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陕西、湖南的马援后人齐聚一堂祭奠祖先。这位享受香火的东汉名将，以平交趾、立铜柱的战功闻名。但该事件在不同年代的文献中记录各有出入。甚至连地点都飘忽不定，忽在北越、忽在南越，甚至还出现在蜀、滇、桂等区域。

那么，马援铜柱到底为何呈现出如此薛定谔的叠加状态呢？

主流历史中马援的功绩 主要发生在岭南地区

在传统文人的认知中，马援立铜柱有如此用意：

1 彰显大汉天威与军功

2 震慑与教化蛮夷

3 令其不敢造次

4 顺便标记疆界。

然而，如此意义重大的事件，在年代距离最近的《后汉书》中竟然只字未提！

稍晚，西晋人张勃写《吴录》才有提及：西属（通“屠”）国 ，人自称汉子孙，有铜柱，云汉之疆场之表。

到唐朝时成书的《晋书》也载：日南郡象林县有铜柱，汉置此为界。

只不过这些著作都未明确铜柱由马援所立。

反映马援与二征交战的画作

有关马援立铜柱的明确记载，最早来自《水经注》。其次，便是唐人李贤为《后汉书》作注，引用《广州记》：援到交趾，立铜柱，为汉之极界也。

需要注意的是，无论《吴录》还是《水经注》均有散佚。其中有不少内容是后人重新整理，真实性必然要打折扣。因此，马援立铜柱的记载很可能始于唐朝。而且恰恰从这一阶段开始，马援立铜柱的故事变得越发离奇。

李唐恰好是最后一个拥有越南领地的大一统王朝

马援铜柱的位置存在多个不同版本

同时，马援铜柱的位置记载飘忽不定，呈现出非常诡异的叠加态。譬如《隋书》等史料中，该铜柱位于林邑之北。以《吴录》为参考的一些文献中，则将铜柱定位于日南郡象林县南的西屠国。到《太平寰宇记》则称铜柱在今日越南最南端的金瓯半岛。

与之相反，以唐朝樊绰的《蛮书》为首，一系列文献却信誓旦旦称马援铜柱见于云南境内的安宁。另有南宋王象之的《舆地纪胜》等文献，将铜柱定位于广西境内的钦州分茅岭。至于《中国地名大辞典》的铜柱滩，更是引用《太平寰宇记》里的四川省阿陵县东。

目前 关于马援铜柱位置的不同版本解读

这些众说纷纭的记录甚至影响到越南史书。陈朝的《越史略》便称铜柱位于越南中部，而《安南志略》《大越史记全书》则称在钦州古洞。到了阮朝的《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又把位置设定到中南部的富安省境内。更有甚者，元世祖曾派人赴越南寻找铜柱，陈圣宗答复岁久湮没、不知所处。

上述诸多说法中，除林邑之北尚有可能，余下解释多为张口就来。因为最早记载的《后汉书》中，马援只征讨交趾、九真，从未到达今越南中南部，更没有在蜀、滇、桂一带开展相关军事行动。而且古人的地理方位感确实令人捉急。比如从《史记》开始，便将荆蛮与吴越混同，以至于元朝的倪瓒、明末的郑旼均以“荆蛮民”自居。再如汉晋两朝的南中概念在云贵，到唐宋时已调整至江南。所以，马援立铜柱的具体位置不仅反复叠加，还形成类似量子纠缠的奇怪效应。

马援的军事行动仅限于交趾和九真 并没有涉及日南

各类文献对铜柱铭文的内容也是大相径庭

比位置更加神乎其神的则是铜柱铭文。宋人笔下的版本是“铜柱折，交趾灭”，结果造成本地刁民的心理破大防，试图将其埋没而积石成丘。后来，这种说法又被越南的《安南志略》所引用。

但自称马援后裔的南楚王马希范，曾效仿祖先立柱，并在《复溪州铜柱记》中记载了另一番历史：我烈祖昭灵王，汉建武十八年，平征侧于龙编，树铜柱于象浦。铭日“金人汗出，铁马蹄坚，子孙相连，九九百年。”可见，马家后人记忆里的铜柱铭文并无扬威镇蛮之意。

效仿先祖立铜柱的马希范 铭文内容却与历代文人宣传的完全不同

彼时，南楚在五代十国中力量较为孱弱。不仅强敌环伺，还因落脚苗疆而受溪州土人侵扰。溪州土军起初取得优势，却因战线拉长、补给不利而被挫败，酋长彭士愁便请求停战。或许是考虑到此番胜利有偶然因素，南楚也给双方一个台阶下，便立铜柱为盟誓。

显然，宋人与越南不应比马援后代更懂马援自己。何况《复溪州铜柱记》比所谓交趾灭说辞的出现年代更早。如果马援立铜柱的故事真有一个版本自古流传，那么马希范所言无疑所接近原版。

曾让马楚感到头疼的溪州苗人

马援立铜柱可能是典型的历史层累说

可能性更大的是，马援立铜柱属于史学家顾颉刚所谓层累说的一个范例，乃以讹传讹的历史谣言。越南阮朝高春育便在《大南舆志要编》中表示，富安省境内没有铜柱遗迹，故而对铜柱一事持怀疑态度。

