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多年的考古发掘，夏朝在考古学视域下的存续脉络已经基本被理清，根据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2022年出版的正式报告显示：位于河南偃师的二里头遗址正是夏朝中晚期都邑。

根据考古学对同一族群文化遗存溯源的研究显示：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是在河南龙山文化（也叫王湾三期文化）基础上，综合了豫东造律台文化、山东岳石文化、山西陶寺文化以及部分良渚文化因素而形成的。

其中：河南龙山文化是二里头文化的主要来源之一，它以崇山为界，进一步区分为王湾类型（洛阳王湾遗址为代表）和煤山类型（王城岗遗址为代表），在早期时，两大类型内部古城林立，军事对抗特征明显，但以煤山类型实力占优。晚期时，统合成为强大的河南龙山文化族群，并向豫南、鄂北及鄂西扩张，摧毁了三苗族群的文化遗存—石家河文化。

如果我们按照时间线把考古发现的文化变迁与史书记载的夏朝史迹进行粗略比对，会发现：

《史记》所记载的“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戈氏”，对应的正是二里头文化形成之前，以崇山为界的河南豫西地区古国林立、互不统属的文化格局，而《墨子》记载的“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又和河南龙山文化对湖北石家河文化的大规模征伐形成了对应。

此外，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曾出土了东周时期带有“阳城”戳记的陶器，从侧面佐证了“禹居阳城，今颍川阳城是也”的历史记载。

在此基础上，如果我们把考古学文化面貌对周边的影响力作为判定标准，那么所谓的夏朝其实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河南龙山文化至二里头文化一期（包括过渡期的新砦文化），这一时期并没有一种考古学文化形成统摄一地辐射四方的影响力，换言之，这一时期的夏政权充其量只能叫“夏国”或者“夏后氏酋邦”。

第二个阶段，是二里头文化一期到二里岗文化早期（公元前1750年至前1520年），这一时期的二里头文化呈现出坐镇洛阳辐射晋冀鲁豫多地的文化面貌，各地纷纷出现二里头文化性质的二三级聚落城邑，比如郑州西北的大师姑、新密市的望京楼、平顶山东的蒲城店、晋南的东下冯等处遗址，就是明显的二里头文化地方军事城邑，拱卫着二里头这个中心聚落。

这一时期的夏政权，才真正算的上是形成了一个广域王权的政体结构，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夏王朝。如此看来，无论是早期的“夏国”阶段，还是夏朝阶段，其核心区域基本都在河南。

不得不说，石峁遗址的存在，让“夏朝在河南说”陷入了一个略显尴尬的境地。因为从时间上来说，石峁遗址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300年至前1800年，同样跨越了龙山文化时代并进入了夏纪年范畴，甚至石峁遗址还远远早于二里头遗址，且与被誉为尧都的陶寺遗址存在更为密切的文化交流。

而古线粒体DNA研究显示，仰韶时代晚期到龙山时代，陕北地区人群遗传结构是连续的，这暗示石峁人群主要为本地来源。同时，石峁人群与同样生活在龙山时代而非仰韶时代晚期的黄河中下游古人群，有着更为紧密的遗传关系。更进一步，石峁人群与秦岭淮河以北的现代北方汉族人群的母系遗传关系比黄河流域其他古人群更紧密。

通俗点讲，石峁人群并非此前所认为的北狄或欧亚草原族群等外来户，而是土生土长的汉族老祖宗，早在仰韶文化时代就在陕北定居，后来还南下参与了华夏地区的基因构建。

从规模上看，石峁遗址总面积达到了惊人的425万平方米，不仅是我国已知的史前规模最大的城址，而且全部为石砌城墙，修建有城门、角楼和疑似“马面”等超级军事防御工事，单就这一点，连已经进入王朝时代的二里头遗址（总面积300万平方米）也自愧不如。

在靠近毛乌素沙漠的陕北黄土高原耗费巨大人力物力修筑石头城，说明了两个问题：

第一，石峁人打算在此长期定居使用（符合都城性质）；第二，石峁遗址所处的自然环境并不足以支撑石峁城内的资源消耗。据史料记载，从西周到清朝这近3000年时间里，一块土地的连续耕种时间只有3年，3年之后地力基本耗尽，就需要休耕。

石峁地处年降水量300-500毫米且土地相对贫瘠的陕北地区，单靠石峁一座城池，显然无法支撑长达500年的政权，所以，依靠附属于石峁的下一级社会供养，就成了唯一选择。

而事实上，在以石峁遗址为中心的毗邻地区的确发现了不少规模远远小于石峁且与石峁遗址存在等级差异的二三级聚落群，比如与石峁隔河相望的山西林遮峪遗址。

这些附属于石峁的地方性质的石城，雷同于后世中央和地方郡县的组织架构，负责供给石峁城内庞大的社会资源需求。此外，石峁皇城台发现的高等级贵族墓地，也表明了王权在石峁内部的确立。这说明，石峁已经建立了以石峁遗址为中心的高等级社会共同体（符合早期王朝性质）。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曾推测，石峁聚落可能是整个内蒙古中南部、山西北部、陕西北部的中心聚落。如此看来，石峁遗址同样符合作为一个王朝的属性。

