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人曾经写过以美术见长且成就辉煌的广东新会人汤由础（详见本公众号推送的拙文《从一幅荔枝湾风景版画说起》），无独有偶，今天介绍的这位工艺美术大师也是新会人，而且其个人经历同汤由础有相似之处，他，就是曾经为广州三处著名建筑设计过雕塑杰作的郑可先生。
郑可像
郑可（1906 ～1987)，本名应能，乳名阿能，祖籍广东新会，1906 年6 月生于广州一个中产家庭。
郑父是香港西餐厨师，1910年病故，自此家道中落。1913年，郑可入私塾学习，从而获得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和熏陶。虽然父亲早逝，但还是给郑可留下了不同于一般中国家庭的给孩子的影响：他从小就接触西洋文化，又因幼年生活在素以红木家具、贝雕、牙雕、玉器、金属工艺等著称的广州手工艺区大新街（此街详情可参阅本公众号主所撰《大新路：珍奇多聚大新街》《象牙巷，记载着广州牙雕的辉煌》《凄风苦雨沦陷中的广州》等文），耳濡目染之下，他对传统工艺和工匠的生活有了广泛且深入的接触，故对传统工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6岁时，郑可考入法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广州圣心中学（解放初期改名为＂启育中学＂，1952年9月与明德女中合并成广州市第三中学），爱好音乐和手工艺，1924年与郑厚湖（志声）、罗广洪共同发起，在广州州维新路（今起义路）一间茶馆创办“中华音乐会”，参加者约有30多人，冼星海也在其中，17岁时专门拜广州牙雕名匠潘亮为师，课余学习传统象牙雕刻。
留学法国时的郑可
1924年，他通过同乡兼私塾同学、民国外交家伍廷芳的后人、就读于广州市立美术学校西画系的伍千里介绍，认识了伍的同班同学李桦和吴子复，从此喜欢上美术并开始自学绘画，这意味着他从传统手工艺制作向系统美术学习的转变。1925年，他在广东省立工业专科学校机械专业学习了一年，受过金工、木工等技术训练，由此奠定了其日后从事金属工艺制作等的理论与实践基础。
1927年，郑可卖掉家里的猪只和房子，通过中山大学签证远赴法国勤工俭学，他从香港乘船到里昂中法大学，签证填表时他将名字“应能”改为“可”，从此“郑可”二字伴随他日后的风雨人生。
上世纪30年代郑可（后排右一）与留法同仁合影
1928年5月，他进入法国格勒诺布尔市立工业美术学校，学习绘画基础、建筑雕塑、家具木雕、工艺美术等课程；1929年夏天，他经面试后成为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旁听生，一年后以优异成绩考入该校雕塑系，师从著名雕塑家布歇（又译＂朴舍＂），同一时期求学的艾青、冼星海、常书鸿、刘开渠、吕斯百等人都是他的同学和朋友。 这一时期，他还在巴黎装饰美术学院师从巴黎染织学会主席弗路，学习染织、家具、陶瓷、玻璃、金属．首饰、 室内外装饰等工艺和设计，是中国最早接受德国＂包豪斯＂设计理念的艺术家；1931年春，他在入校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以两件半身人物雕像获法国巴黎国际艺术沙龙奖；1934年，他又以石膏作品《中国人像》荣获法国巴黎春季艺术沙龙展优等奖。
1933年春徐悲鸿（前排左一）在巴黎举办“中国近代绘画展览”，郑可（前排右二）等旅法的部分艺术家与之合影
1933年4月2日，郑可与常书鸿、刘开渠、吕斯百等人发起，在巴黎成立了“中国留法艺术学会”，他担任学会第一届委员会展览股股长，同年十九路军军需处处长邓炽昌（号瑞人，民族英雄邓世昌的族弟，国华银行创办人之一，十九路军驻沪办事处主任）找到郑可，要他去法国学习室内装饰并向其资助生活费，当时十九路军供给中国留法学生生活费的有郑可、冼星海和马思聪3人，条件是他们回国后在十九路军将要兴办的大学内任教，此举促使郑可由雕塑转入设计，其人生的诸多磨难与成就也皆源于此。
上世纪30年代，郑可曾两度赴德国参观＂包豪斯＂展览，比较推崇＂包豪斯思想＂，毕生关注艺术与技术的结合。
1934年秋，郑可学成归国，任广东勷勤大学建筑系室内装饰教授，同时在广州市立美术学校兼授素描课，课余从事雕塑及实用美术创作。后来他加入李桦、吴子复、伍千里等人组织的＂青年艺术社＂，活跃于广州美术界，在与一众近现代版画家和诗人进行书籍装帧等合作之余，他还参与到“中国工商业美术作家协会”工作，该协会涵盖了雷圭元、陈之佛、潘玉良等中国近现代美术史中的重要人物。
1937年夏天，他再度赴巴黎，参加以“现代世界的艺术和技术”为主题的世界博览会，并考察了“包豪斯”体系。
1938年，他在返国途中得悉广州已被日寇占领，归途受阻，于是接受留法学生张汝器之邀暂居新加坡，并在一家具公司从事设计工作。身处异国他乡的他，积极投身到抗战救国的大潮中，为支援国内抗战募捐，他在新加坡设计了一件大型浮雕作品并送往香港铸锡，但因香港迅速沦陷，导致这件作品最终没能铸成，迫使他不得不离开香港绕道广西柳州。
