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关陆权时代与海权时代的话题在网络被炒得纷纷扬扬，其核心问题是陆权与海权谁更有利害，或者，更利于人类社会的发展。事实上，不管是陆权还是海权，其理论的提出都是倾向于战略和军事的层面，是国家所需的，而不是人类的核心生存，所以说，讨论这一问题多少有些空中楼阁的意味，或者说是人类社会一些吃饱喝足了的强者怎么拥有更多地域去支配和统治弱者，进而怎样去当类似于寄生虫的统治者的意味。其核心就是强盗逻辑。若讨论应该是其能否实现，而不是陆权与海权谁更有利害、人类社会现在所处的时代是陆权时代还是海权时代的问题。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系统地说说这个问题。

地球照片

陆权论是一种通过陆地控制全世界的强权或霸权理论。是由麦金德提出的一个理论，认为随着陆上交通工具的发展，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成为最重要的战略地区。

麦金德是英国人，全名哈尔福德·麦金德，1861年—1947年，也就是说，他去世离我们现在只有半个多世纪，他提出的理论距离我们现在只有一个世纪多一点。也就是说，他和他的理论都很年轻。

麦金德生于林肯郡盖恩斯伯勒，1880年入牛津大学学习自然科学和近代史，后再在伦敦学习法律，获得律师资格。1887年任牛津大学地理学高级讲师，两年后成了该大学第一任地理系主任。

由于有了职务上的优势，麦金德认为，地理学家必须是探险家和考察家。同年，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的支持下，他组织东非探险队，攀登肯尼亚山。随后广泛游历英国，并在劳动者中宣扬他的新地理学，探讨人类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科学，是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桥梁。因为他主张历史与地理、地点与时间不能分割，所以成了英国当时一个引人注目的学者，用现在的人的话来说就是明星学者。

麦金德画像

有了明星的荣耀或者炫耀，麦金德开始出书，1902年出版《不列颠和不列颠海》，被公认为英国地理学文献中具有里程碑性质的著作。中国人有一句话叫著书立说，意思是：从事著述，创立学说。麦金德的书在这时候是有了，他得把自己的“说”立起来，所以，两年后，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作了题为《历史的地理枢纽》的讲演。

在这次讲演中，麦金德主要干了两件事情：一是他提出了陆心说，也就是心脏陆地说。他在把欧亚大陆和非洲合称为“世界岛”的同时，把世界岛最僻远的地方称为“腹地”。

“腹地”的事可以忽略不计，“世界岛”及其“心脏”是这样一个概念：从东欧到中西伯利亚的中部地区为心脏地带，其外围则依距离的远近分为两个新月形地带：一是内新月形地带，包括德国、奥地利、土耳其、印度和中国；二是外新 月形地带，指欧亚大陆以外的大陆和海岛，包括英国、南非、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和日本等。麦金德的中心论点是：心脏地带是世界政治的枢纽区，人力和物力资源丰富，并远离海洋，几乎与世隔绝，海权国家的势力无法进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天然堡垒。

所以，麦金德认为，东欧则是进入“世界岛”心脏地带的大门，或者说，东欧就是“世界岛”心脏，谁统治东欧，谁就能控制中心地带。并在后来进一步提出，谁统治中心地带，谁就能控制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就能控制世界。这也是他关于陆权学说的三句名言。

还说，因为在历史上，居住在这一地区的机动性强大的游牧民族曾多次向外征服边缘地区，给周围的文明带来极大威胁。现代铁路的发展，形成新的机动性，俄国取代了蒙古帝国，枢纽国家俄国与德国的结盟，有可能向欧亚大陆边缘地区扩张，形成世界帝国。

第二件事是：他引证大量历史事实说明来自大陆腹地的征服者对边缘地带向着三个方向扩张和侵略：向东南方向季风边缘区和澳大利亚；向东北方向经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到美洲；向西到欧洲边缘地带和南部腹地。世界历史总的来说是按着这些方向发展的。

麦金德找到了世界大陆的“心脏”，成就了陆权说的理论基础。当时，就他的国家而言，人们认为，作为海权国家的英国面临着陆权国家兴起的严重挑战，需要修改战略和外交政策。虽然这在当时显然已经来不及了，但这并不影响陆心说对国际战略和政治地理思想有强烈影响，因为它毕竟是第一次把历史、自然地理和政治地理结合起来，提供了世界地理背景下的全球战略概念的尝试。

