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史料系年辑录》，杨志平、李军均、张玄编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11月版。

该书首次以系年形式较为全面地辑录整理了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的相关文献，主要内容涉及古代小说文体的观念、价值、形态、编创、文法等基本问题，文献来源主要包括历代小说序跋、题辞、评点、文本自身以及笔记、方志、曲话、史论、书志等等。藉此系年，古代小说文体的演进态势得以直观呈现，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和理论价值，对古代小说相关领域的研究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总序  谭帆

序  陈文新

前言  杨志平

凡例

先秦两汉

三国两晋南北朝

唐五代十国

宋辽金元

明代

清代

难以确定时限之清代史料

附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小说文体史料选辑

参考书目

后记

陈文新

纪传体、编年体是中国传统历史著述的两种主要体裁，而编年体的写作远较纪传体薄弱。与古代的这种体裁格局相似，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写作中，也是纪传体一枝独秀。

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研究书系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文学史观念的更新和学术研究的深入，以编年方式来处理各个领域的历史文献，成为一个常见的做法，成就有目共睹。

在林林总总总的编年著述中，谭帆教授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研究书系》“资料编”——杨志平、李军均、张玄编著的《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史料系年辑录》涉及的是一个新的领域，确有编纂的必要，其学术意义显而易见。

作为古代小说研究领域第一部以系年形式编纂的小说文体史料著作，本书的特色与优势较为鲜明，突出表现为扩大了小说文体史料采集范围。

明清小说文本中含有不少小说批评史料,正如中国古典诗中有许多论诗诗一样。明清小说文本中的小说批评，涉及小说观念、小说文体、小说创作、小说功能、小说传播等诸多方面，不拘一格，时有新见。《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史料系年辑录》十分留意明清小说文本中的小说批评材料，表现出了学术的敏锐。

《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史料系年辑录》

又如古代中国方志众多，其纂修者往往有意无意地收入了大量小说史料。尤其是在人物传记、逸事、仙释等门类中，小说史料尤为丰富，有助于完整把握明清小说文体理论发生发展的生态环境，也有助于解决若干具体学术问题。

本书即在方志中辑录了较多珍贵材料，这些史料对小说文体研究颇多裨益，如“志中所载，择其要而切者，为小说断之。所以寓惩劝，广去取，补缺略也。”（《（嘉靖辛丑）长垣县志》凡例）“今夫稗官，非官也，然矢口肆笔，或有以成言，犹愈于无官耳。野史，非史也。然鄙见俚词，或可以备采，犹愈于无史耳。”（《（万历）新昌县志》田管叙）“志，史之余；稗官小说，又志之余也”（《康熙昌平州志》卷二十六）等，在这些方志史料中，可以获得大量有参考价值的记录。

再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比较圆满地建构了中国古代的知识体系。对于历史上的重要著述，不是像《艺文志》或《文苑传》那样简要提及，而是尽量作出全面考察，致力于确定其历史地位。又因时在清代中叶，在知识体系的建构方面，便具有了集大成的性质。虽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忽略了所有的白话著述，但就文言世界的“小说”而言，其梳理无疑是最为系统、最具学理性的。

《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史料系年辑录》较为完整地收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与“小说”有关的材料，这是对传统知识体系的尊重，有助于系统把握文言世界的小说文体论述。

《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史料系年辑录》在体例方面的一个优点是每条材料都注明了出处，包括版本说明。

《中华大典·文学典》

犹记20年前，负责编纂《中华大典·文学典》中的“明文学部二”，对于所有史料，我们都在原稿上详注了出处，而出版时全被删掉了。原来是出版社担心有人直接利用我们辛勤收集来的材料编书，特意作了“技术处理”。

这样看来，《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史料系年辑录》的编纂者，坦然提供版本资料，不只是体例较为完善，也是良好的学术品格的体现。

与纪传体相比，编年体既有长处，也有短处。其长处在于客观性和丰富性，其短处在于缺少明确的判断和大局观。

以较早问世的傅璇琮先生主编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辽海出版社1998年版）为例，即明确以客观性、丰富性为其编纂原则。它与通行的文学史的区别是：就体例而言，全书概由丰富翔实的原始数据按年月顺序编排而成，而没有那种联篇累牍的分析性、评价性、议论性文字。

