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峪沟位于吐鲁番盆地中，是一个十分平常的地方。但在古代车师王国、高昌王国，以及后来的唐代西州、高昌回鹘王国时期，这里曾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宗教、文化中心，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吐峪沟大峡谷北起312国道旁的远古村落苏贝希村，南至吐峪沟乡古老的麻扎村口。从北到南，大峡谷长8000米，平均宽度约1000米。大峡谷中部处在火焰山最高峰，海拔831.7米，从北向南把火焰山纵向切开。峡谷的东西两壁，素有“天然火墙”之称，温度最高时达60℃。沟谷两岸山体颜色五彩缤纷，轮廓清晰，峰峦迭起，山体色彩浓淡随天气阴晴雨雾而变化万千。深谷底部的土壤呈红黄色，穿谷而过的天山雪水将红黄色土壤冲出南谷口，在峡谷南端形成了肥沃的小型绿洲。红黄色土壤最适宜种植无核葡萄，所以，这条沟也变成了一条葡萄沟，是吐鲁番无核白葡萄的真正故乡，也是无核白葡萄的出口基地之一。这里出产的无核白葡萄颗粒大、味甜，素有“葡萄中的珍品”之美誉。

在吐峪沟西南的戈壁沙滩上，可以看到微微隆起的沙丘。沙丘地表曾经发现远古时期吐鲁番居民的打制石器，地下是距今2600年前的古代吐峪沟居民的墓地。不算太深的竖穴中，当年入葬的古代吐鲁番居民身着毛织衣裙，脚穿皮靴，旁边还放置着他们生前使用过的彩陶、木盘、葫芦碗、弓箭等。墓地中还有俄罗斯境内米努辛斯克盆地塔加尔文化中的典型文物“銎形戈”，干燥的环境使出土的铜制兵器依旧金光闪闪。

沙丘古址说明了吐峪沟曾有过十分久远的历史文明。但它引人注意的，还是100年前已经发现并向世界作过报道的佛教遗迹。和许多废弃多年的古址一样，经过千年的风云变幻，吐峪沟古代佛教圣地的面貌，自然已不复当年。除了研究佛教历史、佛教艺术、中亚及新疆艺术史的专家、学者们还不时惦记着吐峪沟曾有的文明外，它已被大多数人遗忘，失落在了人们记忆的尘埃之中。

吐峪沟的石窟、造像最早出现在魏晋、十六国时期。沟东的一个残窟中还保留着一幅佛本生故事图，也留下了部分汉文榜题，可以看清楚的文字有“尸毗大王、昔有国王名曰妙光，为一切……”等字样。它的书体风格，与新疆地区所见晋简及敦煌莫高窟中所见晋、十六国卷中的书体如出一辙，因此说它们是同一时期的文字书体，当无异议。吐峪沟石窟在沮渠氏家族称王于吐鲁番盆地时(443～450)，曾经有过繁荣兴旺的一页。5世纪中叶，沮渠氏家族在河西立足不稳，率领残部向西迁徙，并在吐鲁番站稳脚跟。444年，沮渠安周在吐鲁番称王，并到高昌故城东边的吐峪沟开山凿洞，恭身礼佛。因此吐峪沟石窟在南北朝时期，成为高昌王国最高统治集团全力经营的佛教重地之一。

进入唐代，吐峪沟山谷两岸的佛教洞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保留在敦煌莫高窟中的唐代文献《西州图经》残本，对吐峪沟石窟有很具体、形象的描述。从《西州图经》中的描述可以了解，在吐峪沟中随山势展布着重重寺院，背依危峰，下临清溪，烟火不断。佛寺中，高塔耸入云霄，桥梁横跨沟谷东西，如彩虹在天。唐代吐峪沟这种兴盛异常的宗教氛围和今天吐峪沟破败寥落的佛窟禅院形成强烈对比，引发了人们的不尽遐想。这一切变化经历了相当长的过程。