100多年过去了，翻开今天的历史地理，不难看到，东欧指由波罗的海东岸至黑海东岸一线向东达乌拉尔山脉的欧洲东部地区，包括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摩尔多瓦等国家。另外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黑山、北马其顿、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有时也被视为东欧或东南欧国家。

东欧99%以上人口属于白色人种，民族多属于斯拉夫人体系，宗教以东正教为主，阿尔巴尼亚等国家和地区则以伊斯兰教为主，经济大幅落后欧洲西北部地区。过去东欧国家大多由共产党执政，现已均成为资本主义国家。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后部分东欧国家加入欧洲联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东欧剧变，西方社会称之为东欧1989年系列革命，是指1989年前后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在短时间内纷纷丧失政权，社会制度随之发生根本性变化的事件。

事件最先在波兰出现，后来扩展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等国家。在柏林墙倒下后，东西德经历45年的分裂后重新统一。巴尔干半岛的南斯拉夫亦一分为五，包括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北马其顿及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2003年改称塞尔维亚和黑山，2006年解体，2008年科索沃单方面宣布从塞尔维亚独立，未被国际社会普遍承认，实为一分为七），而捷克斯洛伐克则于1993年分为捷克及斯洛伐克。

事件以苏联解体告终，也被认为标志着冷战的结束。东欧剧变是东欧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是社会主义制度演变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剧烈动荡。

通过以上，人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麦金德陆权论的“心脏学说”在东欧确实是存在的，但要说谁统治东欧，谁就能控制中心地带；谁统治了中心地带，谁就能控制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就能控制世界，显然是一个近于蛇吞象或者痴人说梦的想法——在现代国家体制的背景下，已经很难有某一国通过占据这一区域而控制世界的能力。

蛇吞象的结果只能是让自己死亡在吞并的路上，但这并不意味着痴人说梦的想法不存在，应该看到，一条“蛇”在吞“象”的路上死了，另一条“蛇”继续它的“事业”，这种“前仆后继”的结果会使世界的“心脏”成为一个坟场。一条条的死“蛇”也一定不会是光荣的，也只能是很不体面地悄悄死去，因为它们吞下的都是贪婪的禁果，而贪婪毁掉的不是一条“蛇”，也可能是一个人、一群人甚至一个国家。

一条“蛇”、一个人、一群人甚至一个国家可以没有、可以死去，但人类社会却是个永远的存在。这也是从古至今的历史的走向，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心脏学说”向人们提供的只是一种不能完全实现却又局部存在的可能，如果为了这种可能就一味地去冒险，结果一定是可想而知的。

海权论是一种通过海洋控制全世界的强权或霸权理论。这种理论最早起源于古人建立强大的国家海上力量以控制海洋的思想，代表人物有公元前6～前5世纪古希腊城邦雅典的海军统帅地米斯托克利和伯里克利。近现代，这种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乃至成为一种军事术语。

作为军事术语的海权论创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认为，海洋必然成为渴望获得财富和拥有实力的海上强国进行竞争和发生冲突的主要领域，海上强国必须具备多个条件以获得海上行动自由，海军战略的关键就是平时和战时建立和运用国家的海上力量，夺取制海权的方法是舰队决战和海上封锁。

海权论的鼻祖是马汉，全名阿尔弗雷德·赛耶·马汉，1840年—1914年，美国人，出生在西点军校的教授楼里，后来成为美国海军的一名官员。主要作品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海权对法国革命及帝国的影响，1793－1812》，《海权的影响与1812年战争的关系》，《海军战略》等。

马汉认为，制海权对一国力量最为重要。海洋的主要航线能带来大量商业利益，因此必须有强大的舰队确保制海权，以及足够的商船与港口来利用此一利益。同时强调，海洋军事安全的价值，认为海洋可保护国家免于在本土交战，而制海权对战争的影响比陆军更大。主张美国应建立强大的远洋舰队，控制加勒比海、中美洲地峡附近的水域，再进一步控制其他海洋，再进一步与列强共同利用东南亚与中国的海洋利益。

马汉

除了马汉，海权论的代表人物还有英国海军理论家和历史学家J.S.科贝特、俄国海军军官N.L.克拉多等。因为海权论的基本观点受到英、美、日等海上强国的推崇，并对这些国家的海洋政策和海军战略产生深远影响。