傅璇琮主编《新编唐五代文学编年史》，辽海出版社2012年版。

就选材而言，以唐人的文学观念为尺度，而不以现代文学观念为尺度。比如贞观元年的文学，从正月到八月，该书共列了四条纲，另有十五条月份不明，合计其十九条，依次是：太宗宴群臣，始奏《秦王破阵乐》；僧法琳与慧静唱和；陈子良为相如县令，作《祭司马相如文》；玄奘西行求法；太宗作《秋日》诗，袁朗有和作；上官仪等进士登第；谢偃对策及第；褚亮为弘文馆学士；许敬宗为著作郎，与太宗唱和；李百药为中书舍人；隋遗臣刘子翼不应诏；于阗国画工尉迟乙僧到长安；窦德明为常州刺史，与僧唱和；著《经典释文》《老子疏》的陆德明去世；孔绍安、庾抱、蔡允恭、贺德仁、袁朗等卒，皆有集。

这十九条所叙的事情，绝大部分不见于通行的纪传体文学史。换句话说，在现代文论的视野中，许多事情是不宜进入文学史的。

《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将这些悉数编入，不做阐释，潜在地包含了一种写作立场：文学史家的任务主要是客观叙述。尽管被记録的“历史事实”绝不只是“事实”，而是包含了记録者的判断或加工，但傅先生等倾向于用事实本身来呈现文学史进程，而不是阐释自己的研究结论，仍明确显示出对客观性的尊重。用事实来构成历史，并努力加以清晰完整的叙述，这是编年史的特点。

编年史的这一特点与现代的历史编纂理念是不吻合的。现代的历史编纂理念确认：历史著作不是一系列事件的堆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一味地罗列事实或穷究细枝末节，虽然不能说毫无意义，却不具备严整的史家品格；历史著作不能缺少系统的综合与分析。

《中国古典文学研究》

正是依据这种理念，袁世硕先生断言：《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不应以“史”为名。他明确地说：“现在有另一种情况：以文学史命名的书中，只是以历史年代为序，逐次记载文学家的生卒、仕历、交流活动，作品的创造、结集、刊行，以及有关的政治事件、社会现象，其中只见有部分作品的名目，却没有对作品的内容、做法和总体特征的揭示、评述，全书自然也显示不出文学发展的面貌和轨迹。这样的著作只是提供了翔实的文学创作和发展演变的社会的、文化的背景材料，对文学史的研究和编写十分有用，但却缺少文学史的基本内容，是不足以称作文学史的。”（马瑞芳、邹宗良主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第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他因此提倡将编年体排除在文学史写作的范式之外：“古代史书有以人为目的纪传体，以事为目的纪事本末体，还有逐年记人事活动的编年体，各有其功用。文学史的主体是文学发展变化的情况，不重在与之有关的人事。文学史的体式，可以有史书纪传体式的作家论、作品论，作家论也是以评论其作品为主要内容；有纪事本末体式的文体史、文学类型史，叙出一种文体、文学类型的兴衰本末。而编年体在文学史研究中则有所不适应，有所局限：一是有许多作家的行迹、许多重要作品的写作、成书年代，不能十分确定，难于准确系年；二是即便是详密的文学史实的编年，那也缺少文学史的主体内容，不足以称作文学史。陆侃如以十年的研究积累做成一部内容丰实的《中古文学系年》，自认为这只是编着中古文学史的准备工作，不取‘文学史’之名，正缘于这个道理。”（马瑞芳、邹宗良主编：《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第6～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中古文学系年》

袁世硕先生强调文学史不能没有综合性的分析阐释，虽因缺少对20世纪90年代编年史写作的同情之了解，不免严厉了些，但确实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命题。

雷纳•韦勒克曾对克莱恩“不带论旨”的著述方式提出批评：“克莱恩摈斥爱特津斯那种概括理论学说的方法，主张按年代分析具体文本，想有一部‘在何谓批评或批评理应如何的问题上不抱先入定见的历史’，一部‘不带论旨’的历史，这个目标我以为无法企及而且并不可取。”（[美]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第5卷第2页，杨自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

只看到樱桃、李子、葡萄而看不到水果的存在，只有历史上的事实而没有自己的视角，当然是一个欠缺。

袁先生提出的问题是应该加以认真对待的。纪传体的时空意识以若干焦点（作家）为坐标，注重大局判断。若干重要术语如“建安风骨”“盛唐气象”“大历诗风”等，就是这种学术智慧的凝结。

