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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的建立，使我国古代封建社会开始走向繁荣鼎盛的黄金时代。

隋文帝杨坚即位以后，励精图治，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基本上扭转了南北朝时期北方地区长期分裂造成的混乱局面，缓和了社会矛盾，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增强了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为统一全国奠定了良好的客观基础。

在这个强大的中原王朝崛起之初，高句丽平原王遵照其先王的既定国策，继续执行臣属于中原王朝的政策，立即作出了非常谦恭、友好的反应。

开皇元年(公元581年，高句丽平原王二十三年)十二月，平原王派使节“入隋朝贡”，隋文帝封平原王为“大将军、辽东郡开国公、高句丽王”。

从581年一590年，平原王先后七次派使节到隋朝朝贡，双方建立并保持了一种友好交往的关系，隋朝对平原王也比较信任，对之委以管理辽东的重任，开皇四年（公元584年，高句丽平原王二十六年)夏四月，隋文帝在大兴殿宴请高句丽使者，给予高句丽使者很高的礼遇。

但是，高句丽在接受隋朝册封，不断派使节向隋朝朝贡的同时，也向南北朝后期偏安江南的陈朝纳贡称臣，甚至在隋灭陈朝的前夕依然派使节入陈朝贡。

高句丽对陈朝一直行臣子之礼，除了继续遵循其先王时期执行的臣属中原王朝各政权的惯例，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对强大的隋朝心存恐惧，希望借助陈朝在江南的力量牵制隋朝军队主力，缓解隋朝对高句丽形成的客观压力，使之不能把精力集中到北进方面来。

开皇六年（公元586年，高句丽平原王二十八年），平原王移都长安城。开皇九年（公元589年，高句丽平原王三十二年），隋朝军队渡过长江，攻克建康并灭亡陈朝，统一了全国。消息传到高句丽，平原王非常恐惧，惶惶不可终日，仿佛已经大难临头。

同时，平原王立即做出了过激的反应，修整武备，准备粮草，制定据守之策，把防备隋朝的进攻提到了重要位置。

隋朝灭亡陈朝之时，隋朝统治者并没有立即攻打高句丽的战略计划，面对平原王的过激反应，隋文帝赐玺书予以安抚与教化。

隋文帝赐平原王的玺书，以代天受命的姿态，居高临下，以帝王的坦荡胸怀对其予以训示，指平原王“虽称藩附，诚节未尽”；对平原王“驱逼靺鞨，固禁契丹”、“修理兵器，意欲不臧”的过失予以指责；同时以陈国的灭亡为例，对平原王进行警示，告诫平原王不要妄自尊大。

对于平原王理兵积谷之事没有进行追究，允许其改过自新，自求多福。玺书言辞诚恳，情真意切，体现了帝王对臣子的宽宏。平原王接到玺书后十分惶恐，尚未来得及奉表陈谢即病逝。

婴阳王即位后，吸取了平原王末年因“理兵积谷”导致隋文帝赐玺书训导的教训，极力与隋朝保持臣属关系，多次派使节到隋朝朝贡，同时请求隋朝封王。

开皇十一年（公元591年，高句丽婴阳王二年）三月，应高元之请，隋朝册封高元“为高句丽王，仍赐车服”。在隋朝的册封、安抚下，婴阳王消除了恐惧心理，克尽臣节，赢得了隋朝的信任，双方维持了近十年的和平局面，为婴阳王赢得了巩固统治、增强实力的时间。

高句丽军队侵扰辽西事件，发生于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高句丽婴阳王九年)。

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高句丽婴阳王九年），高句丽军队及靺鞨士兵共一万余人，进攻隋朝辽西地区，婴阳王亲自指挥了这次军事行动。

面对高句丽军队的进攻，韦冲指挥隋朝军队进行反击，使高句丽军队的进攻归于失败。

隋朝建立后，高句丽一直用频繁的朝贡来换取隋朝的信任，保持双方的友好关系，惟恐激怒隋朝，那么，在隋朝没有首先攻击高句丽的情况下，高句丽为什么敢于主动举兵侵犯隋朝，这件事情同样值得思量，高元恐怕不致如此鲁莽，高句丽此举应另有隐情。