最先接受海权论的是英国人。当时，英国正在辩论扩充海军的问题，马汉的作品对英国海军建设和海军战略产生了重要影响。同时因为多处对法国海军的失败做了评论，因而受到法国人的重视，并称赞其评论客观公正。

在德国，威廉二世将海权论作为扩充海军的理论依据，并规定马汉的著作为海军学校的教材。在日本，因为海权论创立时，正是日本全力扩充远洋海军的年代，因而受到日本政界、军界推崇。在俄国，海权论早期著作的俄译本被年轻海军军官奉为经典，克拉多主张把海权论应用于俄国海军和海上力量建设并因此受到沙皇的赞赏。

美国接受海权论作为国家政策的时间比欧洲稍迟。1896年，罗斯福任海军部次长后，开始全面接受海权论，并据此大力发展海军，修改海军制度，建立兵工厂和船坞。至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时，已拥有优于西班牙的舰队，从而为夺取胜利奠定了基础。战后，美国海军控制了加勒比海，占领了波多黎各、菲律宾、夏威夷、萨摩亚和威克岛。

1907年，美国海军改变过去100多年来只注重海岸防御和依靠私掠船在海上打游击的做法，建立起一支两洋舰队，跨进了远洋舰队的时代。此后，美国始终以拥有世界最强大的海军为其建军原则之一，海权论成了美国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罗斯福

美国的这些政策和做法都是以马汉理论为基础的，直到冷战结束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部署都以马汉理论为原形。而马汉提出的相关战略，主要以英国为例，讨论一国的地理、人口、政府政策等六项基本因素对海权的影响，其因素分别如下：

1.地理位置：

最理想的位置是居中央位置的岛屿，并靠近主要的贸易通道上，有良好的港口和海军基地。例如：不列颠群岛与欧洲大陆的距离不远不近，既足以使英国获得对抗外敌入侵的相当安全保障，又便于打击敌人，换言之，进可攻退可守。

英国以英吉利海峡和欧洲大陆相隔，不仅有水为屏障，且距欧洲大陆近，因此英国不须维持大陆军，而可集中国力发展海权，以优势的海军来封锁欧洲大陆港口，并控制出入欧洲北部的航线。与英国成强烈对比的是法国，他不仅要维持大陆军，而且海军也必须分驶大西洋与地中海，因此在海权竞争中，法国对英国便居于劣势。

2.自然地理形态：

具绵长之海岸线及拥有良好可用的港口。海岸线可决定向海洋发展的难易程度，良好港湾则代表向海发展的先天潜力，而土地的肥沃与否，则影响人民讨海为生的意愿和需求。一个国家的海岸线是其边界的一部分，凡是一个国家其疆界易于与外界接触者，其人民便较容易向外发展，与外面世界相交往。

地形平坦、土地肥沃可能使人民安土重迁，不愿投身海洋，如法国。相反，则逼使人民不得不讨海维生，如荷兰、葡萄牙。岛国及半岛国家受限于地形上的因素，若欲发奋图强，则必须重视海权的发展。

3.国家领土大小范围：

供应必要物资，但地形未经河川严重分割，大到难于防守；马汉认为国土的大小必须与人口、资源及其他权力因素相配合。一个国家人口的总数与海岸线总长度的比例，具极大重要性。否则广大的领土可能反而成为弱点。如果面积太大，而人口与资源不成比例的国家，防守密度低，国家的危险性增高，假使又被河川或港口所割裂，则更是一大弱点。以美国内战时的南方为例，以人口和资源的比例而言，其面积是太大了，尤其是有了太长的海岸线和太多的内陆水道，兵力易被分割而导致失败。领土幅员应和人口、资源等因素相配合，地广人稀、过度绵长的海岸线及内陆水道众多等，有时反而成为弱点，如美国南北战争时之南方领土即是。

4.人口数量：

提供从事海洋事业的人口培育，储备海军后备力量；人口数量和素质对海权均为重要基础，海权国家不仅应有相当数量的从事航海事业的人口，而其中直接参加海洋生活的人数更应占相当高的比例。国家的平时航海事业(包括航运和贸易)足以决定其海军在战争中的持久力。英国即为典型例证，他不仅是航海国家，而且也是造船和贸易国家，拥有发展海权的必要人力与技术资源。想向海洋发展的国家，不仅应有相当数量的人口，而且其直接或间接参加海洋活动的人数，也应占相当的比例。

