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刘敬叔孙通列传》中对刘敬的评价是“建万世之安”，因为他对刘邦提出了三项国策：

⒈定都关中。

⒉与匈奴和亲。

⒊从关东移民充实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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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的评价是恰如其分的，为什么呢？

⒈从前世、当世、后世看选都之准

⑴前世：秦朝

它的统治格局就是以关中一地对关东六地。

这种统治格局的牢固性和张力，可以从公元前770年秦襄公立国，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这550年的秦国发展史中得到印证。

公元前249年，战国七雄形势图

还可以从楚汉相争的战争格局中得到印证。

实践证明，只要关中的军事组织不像秦二世那样混乱，就可以把强大的楚军有效地阻隔在广武、荥阳、成皋、宛城一线，使其四年不得越雷池一步。

楚汉相争形势图

⑵当世：汉初中央对各诸侯国

汉初分封形势图

可以看出，这种分封大体上就是恢复了秦统一前“一对多”的军事格局。

如果刘邦把国都定在洛阳，就等于是把自己放在了“兵变抗战”的第一线。除了正面之敌，赵、代、淮南、长沙等国都可以从武关、井陉等地包抄，拿下关中，就可以使洛阳处于全面包围之中。

所以，张良会补充刘敬的观点，说关中可以“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洛阳却是“四面受敌”之地。

关中平原和洛阳盆地地形对比图

而且关中平原的面积有56000平方公里，洛阳盆地仅有4300平方公里。所以，张良说洛阳“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非用武之国”，关中却是“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它们的战略纵深和战略资源的丰饶程度是不一样的。

实际上，在分封后的第二年（公元前201年），刘邦就认为韩王信的封地“北近巩、洛，南迫宛、叶，东有淮阳，皆天下劲兵处，乃诏徙韩王信王太原以北，备御胡”。可见，刘邦的门户意识是清醒的，他对诸侯的防御心理也是非常重的。这证明他选对了首都。

⑶后世：七国之乱和汉武帝的拓边之战

①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形势图

从图中绿点区域可以看出，如果西汉把国都定在洛阳，它受到的叛军的威胁会有多么直接。如果大本营都被直接威胁了，它在平叛时可能就不会有那么从容。

②武帝拓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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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立国以后，主要的军事威胁就是来自于北部边疆的匈奴。所以，定都关中其实就是另一种形式的天子守边。而且在武帝的拓边之战中，关中就是它距离最近、实力最强大的大本营。

定都关中给武帝拓边带来的帮助还有，“关中出将”它的军事人才很丰富。而且它距离甘肃、宁夏及凉州等主要的产马地特别近，所以，张良会说它“北有胡苑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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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刘敬是怎么说动刘邦的呢？

刘邦手下的大臣主要都是关东人，他们都打着学习周朝的名义怂恿刘邦定都洛阳。

刘敬告诉刘邦说：

周成王“宅兹中国”是为了“收礼”的方便，他以洛阳为圆心画了一个圈，就平均了诸侯各国到中央“送礼”的距离。

兴盛时期，他不用屯一兵一卒，诸侯都会自觉上供。为什么？因为他继承了祖先十七世的政治遗产，八方附丽，天下归心，尊王就是一种政治习惯。

但衰世呢？“天下莫朝，周不能制”。

所以，你定都既要考虑文化基础，还要考虑衰世的保底经营（“山东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之”）。学习周朝，定都洛阳看着很光鲜，但你既没有那个累世熏陶出来的文化基础，也不符合先虑败后虑胜的经营哲学。

定都一定要先考虑到你可能的敌人在哪里，所以，以武立国、恃险定都，学习秦朝选择扼亢拊背（掐着敌人的咽喉，击打他的背部，使其彻底屈服）之地的关中才是最明智的。

刘邦从张良那里印证了刘敬的说法，便“即日驾，西都关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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⒉首倡和亲，开创了中原王朝和边疆政权政治联结的新模式

⑴和亲是刘邦在公元前200年白登大败后的一种无奈选择。

当时的冒顿单于，“控弦三十万，数苦北边”，是刘邦最头疼的一件事。打又打不过（“天下初定，士卒疲于兵，未可以武服也”），说理又说不通（“冒顿杀父代立，妻群母，以力为威，未可以仁义说也”）。所以就只能另辟联姻加送礼的路径，在匈奴人的人性和血脉深处做做文章（建立翁婿和甥舅关系）。

刘邦同意后，刘敬就完成了第一次的和亲任务，但送去的不是刘邦的亲女儿。

客观地来看，和亲的结果并未达到百分之百的满意，但应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西汉初年边境上的军事压力。

⑵和亲不只是中原王朝处于军事弱势时的选择，在军事强势时也会采用，可见其建设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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⒊从关东移民充实关中，既可备边又可化解关内潜在的叛乱力量

这是刘敬到匈奴和亲后，根据沿途侦查的情况提出的建议：

匈奴河南白羊、楼烦王，距离长安“近者七百里，轻骑一日一夜可至秦中”。这是外患。

原六国贵族是发动推翻秦统一政权的叛乱的核心力量，如不把他们从原有的势力圈中剥离出来，“一日有变，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这是内忧。

“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饶”，对外无法抵御匈奴进攻，对内生产力无法提高。这是现实需求。

去一忧，解一患，满足一现实需求，何乐而不为？

所以，刘邦就让刘敬徙关东六国豪强、宗族十万余口充实关中，在人口配置上起到了强本弱末的作用，对汉朝的长治久安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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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对于西汉的功臣，太史公把他们分为了两类：一类是开国时期的“计谋用兵”之士，他们是打江山的；另一类就是“建万世之安”的建设发展之士。

他们的作用是无法相互取代的，正所谓“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他们都是可敬的人杰！

另外，刘敬还是个很有个性的人。

他原姓娄，到陇西服兵役时，经过洛阳便求见刘邦。介绍人让他着“鲜衣”见驾，他就说“臣衣帛，衣帛见；衣褐，衣褐见。终不敢易衣。”最终还是穿着羊皮袄见了刘邦。

因为他关于定都的卓越建议，刘邦便赐他改姓刘。

还有就是，如果刘邦听了他的建议，可能就不会有白登之围的耻辱。他的逻辑推断能力是一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