郑可居柳期间，伍千里任总经理的＂黄图文化企业公司＂（以下简称＂黄图＂）向他伸出了援手。＂黄图＂的前身为柳州黄图出版社，是抗战时期第四战区的宣传机构，伍千里任社长。1942年，在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帮助下，伍承顶了该社，将其办成了私人的文化企业公司。当时，伍在其公司增设了“蓝图营造厂”和“郑可工作室”，借助郑可的技术力量，经营建筑装饰、家具设计、铸造、石膏模型等。当时在曲江上窑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学习美术的尹积昌，带着吴子复的介绍信来到柳州，拜郑可为师学习雕塑，同期学习的还有高永坚、许家光等。 这一时期，郑可的雕塑作品主要有《光复桂南纪念碑》和《无名英雄像》等。当时伍千里通过第四战区政治部的关系，向柳州各界民众和商号倡议捐款建立《光复桂南纪念碑》，筹集到款项后交由“郑可工作室”负责设计承建，所谓工作室只不过是在柳江边的一块荒地上搭起的简易工棚，可是就在这种艰苦的条件下，郑可成功创作了《光复桂南纪念碑》这一反映华南大地军民众志成城、奋起抗战为题材的雕塑精品。
郑可在光复桂南纪念碑浮雕作品前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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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复桂南纪念碑底座浮雕之一（局部）
光复桂南纪念碑底座上有两大块浮雕：一块是中国士兵在丛林里打击日寇，敌人狼狈溃逃的情景；另一块则描绘战后人们重返家园、盖房种地的情景。碑文则以广西省政府名义发函至广东省立艺术专科学校，邀请吴子复到柳州来书写，尹积昌协助算字打格，吴子复以隶书直接在碑石上书丹。该碑1944年7月建成，9月柳桂大撤退，碑遂毁于战火。
日寇的战火不但毁掉了郑可的作品，也毁掉了他作品中所向往的理想生活和他苦心经营的工作室，于是他被迫从柳州迁居香港。在港期间，他开办了“香港合众五金厂”并出任“香港工业美术工厂〞厂长，更是中国人办的第一家自行车厂的创立者。他将西方设计理念运用至中国制造的实用设计，又在“包豪斯”设计基础上融入中国传统元素，在香港继续着他的现代工业设计概念的深度研究。上世纪40年代末，郑可已是蜚声国内南粤、香港等地乃至新加坡的雕塑家及设计师，被视作香港设计与新加坡设计领域的重要先驱。
1946年5月，郑可回到广州，同年10月到了香港。
1949 年11月，郑可从香港回祖国观光，体验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他组织在港的高永坚、尹积昌、蔡里安、彭天暖等艺术家，集体创作了直径3米的毛泽东浮雕像送回祖国参加美术展览。
1950年9月，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郑可的＂香港合众五金𠂆＂被指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钢模的制作方。
1951年下半年，在廖承志先生的力邀下，郑可将其在香港的几家工厂变卖后，携家眷及技师、工人、机器，与张光宇、张正宇等人作为从香港接回来的第一批专家回到祖国，他定居北京，满怀热情地投身到新中国的社会建设之中，最初被安排主持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美术工厂工作。曾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研室主任、艺术设计研究所负责人的梁任生曾感慨道：（郑可）先生就好像是驾着飞机，带着枪炮回国参军的战士一般，为百废待兴的工艺事业及建设事业注入一股新鲜血液！
1952年，郑可受张仃教授之邀，调入中央美术学院实用美术系任教授，讲授雕塑和素描等课程，曾受聘为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美术工作组成员，同年主持了北京新侨饭店的室内设计、装饰雕塑及配套陶瓷餐具设计，后来又被推选为轻工业部“建国瓷”出国展览瓷＂设计委员会委员；1955年，他参与监造“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业界统称为＂五五勋章＂）以及设计监造“元帅服”“将军服”的金属饰件等，还有改进硬币设计和研究成功＂电脉冲雕刻钢模＂“电动磨玉”“超声波玉器雕刻”“电成型”“旋压成型”“失蜡铸造”“滚胎成型”等新工艺，他将现代科学技术与传统工艺美术生产相结合，以先进的设计思想参与重要设计项目，因而受到人们的关注和赞扬。
