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维在《第十二兵团被歼纪要》中回忆：“四个军十个师约十几万人的第十二兵团，除少数漏网者外，悉数被歼，师长以上干部，除副司令官胡琏、副军长谷炳奎、师长尹俊、王靖之、张用斌等逃跑之外，我和军长吴绍周、覃道善、杨伯涛，副军长王岳，师长王元直、尹钟岳、夏建勣、潘琦等均被解放军生俘，在人民的宽大下，走上新生之路。”

黄维的第十二兵团被全歼，一大帮部下也跟黄维在战犯管理所成了“同学”，但是很奇怪的是其他兵团的被俘将军们在战犯管理所都报团取暖，只有黄维成了孤家寡人，第十二兵团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对黄维更是怨气冲天：“黄维、胡琏怕坐战车在夜间行动不了，逃不了命，下午四点多钟就命令第十一师和战车部队开始突围，他俩跟着在后面冲出，根本没通知覃道善和我。直到我等得不耐烦，出外瞭望的时候，才发现西北乱成一片。派人联络，才知道黄维、胡琏已经走了。”

第十军军长覃道善共同揭露黄维在淮海战役中下令使用毒气，覃道善说自己虽然从黄维那里领到了毒气弹却没有使用，那还是因为第十军阵地位置在双堆集北面，面向东北和西北，当时常刮东北风和西北风，放毒气会熏到自己。

杨伯涛承认黄维把二百枚毒气弹分配了十八军，他使用了两次，第一次是12月12日用在了双堆集东南的尖谷堆：“第一一八师守军即猛烈发射毒瓦斯弹，旋见解放军即刻停止冲锋，声息全无。”

第二次使用是在双堆集西边的一座山庙前，这座山庙被解放军攻破，杨伯涛企图夺回，就命令一一八师师长兼快速纵队司令尹锺嶽（钟岳）先发射毒瓦斯弹，步兵跟着冲锋，但解放军面对毒气和炮火一步不退，守住了阵地。

杨伯涛在回忆录中暗戳戳地指出：“毒瓦斯弹并没有挽救我们覆亡，而老蒋以及使用毒瓦斯弹的人，则犯了滔天的罪行。”

部下纷纷撰文揭露，这让黄维大为恼火，他也成了战犯管理所人缘儿最不好的一个——在国际战争中使用毒气尚且令人不齿，在内战中对自己的同胞放毒气，连“战友”也瞧不起他。

黄维人缘不好，而且死忠陈诚，为此没少跟反对陈诚的被俘将领吵架和打笔墨官司——陈诚是“土木系”老大，在军界属于另类，一向瞧不起其他部队，其他部队的将领也对他们横眉冷对，所以黄维被康泽手下少将当众扇耳光的时候，大家都看热闹。

黄维挨揍，也是犯了众怒，他被同组同学批评后，居然写了一张“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的纸条摆在桌子上，阎锡山部将、曾经死守临汾的梁培璜出声质问，黄维还是梗着脖子翻白眼，这才激怒了学习小组组长、曾在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康泽手下当过第二处少将处长的董益三跳来就是一耳光。

沈醉在回忆录中说董益三只打了黄维一个耳光，起因是黄维激怒了同组同学，但是邱行湘的外甥、曾多次登门采访黄维的黄济人却是另外一种说法——黄维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狡辩，还牵扯了我们最尊敬等人，当时同组的人都十分反感：“林伟俦对着黄维连连摇头，梁培璜对着黄维冷冷一笑。”

黄济人说真正想揍黄维的是梁培璜，最后使巧劲儿将黄维摔得脸皮出血的也是梁培璜：“梁培璜看后大怒，要黄维立即回答他，‘虾’指何人？‘犬’指何人？黄维依旧懒洋洋的，两眼朝上，不予理睬。梁培璜愈发怒目相逼，刻不容缓。董益三翻身而起，箭步向前，重重打了黄维两耳光。黄维猛一挥拳，朝董益三脑门击去。梁培璜眼尖手快，轻轻将董益三一拉，黄维一个趔趄，跌倒在地。待黄维从地上爬起，脸颊已是皮破血出了。”

黄维挨了一耳光还是两耳光，不同的人记录不同，沈醉跟黄维打交道的时间极短（沈是1956年战犯大集中的时候，从由重庆转入北京），而且也不是当事人之一，我们细看沈醉回忆录，就会发现那里面夹带了很多私货，其中甚至不乏暗讽之意。

黄维在蒋军中素有“书呆子”之称，武功更是一点不会，沈醉居然说他有击毙原军统电讯处少将处长董益三的实力：“如不是梁司令官手疾眼快，把那位组长向旁边一推，那一拳落在头上不死也得重伤。”