据文献记载，早在开皇六年（公元586年，高句丽平原王二十八年)，原依附于高句丽的“契丹别部出伏等背高丽，率众内附，高祖纳之，安置于渴奚那颉之北”。

开皇十年（公元590年，高句丽婴阳王元年），靺鞨厥稽部酋长突地稽与高丽战，败北，为避锋芒，向隋朝请求内徙，获准后，遂率“忽赐来部、屈突使部、悦稽蒙部、越羽部、步护赖部、破奚部、步括利部”等八个部落、胜兵数千人南迁，隋朝政府将他们安置在营州，授突地稽为紫光禄大夫。

据此，我们可以认为，高句丽婴阳王率靺鞨之众兵侵辽西，讨伐背叛自己并依附隋朝的契丹人和靺鞨人，而不是直接进攻隋朝，应当是事实的真相。

高句丽的主观动机，是试图让契丹、靺鞨等少数民族继续依附于自己，同时，防止高句丽境内其他的少数民族继续产生离心离德的倾向。

但是，高句丽的这次军事行动，虽然有可能是以依附隋朝的契丹人和靺鞨人为作战目标，但实际上直接冒犯了隋朝。

其一，高句丽追求东北亚地方霸权的野心，挑战了隋朝所能容忍的最低限度，与隋朝的利益发生了冲突；

其二，婴阳王率靺鞨之众追击背叛自己并依附隋朝的契丹人和靺鞨人，不仅入侵了隋朝的边疆地区，而且违背了隋文帝“自化尔藩，勿忤他国”的训示。

高句丽对辽西地区的进攻，使隋文帝十分愤怒，隋朝立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予以惩罚。

开皇十八年（公元598，高句丽婴阳王九年），文帝下诏废黜高句丽王高元的官爵，同时，大兴问罪之师，命“汉王谅、王世积并为行军元帅，将水陆三十万，伐高丽。以尚书左仆射高颎为汉王长史，周罗喉为水军总管”，讨伐高句丽。

隋军出临榆关，直抵辽水，马军总管李景率部攻克武厉城。随后，隋军陆路部队因遇雨季涨水，粮草不济，疾疫流行，无法继续对高句丽进行军事打击。水军的攻势也不顺利，隋朝水军“自东莱泛海直趋平壤城”，遭遇风浪，“船多飘没”，进退维谷，无功而还。

隋朝军队对高句丽的征伐，由于各种客观原因的制约，没有对高句丽构成直接的军事打击，但是，它对高句丽产生了强大的威慑作用，婴阳王非常“惶惧”，立即遣使谢罪，上表称“辽东粪土臣元”。于是隋朝停止了对高句丽的军事行动，恢复了对高元的册封，高句丽也恢复了对隋朝的朝贡。

仁寿四年（公元604年，高句丽婴阳王十五年），隋文帝的次子杨广即位，是为隋炀帝。

杨广即位后，相继采取了一系列强化中央集权的措施，加强对包括高句丽在内的周边各少数民族的控制。

由于高句丽婴阳王一方面接受隋朝的册封，称臣纳贡；另一方面则炫耀军事实力，伺机进犯辽西，导致隋朝对高句丽的政策有所改变。从

大业八年（公元612年，高句丽婴阳王二十三年）开始，隋炀帝连续三次率军队征伐高句丽，尽管没有达到消灭高句丽的目的，但却使高句丽国脉动摇，元气大伤，遭受了灾难性的打击。

高句丽婴阳王即位之初，十分殷勤地向隋朝奉表纳贡，俯首称臣，因此，赢得了隋朝的信任。开皇十年（公元590年，高句丽婴阳王元年），隋文帝派使节封婴阳王为“上开府、仪同三司，袭爵辽东郡公，赐衣一袭”。