1956年下半年，经徐悲鸿、江丰、张仃推荐并应庞薰琹邀请，他转入新筹建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今清华美术学院的前身）担任陶瓷美术系教授，并着手筹备金属工艺专业，先后培养出了多位美术学院教授、副院长、院长，如广州美术学院院长高永坚，广州雕塑创作室主任、广州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尹积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特艺系教授何燕明、何宝森，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院长王明、副院长杨永善等。
上世纪50年代郑可在创作雕塑
上世纪50年代末期，中国美术界正处于批判“印象派”，学习苏联美术教学的热潮，雕塑也都是纪念碑式，郑可顶着压力，自费请人翻译了《设计基础》一书，在课堂上向学生讲授包豪斯的设计理论。
1957年，郑可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到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1959年才重返学院，主持陶瓷雕塑专业的教学。文革期间，他又被强行送往中央社会主义学院进行思想改造，家里全被抄光，图书资料和早期作品几乎被查抄殆尽，充作“罪证＂，但是他仍没有放弃自己的艺术使命，而是全身心投入到创作中，推动中国艺术与设计事业的发展，表现出了高尚的人格魅力。
1977年，应财政部邀请，郑可为国家培养金币设计人员，曾任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高级工艺雕刻师；1978年，他回到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工作并建立了＂郑可工作室＂，是该院当时在教育第一线年龄最大也是承担教学任务最多的教师，在生活上他严格要求自己，带学生外出实习从不享受软卧待遇，谢绝给他派车，每天坚持步行，不吃请、不受礼、不搞特殊化，谢绝接待单位为他安排车去游览，80多岁高龄时还坐公交车从西城到东郊去为学生上课。＂一点也不像艺术家！”是他给学生留下的第一印象。他是中国现代高校艺术教育教学的开拓者，在教育教学中，他注重“一专多能”和“通才教育”的培养，重视艺术和设计之间相互融通的实践研究，塑造和培养能掌握艺术和设计普遍性真理的“通才”。清华美院后来形成的建筑装饰系、工业设计、金属工艺等院系专业，都深受郑可的影响，其中也包括后来他所参与的汽车设计。在上世纪50至60年代的建筑装饰系的5年制学生的培养过程中，他曾带着学生做过一些汽车方面的设计。到了80年代初，他还主持办了1年期的脱产汽车设计进修班。虽然这个脱产进修班学制只有1年，但总体教育强度赶上了现在清华美院的研究生教育，这个进修班大约持续了3年。
郑可在辅导学生雕塑（《中国报道》世界语版1978年11期封面）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老院长张仃曾这样评价郑可：＂他是全武行，什么课让他上都行。中国有这两下子的只有郑可”。黄永玉先生也说过：郑可先生＂懂建筑学，给清华建筑系谈过巴黎圣母院拱顶相互应力关系”，这恰好说明“应能”、“可”不仅是郑可的名字，也是他的座右铭和一生追求的写照。他的广博学识，又通过数十年教学实践传给了众多的学生。更为重要的是，他的许多超前的思想和意识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和他同龄人。他不仅是一位艺术实践者，同时也是一位对现代艺术设计理论具有深入系统的研究者，曾撰写了许多教案和文章，还自费请人合译外国现代工业设计的理论著作，如《现代设计》《现代工艺简史》《工业设计总论》《设计教育》《美国美术中心学校的设计教育》等共约一百多万字，并起草了《现代工艺设计教学纲要》《成立现代工艺系的建议书》等等，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译著和文章均未发表。
1979年夏郑可（前排左一）、吴冠中（前排左二）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师生在首都机场壁画工作会议上，当时郑可任陶瓷壁画《科学的春天》工艺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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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郑可在辅导学生素描
1981年5月，郑可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光明日报》曾作专题报道。
1983年，郑可77高龄时只身赴南斯拉夫阿兰杰洛瓦茨，参加“大理石和声音”学会举办的艺术节，创作了陶雕《钟馗》和一座喷水池，当时的南斯拉夫报刊发表专文对其进行评论。
