乃者贰师败，军士死略离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非所以优民也。今朕不忍闻……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
——汉武帝《轮台诏》
明代思想家王阳明说：破山中之贼易，破心中之贼难，作为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将整个帝国打造成一副高效运转的战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比这更难的是让这架高速运转的战车在车毁人亡前及时停下。
劲敌当项羽率领的楚军在巨鹿城下击败数倍于己的秦军，让秦帝国退出历史舞台时，北方蒙古高原上的权力格局同样发生了一次大地震。
曾被秦将蒙恬北逐700余里的匈奴，冒顿（maodu）单于射杀了自己的父亲头曼单于，登上了匈奴的权力之巅。
冒顿弑父的过程充满血腥和狡诈，起初，头曼单于因为宠幸小妾，而准备立小妾的儿子为太子，并准备借敌国之手除掉冒顿，但冒顿阴差阳错地逃回了匈奴，头曼单于认为这个儿子有天助，于是不但打消了杀他的念头，还给了一万骑兵。
但得到一万骑兵的莫顿却开始着弑父计划，他以一种响箭训练部队：他的响箭射向哪，部下的箭也必须射向哪，为了让他的部下形成条件反射，他用响箭射死了自己的宝马和爱妾，当他的部下对于他的“令箭”无条件执行时，他终于走出了最后一步：以响箭射向了自己的父亲。
冒顿非常符合草原上霸主的形象，坚韧、凶残，不择手段。
成为匈奴单于后，为了麻痹邻国东胡，他把宝马和爱妾送给对方（又是马和女人），然后在对方放松警惕时直接对东胡发起灭国之战。
而后又向西攻击大月氏，将其国王的头盖骨做成酒器，生存空间一度被秦、大月氏和东胡压缩的匈奴政权，在冒顿单于这个像狼一样凶残的首领的领导下几乎控制了整个蒙古高原的游牧区，接下来，他们的目标只能是中原农耕区。
莫顿单于准备南下时，汉帝国已经完成了统一，但此时的汉帝国百废待兴，国内亦有数个国中之国，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原农耕政权与草原游牧政权的第一次大规模碰撞开始了。
汉高祖刘邦自信有打败项羽的强大军队，并未将草原上的蛮族放在眼里，但随后却遭遇了人生的一次滑铁卢，被冒顿单于率领的匈奴骑兵围困在白登山，靠部下贿赂冒顿单于的小妾才得以脱身。
当然，冒顿放弃干掉刘邦，更大的可能性还是能力不逮，年轻时为了权力和利益将爱妾说杀就杀，说送人就送人的莫顿，又岂会对一个小妾言听计从呢？
认识到实力不济的刘邦也开始痛定思痛，权衡利弊后，刘邦决定以和亲的方式与匈奴交好，换取一个稳定的发展期，内政方面，刘邦无为而治，轻徭薄赋，让被战火蹂躏了数十年的汉帝国休养生息。
汉高祖刘邦之后，惠帝、文帝、景帝时期，汉帝国一直沿用对内休养生息，对外被动防御的策略，但这数十年间，汉帝国的统治者也并非什么也没干，他们通过一系列小步慢走的方式强化了中央集权。
到汉武帝刘彻掌权后，一方面，汉帝国已经国富民强，另一方面，汉武帝已经掌握了绝对权力，能够将整个汉帝国的所有力量握成一个拳头，砸向任何对手。
习惯于享受和亲和贸易的匈奴人并不知道，之前数十年和风细雨的日子正在走向终结，接下来是轰轰烈烈的汉匈百年战争。
反守为攻汉武帝尝试对匈奴的第一次反击其实从战略到战术上都考虑欠周。
汉元光二年(前133年)六月，汉武帝采纳大臣王恢建议，让商人聂壹诱使匈奴军臣单于进攻马邑，而汉军则在马邑附近埋伏，准备将军臣单于率领的匈奴大军尽数歼灭。这场精心设计的围歼战最终因为有人泄密而无功而返。
事实上，这一仗从战略到战术都有问题：汉与匈奴都是大国，其矛盾是农耕与游牧两种文明之间的矛盾，不可能通过马邑之围这样毕其功于一役的方式解决，另外，集合30万大军进行的伏击战，走漏风声的可能性几乎等于百分之百。
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尝试后，汉武帝对抗匈奴的思路变得更加务实，他意识到汉匈之战必定是一场持久战，所以汉帝国要做的就是持续消耗匈奴。
汉武帝主要做了两件事：第一是联合西域诸国，匈奴强大时，靠西域诸国的供奉和贸易获得大量物资，汉联合西域诸国说到底是在打击匈奴的后勤补给。
第二点则是汉帝国也组建大规模骑兵军队，不但敢于与匈奴骑兵直接对抗，更重要的是汉军骑兵可以深入匈奴腹地进行打击。
