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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和帝以后，在统治集团内便逐渐形成外戚、宦官和清流派士大夫官僚三个营垒分明的政治集团。

由于他们在君主权力结构中所处地位不同，他们同皇权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在权力、利益的分配上存在着统一而又矛盾的复杂关系，因此他们在东汉后期的政治舞台上掀起了一次次波谲云诡、惊心动魄的斗争，以致最终酿成了影响深远的“党锢之祸”。

东汉初期，士大夫官僚是皇权依靠的基本对象，以三公为首的士大夫官僚集团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维系着皇权的巩固和稳定，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

自东汉第4位皇帝汉和帝（79年―105年）以后，外戚、宦官的势力膨胀，以及他们的迭相擅权，不仅打破了东汉初期单一的政治格局，冲击和削弱了士大夫官僚集团的势力，而且也加剧了王朝统治的腐朽与黑暗，于是在统治阶级内部逐渐形成了与戚、宦势力相对立、反对其擅权的所谓“清流”势力。

在顺帝(126一144年)以前，朝廷中就出现了一些反对外戚、宦官专权的官僚。这批人以袁安、李固、杨震等耿直、清廉官吏为代表，他们举大义于朝廷，坚守忠诚正直之气节。

这些反对专权戚、宦的官吏虽已有“清流”之名，但是他们相互间没什么联系，还只是一股涓涓细流。桓帝时期，在冲击权宦佞幸的过程中，股股涓涓细流逐渐汇合，终于形成了激荡东汉帝国上层的巨大潮流。

延熹二年(159年)，桓帝与五宦官密谋诛杀了梁冀，盛极一时的外戚势力衰退，宦官势力却由此甚嚣尘上。

一些朝中公卿和地方守令与擅权宦官互通声气，形成一个盘根错节的庞大政治势力网。在这种情况下，士大夫官僚中的清流人物开始以耿直派官僚为中心，形成一个共同的政治派别，与权宦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清流派中，成分复杂，鱼龙混杂，人们抱着各不相同的目的、动机投身或染指于反对黑暗现实的清流活动中。

但其中最主要是一批深明经学大义，要求以“贤”、“明”治国的儒生与士族官僚。他们反对黑暗、腐朽的政治势力。李膺、陈蕃是清流派的中坚和代表。“名节”、“士节”是这一时期清流派士大夫官僚的最高人生目标。他们注重行事与言论在于“得义”。

而“义”的要旨则是：

“扶持王室”，“辅政济民”，“正天下风气”，以仁义携持民心，扫除污秽，趋死不避，万死不辞。

李固遇害时，给“温柔谨素”、“怀默苟全”的重臣胡广和赵戒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固受国厚恩，是以竭其股肱，不顾死亡，志欲扶持王室，比隆文、宣。何图一朝梁氏迷谬，公等曲从，以吉为凶，成事为败乎？汉家衰微，从此始矣。公等受主厚标，颠而不扶，倾覆大事，后之良史，岂有所私？固身已矣，于义得矣，夫复何言！”

信中所言，最能代表清流派中坚分子的人生理想与追求。

作为官僚后备军的太学生与郡国生徒，成为清流派的主力，他们大多是年轻的知识分子。

东汉中后期，朝廷内部“主荒政谬”，戚宦“专权暴滥”、“虐遍天下”；流民和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四夷反叛斗争迭起，国穷民困到了极限。

在这样的形式下，太学生、郡国生徒以青年知识分子特有的敏感关注着社会和朝政，深切地为国家的命运忧虑。

朝政的腐朽、黑暗不仅危及封建国家的命运，同时也致使知识分子自身的前途坎坷、渺茫。

自西汉以来实行的选官制度，原本向在野的太学生、郡国生徒等知识分子敞开了入仕的大门，但自戚宦把持朝政以来，太学生、郡国生徒就很难按正常途径步入政治舞台，“贫约守志者以穷退见遗”，盘踞政治要津的则多是那些依靠裙带关系、凭借财产和请托权门的无能之辈、无耻之徒。

这种与自己切身利益息息相关的现状，更激起那些没有钱财买关系、耻于巴结权贵的知识分子的愤恨与憎恶，于是他们怀着改变自身和国家命运的强烈愿望，投身于清流活动中。

在清流活动中，还有一支力量也引人瞩目，这就是刘氏宗室势力。宗室是桓帝延熹年间(158一166年)才开始在政治舞台上起重要作用的一股政治势力。桓帝以前，东汉王朝对宗室一直采取在政治上以限制为主的政策。

光武、明帝时，对宗族曾发动了几次大规模的狱案。此后，“谢绝宾客，放心音乐”成为多数诸侯王选择的自保方式。

延熹年间出于新形势的需要，王朝放松了对宗室的限制，刘氏宗室成员便又在政治舞台上活跃起来。这些重新活跃在历史舞台上的宗室成员，从刘氏王朝的利益出发，理所当然地成为清流派反对擅权宦官的政治同盟军。