沈醉夸大其词，别说是黄维一拳打在董益三脑门上，就是打在太阳穴上，不是武林高手，也不可能一击致命，除非黄维不是书呆子而是泰森或霍利菲尔德。

事后管理人员介入，对双方都进行了批评，谁也没受处分，真正愤愤不平的倒是沈醉：“谁敢打我一下，我就会奉还他两下。这两下，可能会像鲁智深拳打镇关西一样，叫他脸上开花！”

沈醉也就是吹吹牛而已，他被抓后没少揭发徐远举和周养浩，周养浩差点一板凳砸得他万朵桃花开，也没见他反击——当时要不是宋希濂挡了一下，沈醉就没机会写《军统内幕》和《战犯改造所见闻》了。

沈醉在回忆录中，只顾着夸黄维贬董益三，却忘了董益三跟他才是真正的同行：董益三即使是到了康泽手下当少将处长，实际还是在军统（保密局）系列之内，跟沈醉都是“牛字号（特务的特字偏旁）”，是“战犯鄙视链”中最低的一环：正规军瞧不起杂牌军，杂牌军瞧不起特务，黄埔系在正规军中两眼朝天，但他们稍高一点，还有黄埔系中的另一支嫡系土木系——陈诚得宠，土木系鸡犬升天。

牛字号敢打土木系，这原本就是“反了天”，沈醉更没想到的，是董益三居然跟他同在1960年11月28日特赦，还一起在政协文史专员办公室成了新同事，而黄维直到1975年3月19日才最后一批特赦。

沈醉可能是有些无奈，就只好在《战犯管理所见闻》中隐去了董益三姓名，而只称其为“那位组长”，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在战犯管理所宁肯捡烟头也不肯收沈醉整条香烟的，就是董益三——董益三属于“技术型特务”，对除了打人抓人就是伺候戴笠的行动兼总务特务沈醉，是可以有一点藐视的。

沈醉特赦前特赦后都没少写回忆录，有些事情是他在写回忆录时没有想到的，他绘声绘色地讲述土木系被俘将领洋相百出的时候，也不会想到他最后跟黄维也成了同事。

沈醉在回忆录中没少写十二兵团第十军军长覃道善，但一般都是调侃而不是怀旧：“1957年初秋，我从重庆战犯管理所被送到北京（另一本回忆录又说是1956年国庆节之后），小组长指定我在大通铺一位大胖子身边睡下，他的鼾声竟那么声震屋瓦，直对着我的耳朵吹起来。”

男人打呼噜不算出洋相，覃道善真正的洋相出在去管理所组织战犯去小汤山洗热水澡，别人都衣冠整齐，只有覃道善穿着衬衣衬裤，披着一条被子就出发了——郭德纲调侃于谦去清华池，没过马路就把衣服脱了，覃道善身上毕竟还有两件衣服。

覃道善因为太胖而经常被取笑，邱行湘则因为“相貌出众”而被取绰号“吉野”，始作俑者就是刘安国的历史原型文强：“有一次，我们看电影《甲午风云》，吉野那一副令人憎恨凶相毕露的镜头一出现，文强便有意指着吉野问大家：‘这个人像谁？”不少人便不约而同地齐声答应：‘邱行湘！’所以，不满意他的人背后总是叫他做‘吉野’。”

很多人写回忆录，都喜欢写土木系在战犯管理所出洋相，这可能是因为作为黄埔系的分支，这帮人居然瞧不起其他黄埔系，更瞧不起特务，他们自己也经常吵架，有时候是在开会时吵，有时候是各自发表文章来吵，沈醉的回忆录，也曾被很多人发文“指证”。

大家看全国政协主编的《文史资料选辑》，就会发现在这本刊物中，还有《对<淮海战役蒋军被歼概述>的订正》、《有关黄百韬史料的补正》、《对<我所知道的何应钦>的订正》《对<我所知道的张群>一文的订正》、《对<我所知道的陈诚>的质疑》、《对<我所知道的陈诚>的一点更正》。

总而言之一句话，只要有人写了某人，就会有一批人站出来质疑、订正，弄得沈醉写回忆录的时候，经常隐去一些人物姓名，弄得我们云里雾里，费了好大劲儿，才能猜出他所鄙视的“四个惹不起”分别是谁。

黄维的部下在战犯管理所出尽洋相，他本人也被康泽手下的少将狠狠扇了一个耳光却无人帮忙，拉架的似乎也在拉偏架，这种情况，在他们被俘前是常态，也是老蒋必败的原因之一，读者诸君看了相关回忆录，对黄维、沈醉、董益三这三个蒋系中将少将，又会如何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