作为旁证，马援故事与已被证伪的一系列诸葛亮传说，有着极为类似的叙事结构。甚至古人早已略有察觉二者的相似性，有诗云“铜鼓皆诸葛，铜柱皆伏波”“铜柱马援置，铜鼓武侯勒”。

顾颉刚的古史层累说 最早被用来解释大禹

首先，在滇西南、广西乃至缅北的广大区域里都流传着诸葛传说。但距离诸葛亮年代较近的《三国志》、《汉晋春秋》和《华阳国志》中，均未记载诸葛亮曾到达此地，也没有言及那些越传越神的事迹。《新纂云南通志》以及云南学者师范、方国瑜、江应樑、徐嘉瑞等人的著作中，均对诸葛亮的神迹表示怀疑或不予采信。

这与马援大军未及日南、蜀、滇、桂，却神话广为流传之情形如出一辙。

缅北果敢地区的诸葛炮楼遗址及其中的诸葛亮神像

其次，诸葛传说中同样有扬威镇蛮的器物。《滇黔志略》有“藏甲岩”，“武侯南征过此，藏盔甲以镇百蛮”，《大清一统志》卷481《云南志·顺宁府古迹》有慑服群夷的诸葛石柱，其“竭千人之力，卒不可拔”。雍正时期的《云南通志》，有永昌孔明塔“塔倒归流”之谶。至于记载铜柱的《蛮书》，也称南宁州诸葛故城有碑文曰“此碑如倒，蛮为汉奴”。

明朝正德年间的《云南志》则更进一步，说蛮人害怕碑倒，用石头加固。这无非是“铜柱折，交趾灭”的翻版。而且居然从相反的角度解释了为什么会积石成丘。

源于南方民族的铜鼓 被文人“剽窃”给了诸葛亮

其他文献，则引出了更为关键的线索--铜鼓。《柳州府志》言及铜鼓山有诸葛武侯埋下以压蛮僚的铜鼓，《明史·刘显传》称相传诸葛亮以鼓镇蛮，鼓失蛮运终矣。在此，铜鼓具有藏甲、石柱、孔明塔、石碑的类似功能，而另一些传说里，铜鼓是诸葛亮发明的便携饭锅。

但现实中，铜鼓却是以壮族为代表的南方民族之圣器，这点也得到考古学者、民俗学者的考证支持。好巧不巧，《后汉书》确载马援缴获骆越铜鼓，并魔改成了自己喜欢的马形。马援铜柱很有可能是以此为蓝本、与诸葛传说相互借鉴、最终发明出来的神话。

古滇国就有着类似马援的恶趣味 将铜鼓魔改成自己喜爱的造型

《南诏图传》中的铁柱祭天、张氏禅位场景

既然铜鼓原本是南方民族的圣器，有没有一种可能，类似铜柱的器物也是南方风俗的产物呢？铜柱传说涌现的唐代同期，南诏也流行着各种祭祀神柱的风俗。南诏王世隆曾立铁柱，而此前唐朝在滇西北铁桥大胜吐蕃后立铁柱，史称“唐标铁柱”。历代的正统文人们往往着力渲染，世隆铁柱是对“唐标铁柱”抄答案。

在世隆之子隆舜时的《南诏图传》中，也描绘张氏白子国禅位于南诏的铁柱祭天场景。后世的《故安人车氏墓铭》《纪古滇说集》《嘉靖大理府志》《康熙大理府志》《滇考》等碑文、史料，或附会称张氏白子国是诸葛亮所册封，或曰铁柱初为诸葛南征所立，强调其教化之功。

德里铁柱与南诏铁柱都以千年不朽而令人称奇

但这些难以解释：神柱传统不见于汉唐统治的核心区域，反而在南方如此普遍，并且出现时间更早。由铜鼓魔改的一具滇国贮贝器上，也呈现着祭柱场景。现存最早的柱状神物德里铁柱，经测定铸于距今1500年左右。与疑似最早记载马援铜柱的《水经注》年代相近。

如果将视角加以切换，很可能会得到一个完全相反的结论：这些柱子本身就是南蛮维持合法性的来源，证明他们来自祖先的权力比中原朝廷更加悠久，反是日后这些传说被中原朝廷逆向运用以宣扬教化蛮夷。

作为马援同类的恶趣味产物 铜鼓魔改的滇国贮贝器记录了祭柱的场景

结合溪州铜柱的情况，这一说法更有说服力。马氏不过是用南蛮能听懂的方式，为双方关系地位缔约立法。至于在朝廷统治松动期涌现的各地铜柱，以讹传讹成叠加态的马援铜柱，积石成丘的风俗，被附会出两种截然相反的解释。

文人脑补出的扬威镇蛮，却总是发挥反效果。马援后人迫于天价彩礼外娶羌女，生下的大孝子成了羌乱头目。至于被征服的越南，在发明“铜柱折，交趾灭”的宋代之前立国，并开疆进宋地界。即便是追求和平共处的南楚也国祚不久，倒是溪州土酋坐稳了将近“九九百年”的土司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