开皇十一年（公元591年，高句丽婴阳王二年)三月，隋文帝应婴阳王所请，册封其为“高句丽王，仍赐车服”。

双方关系融洽，维持着一种较为友好平和的臣属关系。

但是，隋朝初年与高句丽之间这种融洽关系的背后，却潜伏着一种深深的危机，双方的矛盾由于各自内部形势的限制而暂时得到抑制。

从总体情况看，隋炀帝对高句丽大规模的军事征伐，有着深刻的原因。

首先，隋朝君臣在处理同周边少数民族关系的过程中，逐步提出了符合隋朝根本利益的天下一统的思想，形成了处理高句丽问题的新思路。

隋文帝时期，隋朝一方面积极整顿内部，强化地主阶级政权；另一方面，对周边各族也采取了相应的对策，着手解决周边少数民族问题，加强联系，开展经济文化交流，以利于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同时，加强对周边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控制与管辖。

在西北地区，隋朝初年，隋军打败了东突厥对隋朝西北地区武威、天水、金城、延安等地的进攻，同时利用东、西突厥之间的互相厮杀和东突厥内部的分裂，征服了东突厥的突利部，隋文帝封突利为启民可汗，令其领有东突厥故地。随后，西突厥也臣服于隋朝。

与此同时，隋军打败了吐谷浑并在其故地设立河源、西海等四郡进行管理。使西北地区两个古老的少数民族突厥、吐谷浑与隋朝关系十分融洽，不断臣属、朝贡。

在东北地区，隋朝建立不久，便同奚、契丹、室韦、靺鞨及高句丽建立了联系。

开皇末年，奚族遣使入隋；室韦也臣属隋朝，不断派使节向隋朝贡献方物。在隋朝与突厥发生战争期间，原来臣服于突厥的一些契丹部落陆续归附，隋朝将他们安置在辽西地区；隋朝初年（公元590年前后），靺鞨的一些部落由于在同高句丽的战争中失败，也相继迁入辽西地区。

为加强对内迁各少数民族的管理，隋朝设立营州总管，对他们进行安抚。在隋文帝反击和征伐高句丽的战争中，一些内附的少数民族甚至参加了隋朝对高句丽的战争。

周边各少数民族的陆续归附，使隋朝统治者受到极大的鼓舞。在隋炀帝君臣看来，高句丽政权自建立开始，一直接受着中原政权的册封，是中原王朝管辖下的地方少数民族政权。

高句丽管辖的地区，是汉朝辽东、乐浪、玄菟三郡的故地，自汉朝以来，历代中原政权都以三郡之地为中国的固有领土，隋朝统治者自然也不应该例外。

黄门侍郎裴矩曾向隋炀帝游说，裴矩说“高丽之地，本孤竹国也，周代以之封于箕子，汉世分为三郡，晋氏亦统辽东。…当陛下之时，安得不事，使此冠带之境，仍为蛮貊之乡乎。”

裴矩是隋炀帝委之以“四夷经略”的官吏，他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隋朝官员对高句丽问题的看法。

正如《隋书·刘炫传》所称“开皇之末，国家殷盛，朝野皆以辽东为意”，即高句丽应该被置于隋朝中央政府的直接管理下，绝对服从隋朝中央政府的领导，恢复魏晋时期由中央政府直接管理的状态。

隋炀帝非常重视大臣裴矩等人的建议，在处理高句丽的问题上，逐步形成了与隋朝初年对高句丽进行安抚、册封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产生了凭借隋朝强大的国家实力，将高句丽纳入隋朝中央政府直接管辖之下的想法，试图借此恢复中原王朝强盛时期的旧有疆域，威服四夷，巩固自己的统治。为达此目的，隋朝不借诉诸武力。

其次，隋炀帝对高句丽影响力的增强及军事力量的强大心存芥蒂。

隋朝统一全国后，伴随着东北地区各少数民族的陆续归附，在辽西地区形成了一个包括契丹、靺鞨等各民族在内的多民族杂居的区域。

高句丽与辽西地区相邻，同时，它又是我国东北地区力量最强大的地方少数民族政权，因此，对于高句丽可能对这一地区产生的军事影响，隋炀帝君臣十分戒备。

平原王末年，特别是婴阳王执政的中、后期，高句丽自长寿王以来对中原王朝俯首称臣，稳定北方，向朝鲜半岛南部地区发展的基本策略有所改变。

开皇九年（公元589年，高句丽平原王三十一年）正月，隋军渡过长江，攻克建康，灭亡南陈政权，征服岭南并统一了全国。

按照正常的逻辑，高句丽王应该立即做出友好的反应，派使节向隋朝表示祝贺，但是，平原王的表现恰恰与之相反，消息传入高句丽后，平原王十分恐惧，仿佛已经大难临头，为防止隋朝军队的进攻，平原王下令广积粮谷，训练军队，筹划战守之策。