5.民族性：

面向海洋，具冒险犯难的性格，促进商机及航运发展；国民对海上贸易的意愿及航海生产能力的心理因素亦极重要。若国民以向海洋寻求财富为荣，航海事业自然蓬勃。海洋商业与海军的结合，再加上殖民地的开拓，终使英国成为海权霸主。主要为贸易愿望（重商主义）和生产能力；有此心理基础，人民才会走向海洋寻求财富。

6.政府的性质和政策：

政府的战略主张，影响海军武力的运用；政府必须明智而坚毅，始能对海权作长期发展。英国的成功主因即在此。自詹姆士一世开始，英国的国家政策即一直以追求海外殖民地、海上贸易和海军优势为目的。政府若明智而坚毅，培养其人民对海洋的兴趣，则海权的发展也自然比较容易成功。

马汉认为英国之成就为空前海洋强权，除了具备上述基本条件的优势外，其政府海权运作的适切，实居关键。在海权运作方面，马汉认为英国若无海运贸易能力，无广大殖民地（资源、基地和市场），以及训练有素的海员和船舰，则英国虽有先天优越条件，亦将无能为力，尤其在战争工具运用上，即制海权争取上，英国通常均以在海上击灭敌国舰队或对敌港口建立封锁为一贯指导，更是重要因素，相反的，法国却热衷于领土的征服而未着眼于击灭英国舰队，于是结果便完全不同。

这些推崇和奉行海洋论的国家认为，占地球表面3/4的海洋是大自然赋予人类通往四面八方的交通媒介和各大陆相互交往的交通要道。任何时候海上贸易都能致富，而财富是国家的生命活力、物质和思想的具体表现。谁控制海洋，谁就能控制世界贸易并进而控制世界财富。因此，他们在国家海上力量、海军建设等问题的同时，强调海上行动自由，并认为海上强国要获得海上行动自由，必须具备4个条件：

1.作为一个商品输出国家，必须生产足够的产品供出口并进行商品交换。

2.必须拥有作为海上交通工具的运输船只。

3.必须占有能够保护和发展海外贸易、获取巨大利益的殖民地和基地。

4.必须拥有强大的海军，以保护海外领地及其与本国基地之间的交通线。

通过上述，人们不难看出，海权论者是想通过水这一可以到达任何陆地之岸的物质实现贸易，但又因为“谁控制海洋，谁就能控制世界贸易并进而控制世界财富”的赤裸裸的论述，让它变成了一种武力的竞争，所以，在理论创立之初，它就是以军事术语的形式出现，本质上就是扩张、侵略，然后占有和掠夺。

同时，人们也应该看到，所谓海权论是脱离了人类的本质生存的——尽管现代科学研究证明，生命起源于海洋，但没有人抓住某样海底的生物，告诉这样生物，说它和人类有着共同的祖先。原因似乎很简单，海洋里长不出庄稼，海底的生物不会和人类一样去种植。海洋占地球表面3/4，也可以有人在海上生活，但这始终不如人类生活在陆地上那样踏实、可靠。所以，只有陆地才是人类的母体、人类的最安全也最可能生存下去的家，而海洋不过是在陆地上生活得更好了的人们向陆地之外生存空间的一种探索罢了。

虽然，海权论把海洋描述得非常美好，但至今还没有一个国家或者较为庞大的群体完全生活在海上，并且，完全能够生活下去。所以，就人类生存空间而言，海洋应该是陆地的延伸，它可以“包围”或者“封锁”陆地，但并不能代替陆地，过分强调它的功能和意义，或多或少有些本末倒置的意味。

贸易可以有，也可以军队作为一种保护，但这种保护应该是贸易本身，而不是获取巨大利益的殖民地和基地。随着人类文明程度的提高，随着世界各国国家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想必贸易会回归其最初的价值和意义，即除了贸易物品本身的价值之外，贸易者所能赚取的只能是运输的成本和费用。

都说世界的规则是一种丛林的法则，但一定要明白，世界并不是丛林，丛林里可以有千百万种动物，而世界的主体却只有人类。千百万种动物为争夺王位可以相互厮杀甚至毁灭，人类也曾经是这样，但不会是永远，因为如今共同体的意识在人类的心中已经越来越强烈，这也一天天地宣布着人类社会弱肉强食的时代正在过去。

