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元节是我国民间一个重要的传统节日，在这个日子里，人们会进行各种与之相关的民俗活动，而且其中最具特色的当属放河灯了。

在放河灯之前先有中元张灯的做法，也就是悬挂灯笼，跟元宵节相同。

如《宋史·礼志十六》中记载，宋太宗赵太义在公元977年七月十五日，亲自到东角楼观灯，还赐随从官员宴饮。

《钱氏世家》也写到公元978年中元节这天，汴京到处张灯结彩，赵光义命人在刚被封为淮海国王的钱俶宅前设灯山、陈声乐，以示恩宠。

到了南宋时期，民间出现了放河灯的习俗。如《梦粱录》中提到，皇家在每年七月十五日，都会到诸王妃嫔的坟前尽“朝陵之礼”，还要拿出不少钱来，派内侍到龙山“放江灯万盏。”

不过南宋时期放河灯大约只是官方的做法。宋末陈元靓的《岁时广记》以记载宋代以前的岁时风俗之丰富而著称，却没有提到放河灯之俗，这表明该俗当时在百姓当中还没有流行开来。

放河灯大行于世是明代以后的事，跟上元张灯取得一致，使“三元”、“三官”得以配套。

那么在中元节放河灯这个习俗是怎么形成的呢？其实它与佛道二教相争有关，可以说是佛家的创新，是用来跟道家唱对台戏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以下有三条理由。

其一是文献中不见道家放河灯的记载，佛家放河灯的记载则屡见不鲜。如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阳城县志》、《乌城县志》中都提到中元节僧家建盂兰盆会、沿河放灯的习俗，称之类“照冥”。

其二是各类文献都把所放之灯统称为“莲灯”，体现出浓厚的佛家文化色彩。

《宝坻县志》中就明确指出，七月“月之望”这天是中元节，有祭祖先的习俗。晚上一般要延请高僧做佛事，“施食于河干，放莲灯。”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徐》中引用了“金莲万朵漾中流，疑是潘妃夜出游”的诗句，其中的“金莲”就是指莲灯。

莲灯有直接用荷叶或莲蓬制作的，也有用西瓜皮制作的。

当然，莲灯也有用纸糊制的。但纸糊的灯容易被水浸湿而沉没，所以有的在纸上涂一层松脂，有的放在芦苇枝扎的架子上，使莲灯的漂流时间更长一些。

官方甚至有用玻璃制作莲灯的，堪称奢华。如潘荣陛《帝京岁时纪胜》：“用琉璃作荷花灯数千盏，随波上下。”

众所周知，莲花与佛教关系甚密，在各类与之相关的文献、传说中，佛、菩萨常常就坐在莲花上。按佛家的说法，莲花漂浮于水面，不受污浊环境的影响，是引导亡魂超度苦海冥河的工具。

河灯不管是不是莲花形的而统称为莲灯，这表明放河灯之俗是由佛家倡导起来的。

其三，唐代以来的中土佛教有地狱之河的观念，称为“奈河”，认为它是逝者之魂进入冥界时的必经之途。而放河灯的河正是“奈河”。

唐人张读在《宣室志》中写了一个故事，说是有个叫董观的人死后，其魂魄被亡僧灵习领入冥途，远远地看到一条流向西南、只有几尺宽的河。灵习告诉他，这是源出于地府的奈河。等到董观走近奈河，才发现河中流淌的全是血，腥秽无比，臭不可闻。河岸则有数百件衣服帽子，灵习说那都是死去的人留下的。

敦煌变文《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对目连在地狱见到的奈河边的情景作了细致生动的描绘，说是河边有无数罪人，都把衣服脱下来挂在树上，互相抱头痛哭，准备过奈河，情景无比凄惨。

唐代诗僧王梵志也在诗中提到亡魂先渡奈河的故事：“荒忙身碎死，即追司命使。反缚棒打走，先渡奈河水。”

莲灯要在夜晚放于河上，河正是冥间奈河的象征，所以一般将放河灯的原因解释为“照幽冥以度鬼”。

看来中元点灯虽然有可能是道教首倡的，但佛家因势利导，进行了为我所用的改造。由于放河灯的做法新颖奇特，吸引大量俗众观赏参与，因成中元一景，相沿成俗。

不仅如此，道教的陆上张灯也在河灯强势习俗的浸淫下被佛家解释成放旱灯，使陆上的张灯也归于佛家名下。

如《江夏县志》：“或于陆地施放，则曰路灯。”杨钟羲《雪桥诗话》三集：“都城少河者，……则晚用莲灯施于陆地，即当水上也。”

佛道二教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于此可见一斑。

就两家在中元节上的交锋来看，虽然唐代曾出现过道教与佛教分庭抗礼的局面，但总的来说还是佛家占优势。

如果探究一下佛家占优的原因，恐怕就在说教的形象生动。目连救母有生动的故事情节，很容易流传开来。唐有目连救母的变文，宋以后有目连救母的杂剧，正见出该故事流行的状况。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八《中元节》指出，娱乐场所每到农历七月初七就开始演出《目连经救母杂剧》，直至七月十五日中元节这一天，观众比平时要多数倍甚至数十倍。

随着目连救母故事的流播，中元节因佛而起的观念也就妇孺皆知了，放河灯的习俗也由此大行其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