但文献记载中的夏朝毕竟只有一个，如果夏朝在河南，那陕北的石峁又算是哪个王朝呢？或者有没有一种可能，石峁其实才是我们苦苦寻找的夏朝呢？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易华教授曾试图调和石峁与二里头两处遗址的“究竟谁真正姓夏”的矛盾，他认为石峁是夏朝早期都邑阳城，而二里头则是夏朝晚期都邑斟鄩，二里头遗址是石峁人在伐陶寺、征三苗逐鹿中原胜利后，在河南龙山文化基础上建立的。

但这里有几处无法解释的矛盾点。

首先是筑城理念的矛盾。石峁具有超大规模的城墙，而二里头却并无外城，有学者解释说“大都无城”，那为何耗尽物力在山顶修筑超强城防的石峁人，在进入一马平川的二里头后会突然开始贯彻“大都无城”的城防理念？

其次是古线粒体DNA的矛盾。石峁人群与秦岭淮河以北的现代北方汉族人群的母系遗传关系比黄河流域其他古人群更紧密，如果石峁人和二里头人是同一个族群，就很难解释这一DNA结论。

根据考古文化溯源，石峁文化来源于内蒙古中部的老虎山文化，有意思的是，老虎山文化却并不是内蒙古土生土长的文化类型，它的前身是距今5000年前陕北龙山文化和海生不浪文化的产物，其中：海生不浪文化又是距今5800年红山文化和太行山东侧大司空文化人群的遗存。

再往前追溯，在距今7000年到6000年这个时间范围内，又分别发现了太行山东麓人群以及仰韶文化半坡人群的足迹。

换言之，石峁人其实是太行山东麓的仰韶人群途径山西和河北北上内蒙古，后又从内蒙古南下与第二批北上的人群在陕北汇合的结果。这也导致石峁所在的陕西榆林一带在仰韶文化早中期几乎是一片空白，但到仰韶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时期时，却突然出现人口爆发。

我们都知道，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分布区域和文化面貌，与文献记载中的炎帝族群高度近似，故而很多考古学者倾向于将半坡类型归结为炎帝族遗存。

而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中心区域在河南三门峡）的分布区域以及后来所呈现出的东征西讨，先后驱逐半坡类型（中心区域在陕西关中渭河流域）以及太行山东麓的大司空类型（中心区域在冀鲁豫三省交界）的面貌，与传说中的黄帝败炎帝，杀蚩尤场景同样高度吻合，被认为是黄帝族的遗存。

《帝王世纪》记载：“黄帝都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2020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郑州巩义发现了一处距今5300年的仰韶文化中晚期遗址，分为五期七段。其中第一期为裴李岗文化时期，第二期相当于大河村二期偏晚阶段（即庙底沟类型晚期）。

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伯谦认为，这处黄河流域规格最高的具有都邑性质的中心聚落，或是黄帝时代的一个都城遗址。

这至少表明，黄帝的活动区域在以郑州为中心的河洛地区，并非古人妄言。

黄帝族在河南，那么被誉为炎帝族遗存的半坡类型以及更多的太行山东麓仰韶人群却远遁内蒙古岱海，似乎表明所谓的炎黄其实并没有联合，炎帝被击败后，至少有一支人口较多的族群选择了北上逃亡。

直到距今3900年前，这些北遁的先民们又以老虎山文化的强势姿态沿黄河南下，重新回到了中原，二里头文化中典型器物牙璋和绿松石龙形器都在石峁文化中找到原型便是南下的最直接证据。

无独有偶，陕西渭河上游的宝鸡、扶风、岐山的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考古发现显示，半坡先民使用圆形陶刀作为切割谷穗的农业生产用具。但当庙底沟文化强势崛起并一度攻占半坡人的据点后，原本使用圆形陶刀的半坡居民被迫改用长方形。

而当庙底沟文化崩溃后，原本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半坡典型农具—圆形陶刀，居然重新出现在半坡居民的文化遗存中，仅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四期就一次出土了近300件。

这也恰恰表明，炎黄两个大族群之间可能并不存在“联合”，而只有以强制弱。所以，当一度主导中原的黄帝族崩溃后，原本的炎帝后裔们又沿黄河南下进入中原，并沿途留下了大量的石城聚落。

如此看来，在夏朝之前，中国的北方地区，其实已经形成了一个由早期北遁的仰韶先民所建立的王权实体，只可惜，这个“王朝”由于游离于中原视线之外，并未在史书中留下只言片语，唯有一个考古学上的命名：石峁。以至于石峁刚刚被发现时，考古学家们都在惊呼“石破天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