清流派形成之后，即以种种方式展开了反对宦官擅权、抨击黑暗政局的行动。

在朝清流派官僚的反对手段之一是上奏书，力陈宦官把持朝政的危害，谴责和揭露宦官及其党羽的罪恶。几乎所有清流派官僚都以职位之便运用了这一手段，一时间刮起了一股涤荡弊政、反对专权宦官的旋风。

由于宦官专权，以及各种灾害频繁发生，生性刚毅的白马令李云为此深感忧虑，于是在延熹二年(159年)，以别出心裁的方式上书直谏。

东汉制度，奏章已不经三公府，为保守机密，特别奏章都必须加封。李云却“露布上书，移副三府”，“露布”即奏书不加封，“移副三府”则是将奏章的副本送三公府。

于是，李云这一措辞尖锐、激烈，公然指斥政局黑暗、小人当道、皇帝昏庸的奏章内容就在朝廷上下传开了，满朝文武为之沸沸扬扬起来。

这一反常的做法令桓帝大动肝火，震怒不已。盛怒的桓帝立即诏令逮捕李云。这样一来，就引发了清流派官僚营救李云的联合行动。

李云下狱后，弘农五官掾杜众竞上疏表示愿与李云同死。大鸿胪陈蕃上疏盛称李云之举实属“忠国”，并指出：“今日杀云，臣恐剖心之讥复议于世矣。”

这无疑是用“殷纣王剖忠臣比干”的史鉴向桓帝施加压力。太常杨秉、郎中上官资等也纷纷上疏为李云求情。众官僚的努力无济于事，李云、杜众最终仍被盛怒的桓帝处以极刑。

李云、杜众被处死，难道清流派官僚的努力全都白费了？

实际上，以李云上书直谏引发的清流派官僚一系列的活动，还是在一定程度上震慑了专权的宦官。

擅长弄权与陷害忠良的中常侍管霸，这一次竟破例出面替李、杜向桓帝求情。他说：“李云野泽愚儒，杜众郡中小吏，出于狂戆，不足加罪。”

在中央和地方清流派官僚纷纷上书的情况下，管霸惟恐众怒难犯，事态扩大了不好收拾，于是才有了上述破例之举。

这次清流派官僚的上书活动对桓帝的影响也颇为不小。盛怒之下的桓帝虽然既诛李、杜，又罢免陈蕃、杨秉之官，可是当他冷静下来，却也认真思考和对待了官僚们上书所言之事，多少也体悟到了那批清流派官僚的拳拳忠心。

因此，几个月之后，桓帝又重新起用被免官的陈蕃、杨秉，并委以不菲之职；陈蕃任议郎，数日内迁光禄勋；杨秉为河南尹，延熹五年(162年)，又官至太尉。

“是时宦官方炽，任人及子弟为官，布满天下，竞为贪淫，朝野嗟恕。”

杨秉与司空周景联合上书，要求将宦官的爪牙驱逐出各级官位，他们的建议因获得桓帝的支持而付诸行动，匈奴中郎将燕瑗、青州刺史羊亮、辽东太守孙谊等五十多名有劣迹的宦官爪牙由此获罪，有的被诛杀，有的被罢官。

清流派官吏也尽可能利用职权，直接惩办贪赃枉法的宦官及其爪牙。陈蕃、李膺、张俭、成缙等人的“惩办”活动是最为激进的。

李膺数次毫不手软地惩处权宦及其为非作歹的党羽。野王令张朔是权宦张让的弟弟，虽然他一贯贪残勒索，有恃无恐，但自李膺当司隶校尉后，这个无恶不作的张朔也多少有些惧怕了。

一次，张朔剖杀了一孕妇，赶紧弃官逃匿，躲藏在他哥哥家中的暗室里。李膺风闻后，立即亲率人马将张朔搜捕出来，并押入洛阳天牢，审讯取证之后，立即将其绳之以法。已经习惯无法无天的张让根本没料到自己的弟弟也有伏法的一天，所以马上向桓帝大诉冤苦。

大概权宦及其爪牙的气焰实在太盛，桓帝也觉得该整治一下，所以最终他与李膺保持了一致的立场。这样一来，对权宦的震慑也着实不小，一段时间内，黄门、常侍一个个都“鞠躬屏气”，不敢放肆。

“清议”是清流派抨击时政、打击宦官、制造舆论的主要手段。

随着双方斗争日趋激烈，清议之风在延熹年间(158一166年)愈刮愈猛。延熹中(164一165年)，以范滂为首的一批游学京师的士大夫，在京师大造舆论，毫无顾忌地品核公卿，裁量执政，抨及邪恶，激扬名声，弄得满朝公卿重臣都害怕这帮游学之士的贬议，一个个不惜降低自己的身份，很是谦卑地与游士们接触交往起来。

这种轰轰烈烈的气氛，强烈地感染了那些在政治上极其敏感但又不很成熟的太学生们。他们异常激动、兴奋，满以为这样的气候，预示着各级政权的大门又即将向文人、处士敞开，于是便带着对范滂等游士的无限倾慕而纷纷投入清议之中。