高句丽的这种反常举动，使隋朝统治者对它的信任大打折扣，隋文帝曾赐玺书给平原王，对高句丽的所作所为予以训斥，严加开导。总的来说，此时隋朝对高句丽的基本政策仍以安抚为主。

但是，高句丽统治者对隋朝的教化置若罔闻。

开皇十八年（公元598年，高句丽婴阳王九年）二月，婴阳王亲自率领高句丽军队和靺鞨兵，侵扰隋朝辽西地区，挑起战端。同时，高句丽不顾隋朝的多次警告，不断地对新罗、百济用兵，阻断它们入隋朝贡的通道：“驱逼靺鞨，固禁契丹”，阻止它们与隋朝的交往；“数遣马骑，杀害边人”，使隋朝边疆地区的安宁受到威胁。

这些事实说明，隋朝对高句丽的安抚政策已经失去作用，由此增加了隋朝统治集团对高句丽的戒备心理，隋朝对高句丽的基本政策也因客观形势的变化，面临着重大调整。

从历史文献记载的情况看，自仁寿元年（公元601年，高句丽婴阳王十二年）开始，高句丽完全停止了对隋朝的朝贡。

隋炀帝即位到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婴阳王十八年)，在这四年中，高句丽竟没有一次到隋朝朝贡的记录，君臣之礼荡然无存。

但是，高句丽停止了对隋朝的朝贡，却与突厥通使往来。

据《隋书·炀帝纪上》、《隋书·裴炬传》记载，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婴阳王十八年）八月，隋炀帝车驾巡幸榆林郡，突厥启民可汗设宴。

隋炀帝入启民可汗帐中，恰逢高句丽使者亦在启民可汗帐中，启民可汗不敢隐瞒，令高句丽使者朝见隋炀帝。

隋炀帝巡榆林，幸启民可汗大帐，其主要目的是宣扬国威与王化，震慑西北少数民族方国，使之诚心归附隋朝。而高句丽使者不入隋朝贡，却派使者朝见启民可汗，这使隋炀帝君臣为之不安。

启民可汗是曾经反叛隋朝的突厥首领，高句丽与突厥之间的秘密来往，引起了隋炀帝君臣的高度警惕，进一步加大了隋朝君臣对高句丽的疑虑和担心。

所以，隋炀帝采纳了裴矩的建议，敕令牛弘向高句丽使者宣旨曰：

“朕以启民诚心奉国，故亲至其所，明年当往涿郡，尔还日，语高丽王知，宜早来朝，勿自疑惧，存育之礼，当同於启民。如或不朝，必将启民巡行彼土”。

隋炀帝在颁发的诏书中，以启民可汗为例警告高句丽，对启民可汗来说，是一种安抚和褒奖，而对高句丽来说，则充满了威胁。

它说明隋朝对高句丽的政策，已经由安抚逐渐转为强硬，开始对高句丽进行武力威胁，这是隋朝军事征伐高句丽的重要信号。

然而，隋炀帝的诏书并没有促成婴阳王入隋朝贡，出于对隋朝的疑虑和恐惧，婴阳王不敢派使者入隋朝贡，致使“臣礼渐缺”。

在隋朝看来，它的大国地位受到高句丽的轻慢，隋炀帝的尊严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隋朝与高句丽的矛盾进一步加深，双方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

为使高句丽臣服，除战争手段以外，隋朝统治者似乎已经别无选择。

总之，隋朝文帝、炀帝两任皇帝，先后4次东征高句丽，直接原因大致不外乎高句丽做了3件事：辽西事件、绝贡、以及阴结突厥，给了隋朝以征伐的口实。

深层次原因是高句丽未能认清现实，即使调整魏晋南北朝时期“多方纳贡”的外交政策。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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