与纪传体相比，编年体在展现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多元性方面获得了极大自由，但在大局的判断上，则远不如纪传体来得明快和简洁。如何在发挥其优势的同时又能适当弥补其短处？

拙见以为，编年体不应该也不可能是“年谱合编”。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编年体例自身的缺憾，并且同一般意义上的文献索引、资料汇编和大事纪年有所区别，有必要将更长的时段纳入视野，并致力于从特殊转向一般，从个别事件转向一致性，从叙事转向分析。

陈文新主编《中国文学编年史》

在主持编纂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9月版）的过程中，我们曾尝试从三个方面对编年体作了改进：

其一，关于时间段的设计。编年史通常以年为基本单位，年下辖月，月下辖日。这种向下的时间序列，可以有效发挥编年体的长处。我们在采用这一时间序列的同时，另外设计了一个向上的时间序列，即：以年为基本单位，年上设阶段，阶段上设时代。这种向上的时间序列，旨在克服一般编年体的不足。具体做法是：阶段与章相对应，时代与卷相对应，分别设立引言和绪论，以重点揭示文学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时代特征。

其二，历史人物的活动包括“言”和“行”两个方面，“行”（人物活动、生平）往往得到足够重视，“言”则通常被忽略。而我们认为，在文学史进程中，“言”的重要性可以与“行”相提并论，特殊情况下，其重要性甚至超过“行”。比如，考察初唐的文学，不读陈子昂的诗论，对初唐的文学史进程就不可能有真正了解；考察明代嘉靖年间的文学，不读唐宋派、后七子的文论，对这一时期的文学景观就不可能有完整的把握。鉴于这一情形，若干作品序跋、友朋信函等，由于透露了重要的文学流变信息，我们也酌情收入。

《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

其三，较之政治、经济、军事史料，思想文化活动是我们更加关注的对象。中国文学进程是在中国历史的背景下展开的，与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均有显著联系，而与思想文化的联系往往更为内在，更具有全域性。

考虑到这一点，我们有意加强了下述材料的收录：重要文化政策；对知识阶层有显著影响的文化生活（如结社、讲学、重大文化工程的进展、相关艺术活动等），思想文化经典的撰写、出版和评论。

这样处理，宗旨不仅是用系年的方法来排比史料，而且要在史料之间建立联系，以期呈现有意义的流变。期待本书编著者在这方面做出新的探索，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谭帆教授在古代小说文体研究领域卓有成就，他的高足志平、军均与张玄，也在这个领域耕耘多年，有着丰富积累。祝贺他们的系列成果出版问世，也祝愿他们不断探索，构建出更为宏伟的学术大厦。

陈文新

2021年10月1日于珞珈山麓寓所

一、本系年所谓“小说”既指现代学术视野下与诗歌、散文、戏剧并称的小说文体，也指中国古代文化传统中的特定小说文体；所谓“小说文体史料”主要是指围绕小说文体的形式体制、语言修辞、叙事模式、价值定位、渊源流变等问题而展开讨论的相关史料。

《中国古代小说文体史》

二、本系年大体始于周赧王五十九年（前256）前，止于清宣统元年（1911），分先秦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唐五代十国、宋辽金元、明代、清代等六个部分。史料的编排基本依照历朝历代的帝王纪年。每则史料的年份确定，遵从史料篇末或文中所示时间；如史料年份难以确认，则或以该史料最早的刊印时间来判断，或遵从学界相关论断予以认定，或以大致时间段来标示。如需说明系年依据等问题，则以按语形式展开。

三、本系年之“小说文体史料”主要录自专门的小说论著如小说序跋、评点等，也采录史书、笔记、杂著、书目、选本、曲话、方志等方面的有关小说文体史料，兼及小说文本自身包涵的相关文体史料。四库馆臣编修的《四库总目提要》反映了正统士人对小说文体的典型态度，因此也将《四库总目提要》“杂家类”与“小说家类”中的小说文体史料辑录其中；历代官方查禁小说之史料则酌情收录与小说文体形式相关联者。

《四库全书总目》

四、本系年中的每一则文体史料，明代之前尽可能完整辑录，明清两朝的史料则有所区分，白话小说文体史料作选择性辑录，文言小说文体史料因相对关注不够，则尽可能完整辑录。清代文言小说与报刊小说文体史料的辑录相对欠缺，待日后弥补。