很显然地，如果没有了获取巨大利益的殖民地和基地，海上的贸易也就只能是贸易，而所谓海权论也就失去了其价值和意义，最终自灭。与陆权论同理，就当下的形势而言，还没有一国能拥有通过海洋控制全世界的能力，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而有这种想法的国，也只能死在贪婪的“包围”和“封锁”路上。

这个命题也来源于网络，但翻开历史，人们会发现，所谓的海权时代也就是近三五百年的历史，即在海权论主导下，世界上出现了几个所谓的海上强国，掌握了世界的一部分话语权甚至主导了世界的秩序。它们所处的时代应该就是海权时代。在还没有搞清楚所谓海权时代是否真正存在过，或者用海权来命名那三五百年的历史是否合适，一些学者就提出了新陆权时代的来临。

在这里，先一起来说说什么是陆权和海权，按我的理解，所谓陆权和海权就是人们在陆地和海上生存的权利。人们通过生产关系派生了各种社会关系，构成社会，并在一定的行为规范控制下从事活动，使社会得以正常运转和持续发展。所以，不管是陆地和海上，既然是权利就要受到人类社会共同的尊重和保护。这种权利应该是平等的、自由的，不是陆权论和海权论所主张的。

所以，不管是陆权和海权都是人们生存并且生存得更好的权利，所以，也就不存在所谓的陆权时代和海权时代，更不存在什么新陆权时代。要是非得让它们以时代为名号不可，也只能是陆权论时代和海权论时代，但很显然地，这两种时代都不是这个世界的全部时代，或者说它们出现的时间点和延续的历史，都不足以代表时代，抑或用时代这个词来为它们命名——人们没有看到某个群体或者国家通过控制“世界岛”及其“心脏”而控制全世界，人们也没有看到某个群体或者国家通过控制海洋而将全世界都纳入自己的囊中。因此，从本质上来讲，陆权论和海权论的时代就根本没有存在过。

称新陆权时代就要来临的那些人，大约是想在那三五百年的历史里套用了中国古人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或者，中国老百姓常说的“五百年一个生死轮回”的概念，但我想要说的是，对人类社会的大多数地方而言，陆权与海权应该是这样的一种存在，即人们在陆地上生存久了，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技术或者技能，开始由陆地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也便有了由陆地向海洋甚至空中的延伸，但不管怎么延伸，都是以陆地为基础、为核心的。所以，二者或者三者之间，都是衍生的关系，并非孤立地存在，也便很难割裂它们。

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陆权”可能也包含了海权甚至空权，本身就是一个错误的概念，即使来临，也存在着用词不当的致命硬伤，让人难以理解，更谈不上听懂。打个比方，一个一两岁的孩子，我们给他一间小屋子，就是他的生存空间，就够了，但等他长大，这间小屋肯定不能满足他，所以，他就得向外界扩展。把这个道理放在人类这一大概念上也是一样的，不存在新与旧的问题，是成长与发展的必然。人类社会从古至今，一直是这样的拓展生存空间的模式，根本就没有存在过所谓的终结与来临。

对此，我给出的判断是：那些在所谓的海权时代或者因为海权论主导而成为海上强国的国家或者群体，最终会在“包围”和“封锁”失败之后，繁华落尽，近于惨淡地回到属于自己的陆地生活空间或者陆权，因为，海洋虽然始终在“包围”和“封锁”陆地，但它却从来不能占据甚至摧毁陆地，而要想借助水的力量完成连水都不能完成的事情，必然会付出巨大的代价，并在最终的精疲力竭里落荒而逃。这是自然的规律，也是朴素的道理，人类既然早就懂得，就没有必要为它作出最终会失败的尝试。

有人说，中国古代是一个重视陆权而不太重视海权的国家，原因是，中国人率先开通的丝绸之路，陆上的要早于海上的。但事实是，海上丝路更早，它起始于秦朝，而陆上丝路起于汉武帝时期。

甚至，当代学者研究发现，早在公元前11世纪我国岭南先民就初步开辟了南海丝绸之路，时间比陆上丝绸之路早800年左右。南海丝绸之路萌芽商周，发展于战国春秋，兴于秦汉，旺于唐宋，转变于明清，是我国海上经久不衰的商贸通道（赵明龙《南海丝绸之路或早于陆上丝绸之路800年》新华网，2014-03-04）。

