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是中共早期的领导人之一，在1931年至1935年的几年间，任中共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执行了王明的左倾政治路线，让革命遭受到重大的打击。

潘汉年则是我党早期活跃在上海的谍报人员，为情报的搜集以及统战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在建国后却遭受诬陷，沉冤三十载。

两人同是文人出身，又都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经历了人生的低谷，加之两人彼此相识，因此难免惺惺相惜。

1936年9月23日，潘汉年向博古辞行。博古当时说的一些话，没想到后来竟成为了现实，不得不让人感叹他的“神预言”。

潘汉年

初次相识

博古与潘汉年都是江苏人，家乡距离也不远，算得上是半个“老乡”。博古出身在江苏无锡县中耆英里，而潘汉年则是苏省宜兴县陆平村人，相去不过几十公里，语言文化上几乎一模一样。这种“老乡”的情分，让他们加深了对于彼此的好感。

两人的初次相识是在1925年。

这一年，“国父”孙中山因为癌症，在北京医治无效去世，全国各地的革命志士，在各地纷纷举行悼念活动，想借此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当时博古是无锡“锡社”的执行委员兼社刊《无锡评论》编辑部主任，也在为筹办纪念活动积极准备，在第二次筹备会议上，被推选为大会交际方面的负责人。

当时在无锡国学专修馆学习的潘汉年，找到了博古，进行了毛遂自荐，自愿参加相关的筹备工作。博古觉得潘汉年文章写得好，为人处世又灵活，遂让他负责社里一些宣传以及保卫工作。两个不到20岁的年轻人，聊得甚是投机，也因此结下了较为深厚的情谊。

时任《中国青年》的主编恽代英也来到追悼会现场，他是博古的启蒙老师，在得知潘汉年的情况后，建议他去机会更多的上海工作。就是这简单的几句话，影响了潘汉年今后的抉择，也改变了他的一生。

博古

情感加深

也许是听取了恽代英的建议，也许是为了更有一番作为，离别之后，潘汉年即选择去往上海，不久后在中华书局找到一个校对的工作。

也就是这一年，博古也迎来了生命历程中的重大转变，他先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又于次年被派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深造，也正是在那里，他遇到了王明、张闻天等早期共产党的领袖，也是他在党内职业生涯的起点。

由于博古也是精通文墨的“笔杆子”，因此在他1930年回国后，就担任了全国总工会干事兼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的职务，同时兼任《劳动报》的编辑。

由于二人都在上海从事宣传工作，业务上多有接触，因此两人的关系又进一步升温。王明在担任江南（后恢复为江苏）省委书记后，请博古推荐一个在宣传工作方面较为得力的助手，博古当即就想到了潘汉年。潘汉年因此就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因此开始参与到党的上层领导工作中去。

王明

隐蔽战线

1931年，由于顾顺章的叛变，中共在上海的情报网络遭遇重大挫折。王明全权负责中共中央工作后，力图在上海重建情报工作，因此让博古推荐合适的人选。

由于此前见识过潘汉年的安保和组织能力，博古又一次推荐了这位宣传条线上的朋友。潘汉年几经考虑，最终决定接受安排，投笔从戎，从此奔赴异常艰险的“隐蔽战场”。

根据中共中央的安排，潘汉年与陈云、康生一道，接替中央特科的工作。潘汉年被任命为特委会委员兼特科二科科长，干起了原来陈赓的工作。这个二科也就是情报科，是工作环境最为艰险的科室。年仅25岁的他，在当时临危受命，肩负着组织寄予的极大期望。

陈赓

由于工作较为出色，到了1932年“一·二八”以后，中央特科的具体工作，几乎都是由潘汉年来负责。他的任务就是恢复已经失散的情报网络，并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

1933年的4月，在潘汉年的策划下，中央特科的红队，成功暗杀了淞沪警备司令部督察长王斌。这个沾满烈士鲜血的反革命人物，他的死震惊了整个上海滩，一时间敌特分子、叛变革命人人自危。

此后，潘汉年进入中央苏区工作，先后任江西苏区党的中央局宣传部长、赣南省委宣传部长，并参与与十九路军谈判，成功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这一段时间的工作成绩，绝对是可圈可点。

