现代历史上，我国经历了军阀混战、抗日战争等一系列的动荡阶段，复兴大运河根本就无从谈起。至于临清州，逐步衰落成为一座很普通的北方小城，再也没有恢复到昔日的辉煌。

尽管大运河存在这些弊端，但它在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它促进了南北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对古代中国的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现代社会也在努力通过科学管理和保护，减少大运河的负面影响，发挥其更大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