五、本系年涉及史料较多，为便于查核，每条史料大致提供较为可靠的来源，尽量搜集史料的原初版本或复刻本，同时亦尽可能提示文献馆藏地；若限于客观条件而难以核检，则以较可靠的今人整理本及相关资料性著作为依据。初始文献的用字显系讹误者，径直修正，不出校记；若字词漫漶，以缺字符“□”标识。字形尽量按现行规范统一，避讳字径改。鉴于史料来源广泛，酌情保留异体字、古字等。

六、同一年份如多则史料均源于同一文献，则不一一注出，仅在最后一则史料加以来源说明。按语中引用文献出版信息均在首次出现时标注。

本书是导师谭帆先生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小说文体发展史”的子课题成果之一。现作为谭先生主编之《中国古代小说文体研究书系》“资料篇”出版。

此书编著虽历时已久，但限于诸种客观因素，拖延至今方才基本定稿，实是汗颜。而更令人汗颜的是，虽然我们三人尽可能在文献整理与辑录的过程中做到严谨求实，然而由于学力有限等原因，加之文献本身存有模糊不清或字体难辨等客观情形，系年中的史料势必仍然存在不少处理不当乃至明显疏误之处，当录而未录之史料或许不少。每念及此，不免惴惴不安。

《中国古代小说文法论研究》

面对这样本可预知的窘境，为何还要勉力而为呢？外在的课题研究压力自然毋需多言，共同的研究兴趣更是维系史料辑录工作始终延续至今的内在动力。从事古代小说研究的许多前辈与当下不少同仁，其实在展开古代小说相关问题研究之前，往往都十分重视史料的开掘整理，藉此，研究成果方能存之长远。

正是明乎此理，我们希望在古代小说文体研究注重阐释建构的同时，也探索以系年形式辑录小说文体史料的可行性，以求客观上呈现古代小说文体演进的原生状貌，当然也有益于古代小说相关领域的研究。

在谭帆先生多年的精心指教下，军均师兄一直精耕于古代传奇小说一隅，张玄师弟则以明清尤其是晚明笔记小说研究见长，我个人则相对更为熟悉明清白话小说批评史料。这样的专业研究背景大体即构成了史料辑录工作的分工模式，也为完成上述设想提供了可能。

《传奇小说文体研究》

详而言之，本书明前部分主要由军均（现任职于华中科技大学中文系）承担，明末清初笔记小说史料部分主要由张玄（现任职于扬州大学文学院）负责，我则主要承担除晚明笔记小说之外的明清小说文体史料辑录，同时也负责本书的体例设计与校核统稿等工作。因此，书稿如出现不应有的疏失，责任自然由我承担。感谢两位同门在书稿编着过程中给予的诸多建议与无私支持！

本书编撰过程中，出于高校教师岗位的考核所需，我也申请了与本书内容关联密切的研究课题并获得立项，如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明清小说理论编年史”（编号15BZW067）、江西省社科基金规划重点课题“明清方志中的小说史料整理与研究”（编号21WX01）以及江西省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招标项目“明清方志中的小说批评史料整理与研究”（批准号JD19053）等，这些课题带来的压力与动力，也促成了本书稿最终得以成型。

《明清小说功能性叙事研究》

自攻读研究生迄今已有二十年，期间亦有几部小书问世，不过确实未曾有过当下的惶恐之感。在向学界同仁致敬的同时，也请诸君不吝赐教！感谢谭帆先生多年来的教诲与帮助，感谢诸位谭门弟子一直以来的真诚关心！

杨志平

岁在癸卯 江西师大

作者近照

杨志平，江西新余人。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小说研究。著有《中国古代小说文法论研究》《明清小说功能性叙事研究》《红楼梦专题导读》等。在《文学遗产》《文艺理论研究》《中国比较文学》等期刊发表论文三十余篇。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中国博士后基金会资助项目等各类项目十余项。

李军均，湖北天门人。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小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教学与研究。著有《传奇小说文体研究》等。在《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已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年度项目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各一项，现正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一项。

张玄，辽宁北票人。现为扬州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文言小说文献与史实研究。在《文学遗产》《文献》《文化遗产》等期刊发表论文十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四库全书》小说家类纂修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