1985年，他开始为来自银行系统的20名学员教授币章雕刻，培养出邵国伟（曾任中国印钞造币总公司技术总监）等专业骨干。
80岁高龄时，他创作出雕塑《拓荒牛》和大型锻铜雕塑《奔马》，作品都显示出一股坚强不屈、昂扬奋进的精神。
1987年9月22日，郑可因心脏功能衰竭，经抢救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81岁。
郑可在绘画、雕塑、陶艺、建筑装饰、工业造型、金属工艺及货币铸造等领域均有研究并取得非凡成就，堪称一代工艺美术大师，是中国现代艺术设计教育的先驱，新中国首批重要的设计家、雕塑家、教育家、画家之一。
那么，作为土生土长广州人，郑可有没有为广州设计过雕塑呢？答案是肯定的，依我所见，他至少为朱执信墓园、爱群大厦和新一军公墓这三处设计过雕塑。
位于广州东郊沙河顶东沙马路驷马岗（今天的天河区先烈东路127号）的朱执信墓园内（关于该园详情，可参阅本公众号主撰文《革命圣人朱执信》及本地学者卢洁峰女士所著《从黄花岗到红花岗——广州先烈路钩沉》一书），曾安放有郑可制作的一座朱执信铜像，对此1936年10月出版的《北晨画刊》和《申报图画特刊》均有相关报道。
1936年10月17日《北晨画刊》报道：广州朱执信铜像模型系雕刻名家郑可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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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22日《申报图画特刊》报道：代表蒋委员长行礼的（广东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与（朱执信遗孀）杨道仪等人出席朱执信铜像奠基礼
据知情人士说，该铜像在广州解放后或文革时已被拆毁。
曾夺广州建筑物高度之冠、被当时新闻界誉为“开广州高层建筑之新纪元”的爱群大厦于1937年4月落成，郑可为之创作了一个建筑浮雕。此作为对称的两件，各塑一个侧身坐姿的健硕裸女，＂右像取坐姿，示安稳之意，左手执穗，代表穗城，农业及丰收。右手执天秤代表公平正直，像的左下方为镇海楼，下方为广东的工厂，代表工业。右下方为粤海关，以示广东为重要口岸。左像与右像取不对偶的均衡，左右手分别是飞机火车，以示广东交通便利，像之左下方为该大厦之全景，下方为中山纪念碑，以示广东为一革命策源地。下方之邮船示广东地处海滨。据作者云，此塑像费时四月方克完成云。”(1937年4月上海《时代画报》报道，刊发时浮雕名为《建设》）。整个作品的构图有古希腊艺术的影响，用象征性手法表达出作者对中国和平、公正、科学进步、工农商业发展、国泰民安的美好愿望，展现了郑可的卓越的艺术才华和独特的浮雕技巧。可惜爱群大厦落成后1个月便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郑可为该建筑所作的浮雕也不幸被炸毀。
爱群大厦模型及在建的爱群大厦（1935年4月号《良友》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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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可所作浮雕《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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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可所作浮雕《松鹤桃》
今日可见爱群大厦门头上仍有《建设》和《松鹤桃》装饰，但与原作存在差距，有人估计是重修时工艺走样所致。
现在爱群大厦门头的《建设》和《松鹤桃》装饰
新一军印缅阵亡将士公墓位于广州白云山马头岗南面（现天河区濂泉路28号），1945年11月1日开始动工建设，翌年元月10日建成，郑可为之设计了纪念塔（又称＂四柱纪念塔＂）及铜鹰雕塑。
下图为雕塑雄鹰定稿后尚未铸铜前的照片，片中可见雄鹰放置在室内，上有胡汉民堂弟胡毅生隶书题匾“黄图”，两边摆有石膏像、玻璃饰柜等，旁边站立者为伍千里。
1946年9月，＂黄图＂从柳州迁至广州惠爱中路（今中山五路）38号，主营建筑装饰、石膏模型、摄影器材与冲印、书画展览等业务，内设“郑可工作室”和画廊等。＂四柱纪念塔＂铜鹰由郑可创作、“黄图"承造。据尹积昌回忆，郑可当时与朋友在香港还办有工厂，要兼顾两边。铜鹰的泥稿就交由尹先期制作，然后经郑修改润色定稿。余下的放大、翻模、交付铸造、修饰等后期工作，都由尹与高永坚、许家光等学生来完成。