秦始皇扫除六国统一中原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封建王朝的统治者，是他把“统一”一词彻底地打在中华文明的脊梁上，从那以后的二千多年里，很少有中国人会希望分裂国家。在关于他的典故里有个叫“始皇射鱼”的，说是他在芝罘（今山东烟台市北芝罘岛），射杀了大鲨鱼，被后来的中国人当成了渡海远行的壮举。

与秦始皇射杀大鲨鱼相伴的历史事件是徐福东渡。时至今日，在日本的徐福遗迹达50多处。日本新宫更有徐福墓，蓬莱山内还有“徐福神龛”，被称为“徐福之宫”。日本每年都有“御船祭”、“灯祭”等，都是祭祀徐福的活动。传说，日本还有500年一度的“徐福大祭”。虽然徐福一去不回，但这也是中国人最早远涉重洋的足迹之一。

今天，我们说的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有东海起航线和南海起航线两条主线路。第一条航线从东海起始，自周王朝（公元前1112年）建立之初，武王派遣箕子到朝鲜传授田蚕织作技术。箕子于是从山东半岛的渤海湾海港出发，走水路抵达朝鲜。这样，中国的养蚕、缫丝、织绸技术通过黄海最先传到了朝鲜。

秦始皇统一六国时，齐、燕、赵等国人民为逃避苦役而携带蚕种和随身养蚕技术不断泛海赴朝，更加速了丝织业在朝鲜的传播。人们通过朝鲜半岛或经由日本海环流水路，中日交往十分方便，也将中国的罗织技术、提花技术和刻版印花等技术传入日本。

第二条航线以南海为中心，起点主要是广州，所以称南海丝绸之路。它形成于秦汉时期，发展于三国隋朝时期，繁荣于唐宋时期，转变于明清时期。历史久远，具有重要的意义。这背后，都是我们对于海权的重视，而在我们古老的传说里，就有着受玉帝管制的龙王，那龙王就是中国海的管理者。

我们在汉武帝时期，真正开通的陆上丝绸之路终点是古罗马，罗马这个大帝国鼎盛时期，总面积达到了五百万平方公里，领土沿地中海分布，包括现在的葡萄牙、西班牙、法国、英国南部，以及南欧、西亚、北非等地，地中海完全成为了它的内湖。按照陆权论的观点，我们当时应该是深入世界大陆的“心脏”了，但不管是在这条路上，还是在海上丝路，我们从来也都没有侵略过，只是一心一意地搞贸易、做生意。为什么会有这样美好的结果呢？这是因为我们几千年来一直奉行的文化和政策。总结起来只有这样两个词：上善若水和重农抑商。

上善若水出自老子《道德经》，指最高的品质应该和水一样。是说水善于帮助万物而不与万物相争，它停留在众人所不喜欢的地方，所以接近于道。上善的人居住要像水那样安于卑下，存心要像水那样深沉，交友要像水那样相亲，言语要像水那样真诚，为政要像水那样有条有理，办事要像水那样无所不能，行为要像水那样待机而动。正因为他像水那样与万物无争，所以才没有烦恼。

“重农抑商”政策在我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具体表现必然为经济形态所决定，是历代封建王朝最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其主张是重视农业、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今天，很多人都说“重农抑商”、“农本商末”政策深深制约和影响中国历史，但是也应该看到，这一政策本身对当时中国人的品质潜移默化的影响，那就是统治者只允许你种好自己的地，有自己的粮食，不怎么允许你去做一个一心向着利益往前冲，而不顾一切、不择手段的商人。他们认为商人的这种行为是可耻的，会造成见利忘义的不稳定的社会因素，也造就了几千年中国社会一直自耕自食、自给自足的现状局面。

因此，基本可以用这样两句话概括古代中国人的生活，贸易可以没有，但地不能不种；要的贸易也可以，但一定是老老实实地、在“义”的框架下做生意，否则，赚来的钱就是不正当的，就会被称为“奸商”。而这种行为表现，也正是中国人农耕与商贸上的表现——大多数人在家里自给自足地生活，只有一小部分人出来做生意，也都是爱好和平的正经生意人。他们家里有事不需要别人管，对别人家的事他们从来也不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对此，他们奉行一句口头禅的诗——各人自扫门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

这些，并不是那些推崇陆权论和海权论的国家与群体能看得懂和理解了的，而他们的看不懂和不理解正是中国人对陆权和海权的深刻理解与生动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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