桓帝时，太学已有30000余人，因此有了太学生们的投入，清议的势头也更为强劲，太学便成为游士、郡国生徒、太学生浮华交会的重要场所。

延熹末年，陈留考城县主簿仇览与同乡符融皆在太学求学，恰好两人又相邻而居。

仇览生性淳默，不好交际，成天埋首书卷。而符融善交际，名气颇大，常常宾客盈室，高朋满座。在以往的太学里，像仇览那样埋首书卷是很正常的事情，只是在众人都热衷交游和高谈阔论的时期，仇览的做法就难以被人理解了。

于是，符融挺纳闷地观察着仇览。

有一天，他终于忍不住对仇览说：

“我与仇君既是同乡，现在又是邻居，你怎么从不搭理我们呢？眼下的京师，正为我们提供着英雄四集、志士交结的大好时机，即便是来求学的，也完全不用像你这样专心致志了！”

仇览却严肃而痛心地回敬符融说：“天子修设太学，难道是专供人游谈的吗？”

如此看来，延熹末年的太学，在沸沸扬扬的品评声、抨击声中，已难以安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

轰轰烈烈的清议之风，虽然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宦官“擅政暴滥”、政风日下的黑暗局面，但是从公卿对清议之风的诚惶诚恐中，也能明显地感到这股风对当政者形成的舆论压力之强大。

同时，清议在激荡士气、鼓励流俗方面的作用则更不可低估，它“使天下之士奋迅感慨，波荡而从之，幽深牢破室族而不顾，至于子伏其死而母欢其义。”

但是从东汉王朝的角度讲，清流活动还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东汉中期以后，从中央到地方逐渐形成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势力集团、派别，其门生故吏以效忠举主、府主为要务，轻视、甚至不顾朝廷的政令已渐成不可逆转的趋势。

在这样的大势下，加上清流派本身品流复杂，清流派的活动就难免与种种势力派别、集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其反对朝纲暗乱、政局黑暗时，就不可避免地杂有各种势力集团与皇权斗争的色彩，以及为自己的集团、派别争夺权势的目的。这种色彩较为集中和明显地在清议活动中显示了出来。

清议之风似乎一开始就与这种“色彩”结下了不解之缘。

《后汉书·党锢列传》云：

初，桓帝为蠡吾侯，受学于甘陵周福，及即帝位，擢福为尚书。时同郡河南尹房植有名当朝。乡人为之谣曰：“天下规矩房伯武，因师获印周仲进。”二家宾客，互相讥揣，遂各树朋徒，渐成尤隙，由是甘陵有南北部，党人之议，自此始矣。

房伯武即房植，被誉为“天下规矩”，意在褒其道德人品高洁；周仲进即周福，被称为“因师获印”，暗讥其庸碌无能，只因侥幸曾为帝师得官。

很明显，这种褒正讥邪的清议，已蕴含了地域集团势力以公论标榜自己、排斥异己的色彩。随清议之风愈刮愈烈，以公论标榜自己而排斥、诋毁异己的现象也在发展，清议的褒贬已难免时常流于偏激与虚伪浮夸。这种偏激与浮夸，在很大程度上受各势力集团的利益所驱动，因而才显得那样地不可避免。

清议所含有的权势之争，尤其是各势力集团、派别与皇权之争，已使双方的冲突尖锐起来。

朱穆是顺、桓两朝为政清廉的名臣，也是反对宦官专权的激进分子。

可是他对那种各自网罗集团势力，而置中央王朝利益于不顾的“交游”之风颇有微词，常感慨在浇薄的世风之下，人们臧否人物的刻薄与偏激，抨击这种盛行的风气违背了君子之道，并断言如此“交游”将有身家性命之忧。

从朱穆的“感慨”、“抨击”与“断言”中，既让人强烈地感到士人“交游”、“品评”风之盛，又让人明显地觉得一些势力集团与中央王朝的冲突已相当尖锐。

陈留外黄名儒申屠蟠延熹年间在京师，则更为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

正值范滂为首的游士在京师掀起轰轰烈烈的清议风之际，申屠蟠游学到了京师。只见游士、太学生们在品藻士人、品评朝政时，往往从不同势力派别的利益出发，毫无顾忌地对时政及各种人事横加评论；各势力集团为了壮大自己，又纷纷拉党结帮。

看到这一切，申屠蟠便不由自主地联想起战国时期的类似情景。

当时，一方面士人、学子纷纷肆意辩说、议论；另一方面，各国诸侯则争揽名士以培植自己的势力。这种状况是专制皇权绝对不容许的。

申屠蟠由此清醒地预感到，一场大祸不久就会降临在清议者头上。

尽管以李膺、陈蕃为首的清流派中坚分子的清流活动，完全是基于东汉王朝的长治久安，但是他们既不可能改变以士家大族为首的各种势力集团，与皇权争斗越来越激烈的趋势，又无力保证清流派队伍的品流纯洁。

所以，清议活动具有的各势力集团与皇权斗争的色彩，也就不以那批中坚分子的意志为转移而始终存在。

正是这种“存在”，使清流活动不可避免地潜伏着危机。随着清流活动的高涨，一场迫害、镇压清流派人士的“党祸”便骤然兴起。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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