潘汉年

特殊使命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被迫进行了长征。博古和潘汉年，都在中央红军转移的队伍中。1935年1月，在贵州召开了遵义会议，是我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会上批评了博古等人“左倾”的错误，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归咎于他们指挥上的失策。会后，博古找到潘汉年与他推心置腹谈了近四个小时。

博古说，这次反围剿的失败，他作为领导人，责任是不可推卸的。对于将权力移交给毛泽东、张闻天等人，博古认为为了党的利益，他心甘情愿做出这样的让步。并委托潘汉年和陈云同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说明情况，并获取他们对新的领导班子的认可。说到动情之处，两人竟然都情不自禁痛哭流泪起来。

潘汉年远赴苏联，向身处莫斯科的王明说明了情况。王明对博古的交权感到遗憾，但是对张闻天接管政权仍表示了认可。共产国际执委会也批准了这次政权的交接，并由潘汉年、张浩受命回国，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的会议精神，同时宣布对张闻天的任命。

博古

1935年11月7日，张浩到达了陕北，受到了党中央的热烈欢迎。而同时接受任务的潘汉年，却比他足足晚了八个多月，这其中发生了什么，又对他本人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原来，潘汉年此时还在莫斯科的情报局，学习背诵着新的密码编译方法。为了保险起见，这套方法只能通过大脑记忆的方式，从苏联带回国内。

1936年的1月，就在潘汉年回国的前夕，王明又交给他一项任务，就是与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就国共联合抗日的相关事宜，进行相关谈判。

潘汉年与国民政府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进行了先期会谈，约定七月在南京与陈果夫进行进一步磋商。回国的途中也是一路坎坷。原本准备经由希腊乘客轮回国，恰巧遇到希腊政局动荡，只能假扮游客先去巴黎，再辗转来到香港。

此时已经是1936年的5月，距离约定谈判的时间只有两个月，潘汉年就决定先去南京与陈果夫会面。他以肖叔安为化名，与陈果夫方面接上了线。可是当南京方面得知潘汉年没有得到中共中央的授权，便让潘汉年先回到陕北，带来红军方面的谈判条件，再进一步推动合作。

潘汉年带着多重的使命，来到了陕北保安。

陈果夫

最后密谈

无论是宣传工作，还是情报工作，潘汉年都出色地完成了工作。但是在政治方面，他却稍显得幼稚，甚至还比不上同是“读书人”的博古。相对于张浩，潘汉年明显受到了“冷遇”。

毛主席、周总理等人认为，潘汉年怀揣着如此重要的密码，以及对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的任命书，理应尽早回陕北传达这一情报，而非到处延宕拖延。

更为致命的是，潘汉年的政治站位也出现问题。他将自己视为共产国际的联络员，并且奉王明为自己的直接领导。而国内已经通过遵义会议，批判了王明左倾投降主义、机会主义错误，并且确定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根据中国的实际，制定合适革命策略，力图摆脱共产国际盲目的遥控指挥。

但是党中央领导人依然从实际出发，派潘汉年去与南京国民政府进行谈判。虽然被委以了重任，但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他已经距离失势并不久远了。

毛主席

1936年9月，即将去往南京谈判的潘汉年，最后一次与博古密谈。

博古说：“你此行犯了不少错误，一是归期比预计晚了将近九个月，这一段事件红军第一和第四方面军发生了很多事，但是却与共产国际处于失联状态，引得毛泽东非常生气。

二是在向张闻天汇报时，强调了很多次是王明脚板的任务，但王明只是在国外指手画脚，并不了解我们国内的情况。停止内战、联合抗日，是中共中央提出来的，而不是王明。以前王明是共产国际设置在中国的领导人，现在看来，我们有能力也有必要摆脱这种控制，自己处理自己的事务。”

同时嘱咐潘汉年，以后彼此要减少联系，凡事都不要提及自己，否则会对其不利。在谈判过程中，应该多请示、多汇报，不要擅自做主。这番作别，似乎隐藏着诸多的不安。

博古的判断异常得准确，在1955年，潘汉年果然被“秋后算账”，在七千人大会上被打成了“反革命”，直到他去世多年后，才被平反。

两人之间的情谊，连同着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不禁令人唏嘘感慨。

文/陈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