匈奴是游牧民族，相比于汉地的农业生产，其后勤更加脆弱。
牛羊的生产难度远大于粮食的生产，所以匈奴的牛羊大量死亡，远比汉地的粮食大量损失可怕的多。
瞄准匈奴的后勤软肋精准打击，汉武帝这步棋走得相当漂亮，“寇可往，吾亦可往”并非只是响亮的口号，更是正确的战略。
在不断削弱匈奴脆弱的后勤这个战略总方针的指导下，汉军主动出击，在必要时候也寻求与匈奴主力决战。
从卫青等人进行的河南之战开始，汉帝国又进行了漠南之战，河西之战，通过这些次大规模战役，匈奴的实力已被大幅度削弱，此时的匈奴已经漠南广阔土地，伊稚斜单于领略了汉军的战斗力，不敢在漠南与汉军争锋，于是采用赵信的建议，远遁漠北，引诱汉军来攻。
经过对匈奴作战的连番胜利，汉帝国也积累了相当的对抗匈奴的经验，经过两年的厉兵秣马后，汉武帝于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命卫青与霍去病各率5万大军深入漠北，歼灭匈奴主力。
卫青亲率主力与伊稚斜单于主力对决，并成功将其击溃，霍去病则长驱2000余里，跨过大漠，与毫无准备的匈奴左贤王部遭遇，左贤王部被打个措手不及，几乎被全歼，霍去病率军一直追击至狼居胥山，并在山上祭天。
漠北之战的彻底胜利让汉军在与匈奴的斗争中取得了绝对主动权，匈奴人的民谣中曾感慨：失我祁连山，使我不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从河南战役开始到漠北之战结束，汉军持续打击匈奴后勤，压缩匈奴生存空间的战略目的整体实现，匈奴王庭远遁漠北。
帝国的“里子”战争的胜负很大程度上是受后勤影响的，汉武帝对匈奴转守为攻的底气，是文帝、景帝两朝留下的充盈的国库，经文景二帝的休养生息，汉帝国国富民强，汉武帝要做仅仅是将财力转化为战斗力。
战场上奋勇杀敌的武将是大汉帝国的面子，那么背后的财政支持就是帝国的里子。
但在这个过程中，又产生了一个悖论：汉帝国富裕来自于文景二帝宽松的治国理念，而宽松的治国方式，又难以获得足够的钱来打匈奴。
汉景帝时期，农业税竟然降低到30税1，如此低的税赋水平自然可以激发民间的经济活力，但如果一直如此轻徭薄赋，国家的财政收入便不可能太高，而打击匈奴又是一项无比“费钱”的工程，如果想要维持它，就必须从民间搞到钱，而如果从民间搞钱搞得太狠，又会反过来抑制民间经济，直接影响汉帝国的经济基础。
在二者之间寻找平衡点的任务最终落在了一个叫桑弘羊的人身上。
桑弘羊商人出身，所以汉武帝派他去搞钱，桑弘羊搞钱的手段也十分简单：将最赚钱的生意，由国家专营，由于国家专营的生意中最重要的是盐和铁，所以这项改革也被简称为“盐铁专卖”。
关于盐铁等具有垄断性质，且利润极高的行业是否应该实行国家专营，群臣之间进行了激烈讨论，儒生们“与民争利”的质疑并不能打动汉武帝，毕竟实行盐铁专卖，汉帝国的国库立刻就会充盈，对于正在与匈奴大规模作战的汉武帝来说，这一点才是尤为重要的。
盐铁专卖等一系列改革措施，能让汉帝国更好地将民间财富集中，并转化财政收入，为对匈奴的长时间作战提供了物资保障，让汉军能够完成远征漠北这样的壮举。
但事物是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的，桑弘羊的财政改革与卫、霍二将的漠北大捷，让汉帝国的威望达到顶点，但越过顶点呢？
《易经》乾卦以龙的变化来描述事物的状态，乾卦中，最好的状态是“五九，飞龙在天”，但若越过此点再进一步，便是“上九，亢龙有悔”。
危机被赶到漠北后，丢失了河套地区肥沃草场的匈奴政权经历了一段悲惨的日子，但或许是痛苦的经历让匈奴人开始变得冷静，面对汉帝国这个强大的对手，他们也开始动起了脑筋。
汉武帝曾说：攻守易势，寇可往，吾亦可往。
这句话在漠北之战后成为了现实，汉帝国成为了攻方，而匈奴则成为了守方。
但是，很多时候，防守并不一定是劣势，如果应用得当，防守方可能反而能够占据主动权。
在被赶到漠北后，匈奴方进行的第一个战略调整也很失败：他们意图将汉军主力引诱到漠北并一举歼灭，这个战略方针简直与汉武帝的马邑之围如出一辙，区别仅仅是匈奴方输的更惨，汉武帝的马邑之围的后果仅仅是无功而返，而匈奴方在漠北围歼汉军主力的企图，换来的却是数次主力遭到重创。
在经历了数次惨痛的失败后，匈奴终于明白了战争就是打后勤这个道理，基于这个道理，他们调整了对汉作战方略：重要的不是围歼汉军主力，而是在漠北利用汉军主力拖垮汉军后勤。