尽管当时处于战争状态，制作时间、财力、人力有限，然而郑可还是将＂四柱纪念塔＂做出了极高的水平，塔体由简略的直线和立方体构成，塔体主干巧妙地由一座立方体分隔成四根立方体柱群，增强了空间感和光感变化，具有很强的＂包豪斯＂设计理念和风格，既庄重、严谨又大气，是中国现代纪念碑设计中少有的现代主义佳作，在艺术上至今还是典范：
四柱纪念塔为两段式结构，矗立在面积逾千平方米的大平台上，±00以上是四柱纪念塔，四根立柱不仅象征着新一军在印缅战场上的英勇表现，还寓意着这支军队的顶天立地精神。立柱的选择和设计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和文化意义。塔高22.3米（约73,16英尺），±00以下是一个“十”字竖井墓穴，井高15.7米（约51.51英尺），即全塔总高38米（约124.67英尺），寓意“中国驻印军新一军来源于新38师”；塔中部（底座顶端）的铜鹰创作构思源自新一军的标志＂大蓝鹰＂，铜鹰重1.6吨，高2.44米（约8英尺），两翼长达3.05米（约10英尺），两翼长达3米多，高2米多，造型栩栩如生、展翅欲飞，是用800余公斤废炮弹壳铸成的。《陆军新编第一军印缅阵亡将士墓记》有言：“纪念塔上矗立之铜鹰，重逾千斤，其铜料则由库存战时（即新一军在印缅作战时，笔者注）所集炮弹壳熔化而成”，是“一极有价值之珍贵纪念品。” 这只铜鹰由番禺县一家铸造厂铸造，1947年9月17日出版的香港《星岛日报》这样描述：＂广九车将抵广州站的一瞬间，我们从车窗中望过去，远处很像有万道豪光，闪烁耀目。那就是陆军新编第一军印缅阵亡将士公墓，雍容伟岸，万古凌霄。站在墓碑顶的那只雄鹰，象征着我国族奋发鹰扬，一飞冲天的神气，蓄势待举，振翮盘空的飒飒雄姿……这座纪念碑的设计者便是郑可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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铜鹰与在建的四柱纪念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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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柱纪念塔远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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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柱纪念塔近景
1947年9月6日（新一军进驻广州两周年纪念日），广州行辕主任张发奎、广东省政府主席罗卓英、广州市长欧阳驹、广州行辕副参谋长华振中等官员、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高文登中校暨广州行辕全体官兵、广州市警察训练学校的师生、各界代表以及记者等约共2000余人，在广州白云山麓马头岗参加了新一军印缅阵亡将士公墓落成揭幕暨公祭阵亡将士典礼，新一军军长孙立人站在四柱纪念塔前主持典礼。
新一军印缅阵亡将士公墓落成揭幕暨公祭阵亡将士典礼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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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人站在四柱纪念塔前主持典礼
可惜，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新一军公墓（包括四柱纪念塔）遭到了严重的破坏，至于铜鹰的下落，一说在文革中被红卫兵拆下作废铜卖掉了，而卢洁峰则认为＂广园东路开辟之前，北至马头冈整个山冈，南至濂泉路28号墓门大牌坊处，东至七三二七工厂，西至濂泉路白云山牌坊七二一五工厂宿舍区，均为禁区。小偷无法进入此区，遑论偷盗大铜鹰。在当时的生产力条件与社会环境下，唯有禁区内的某某工厂有能力把大铜鹰吊走，熔作军用＂（引自卢文《广州新一军公墓的战史室、碑廊与大铜鹰》一文）。时至今日，纪念塔部分尚存，每年清明、重阳等节气，都有不少民众自发前往祭拜。
四柱纪念塔现状
郑可说过：＂雕塑这个词的含义已不再是传统的含义，即指以某种技术手段来表示的特定艺术，它是借用这个人们习惯称呼的词来通称一切立体造型艺术。一张纸，用手在上面向下压或从下向上顶，产生了凹凸，这就打破了平面而创造了立体，从观念上可以认为它产生了雕塑意念。能这样理解，才有可能去正确对待和理解现代雕塑。”由此及彼，我们可以说，郑可的人生经历和艺术才华也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非凡的，他是一个＂大写的人＂，永远值得国人尤其是广州人敬仰和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