它遭遇的最初、也是最大的一次劫难，大概是在15世纪伊斯兰教进入吐鲁番地区时期。伊斯兰的武士们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对被其视为异端的佛教思想进行了彻底的破坏和打击。这次打击对佛教势力在吐峪沟的存在及活动来说是惨重的，但并没有使之完全消失。接踵而至的天灾人祸，却使这个佛教圣地一蹶不振了。1905年，德国人勒柯克在吐峪沟见到一座大型佛教庙宇，它像燕巢似的紧紧依附在几乎垂直的岩壁上。而1916年发生在吐峪沟的一次强烈地震，使这座庙宇整个堕入了峡谷，再也不见踪影。

最早涉足吐峪沟山谷的外国人是俄国植物学家雷格尔。早在1879年他就到了吐峪沟，并在考察报告中介绍了这里的石窟寺。4年以后，根据这一线索来到吐峪沟的俄国人罗洛夫斯基、科兹洛夫带走了不少回鹘文、汉文文书及其他佛教文物资料。1897年，俄国考古学家克列门兹也同样带走了吐峪沟的精美壁画及古代经卷。但对吐峪沟石窟寺侵扰次数最多、造成破坏最严重的是德国人勒柯克。他到吐峪沟石窟寺，就是以窃取这里最精美的佛教壁画为自己最主要目的的。

在这个回环曲折的山谷中，勒柯克还找到了一间封闭的石窟密室，其中封存着不少唐代的佛教典籍。勒柯克将它们满满塞了两麻袋，作为“考察成果”运回了柏林。对吐峪沟石窟残酷施暴的重要人物，还有日本人橘端超和野村荣三郎。1903年，他们在吐峪沟进行发掘，得到了一些佛经；1908年，他们重来吐峪沟，出钱雇用了35名农民，分成五组，对20多个洞窟进行了相当“干净”的搜掠，窃走了古代文书、写经、铜佛像、刻花砖等珍贵文物。南北朝时期的沮渠安周写经，就这样到了日本。与搜掠新疆文物有密切关系的斯坦因，自然也不会放过吐峪沟。1907、1914年，他先后两次在吐峪沟进行了绘图、测量、盗掘，“找到了不少好看的壁画和塑像残片”运到印度……经过这么多次反复的洗劫，吐峪沟石窟会是一种怎样的面目，人们是不难想象的。

今天的吐峪沟石窟，还是一种大劫之后未能恢复的悲凉景象。石窟顶部呈纵卷顶形式，中心有立柱，窟体高敞、宽大，立柱四面有龛。窟、龛之中，本来应该是庄严的佛像和色彩纷呈的壁画，而如今大都破败零落，偶见佛像绘画，也是残脚断臂，少眼缺鼻，难觅完整的形象了。中心柱窟，用佛教的观念也可以称之为“礼拜窟”。巨大的塔柱实际上将洞窟一分为二，前后形若两室。甬道可供僧侣、信徒回旋礼拜。纵卷顶式石窟造型近似吐鲁番地区常见的居民屋宇，窟分前后室，所谓后室，只是一处十分狭窄的小洞。唐代文献《西州图经》除说此处有“寺一所”外，还说有“禅院一所”。

这既可看到禅宗的影响范围，也能看到当年新疆和祖国内地相当紧密的思想文化联系。虽然历经种种劫难，残窟中破损的画面以及汉文并其他文字的标题，还是带给人们不少启示和联想。在一孔残窟内有一处“开觉寺”的题铭，残存的壁画中有一个人物图像，自顶而下一半为血肉之躯，一半却是森森白骨，让人毛骨悚然。这或许就是佛典的启示:别看红颜美丽，富贵长享，实际如烟云易逝，谁也难免化为森森白骨的命运。

吐峪沟两岸崖壁上那些破败、零落的石窟废墟，凝聚着古老文明和历史的风霜。吐峪沟的水和千百年前一样，仍然明净得如一面镜子，映着星斗，映着岁月，也映着两岸的洞窟遗址，它目睹并经历了吐峪沟历史文化的繁荣和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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