确立了这个战略方针后，匈奴几乎把汉帝国之前的做法都反过来再做一遍，一方面，匈奴还时常以小股骑兵袭扰汉帝国边境，匈奴犯边不停，汉远征匈奴就不能停。
汉帝国大军来到漠北，匈奴也聪明地学会不与汉军主力决战，而是不断派小股部队游击、袭扰，一旦汉军分头行动，匈奴就集中兵力围歼汉军小股部队。
另外，汉帝国曾通过切断西域诸国与匈奴的联系来打击匈奴的后勤，如今西域已被汉帝国控制，匈奴反过来袭扰西域，有时也会策反部分西域小国，让其从与汉亲近转为与汉对立，总之，西域不得安宁，汉帝国也别想安宁。
匈奴王庭在漠南时，汉帝国通过积极出击，让匈奴承担巨大的后勤压力，匈奴王庭远遁漠北后，匈奴通过一系列务实的行动，反而将压力给到了汉帝国一边。
对于汉帝国来说，已经将匈奴势力压制在漠北，若不借此机会彻底解决匈奴边患实在可惜，但继续高强度打击匈奴，收效越来越低，而自己付出的后勤压力又明显升高，多年以后，杨修与曹操间关于”鸡肋“问题的讨论，已经提前摆在了汉武帝面前。
大象转身今天，如果我们开上帝视角，似乎很容易帮助汉武帝做出选择，既然继续打击匈奴已经是一件难度极高，成本又极大的工程，那不如将其放一放，当务之急是恢复国家经济。
但是对于当时的汉武帝来说，这一决定可没那么容易下，一方面，打击匈奴维护国家边境安全，无论在什么时代，都是一件无比正确的事；另一方面，匈奴已经处于明显的劣势，而且已经有部分匈奴部落选择归降，若继续打下去，说不定匈奴会整体崩溃，到时候边患就可以彻底解除。
这就是汉武帝所面临的困境：他在做一件无比正确，难度极大，但是如果干成，收益也很大的事，现在，历史需要他做出选择了：
由于连年征战，此时的汉帝国内部经济凋敝，为了弄到更多的钱，汉帝国从民间弄钱的手段也早就超越了桑弘羊的盐铁专卖。
为了从民间筹钱打匈奴，汉廷开始征收财产税，所有被认为财产较多的人都会被征税，而且很多时候，一种财产会被重复征税，为了防止有人私藏财产，汉帝国又鼓励告发，告发自己邻居藏匿财产者，能够获得对方一半的财产，如此大利的诱惑下，整个帝国内部告发之风肆起。
一时之间，财富不但不再是富贵生活保障，反而可能会成为催命符，大举告发制度下，帝国内部再也没有人愿意去费力积累财富，汉帝国经济在恶性循环下向崩溃飞奔。
为了打击匈奴，汉廷不但提高了税赋，还屡屡征伐百姓去边境屯田，导致国内土地大量荒芜，粮食产量产量锐减。
连年的征战已经让汉帝国内部农民不堪重负，农民起义的数量开始明显增多，此时的汉帝国已经进入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
对于站在国运十字路口上的汉武帝来说，他必须要做出抉择了：继续打下去，确实有还有一定希望把匈奴彻底消灭，但这样的胜利没有确定的时间点，而帝国崩溃却已经开始倒计时了。
汉武帝必须要做出一个痛苦的决定：在尚未取得完全胜利的情况下，为他一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按下暂停键。
征和四年（前89年），一直在为汉武帝征伐匈奴而提供财政支持的桑弘羊提出：要想彻底消灭匈奴，需征发几十万人前往西域轮台地区屯田。
面对这样的建议，一向以彻底消灭匈奴为毕生夙愿的汉武帝罕见地没有采纳这个确实对征伐匈奴有利的建议，也许是因为李广利的失败让汉武帝认识到盲目进攻不但无益反而有害，亦或许是汉武帝感受到了民间已经不堪重负，再增加压力，汉帝国可能直接步秦帝国的后尘。
68岁高龄的汉武帝以一封罪己诏，帮助汉帝国这只大象完成了历史性转身。
经历了高祖、惠帝、文帝、景帝四朝，汉帝国的统治者已经通过推恩令等一系列手段将地方势力打压下去，并完成了中央集权，对于汉武帝来说，可喜的是，天下大权已经落入他一人之手，他可以调动这个帝国的一切资源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可悲的是，除了他自己没有人能够为这样的权力踩上一脚刹车。
汉武帝以毕生精力去征讨匈奴，在这个过程中，整个帝国的权力和资源又再一次向他手上集中，他用一生的时间将汉帝国打造成了一具飞奔的战车，但权力的加速度只负责让这辆战车朝着一个方向飞驰，却并不负责告诉驾车的人这个方向是否安全，这辆战车的驾驶者必须完全为自己负责，道路的尽头可能是千古一帝，也可能是挫骨扬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