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鎧

编辑|刺猬

新生的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国家性质定位的转变从根本上决定了外交政策的新取向。

土耳其不再是一个多民族、多种族、多宗教的多元化大帝国，而是一个典型的“同质化”的民族国家。

当土耳其宣布放弃对原奥斯曼帝国其他族裔聚居地区的领土要求时，即意味着扩张主义寿终正寝。

共和国的建设道路不是帝国的重生，而是“在其领土范围内建立和维持一个强大、稳定的国家”。

从1923年建国到 1938年凯末尔逝世，共和国的大政方针无不出自凯末尔之手，凯末尔主义是土耳其国家发展道路上一笔不得不正视、始终发挥着相当重要影响的遗产。

在这15年间，凯末尔构想的土耳其共和国外交新路已经基本成形，即使是在其去世后，继任总统的伊诺努大体仍是遵循着这条道路。

凯末尔时代的土耳其外交，可以归纳总结出以下几大特点：

第一，以西方为导向。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凯末尔曾说过：“引起外交政策特别关注并以之为基础的是国家内部的组织系统。外交政策必须与之保持一致。”

西方化/欧洲化是凯末尔改造土耳其的庞大工程所立足的基点之一，与内政方面相同，西方化也是土耳其外交至关重要的一抹底色。

在凯末尔看来，西方文明是世界唯一的文明，“现代化”与“西方化”之间可以划上等号，土耳其的发展方向就是要成为西方文明的一分子，实现国家的现代化。

凯末尔对于土耳其走上西化道路所起的作用无须多言，但应指出，土耳其因其地缘位置以及奥斯曼帝国的遗产，文化基因中本就有格外分明的“向西看”的因子。

关于土耳其自然环境对其对外交往的影响，穆斯塔法·艾丁的讨论很是具有启发性。

安纳托利亚高原地势由东向西倾斜，东部群山纵横，北侧有呈东西走向，长约1000公里的庞廷山，南侧有同样呈东西走向，长约1200公里的陶鲁斯山，西侧的爱琴海沿岸则以平原地形为主。

艾丁认为，这种地貌特征注定了历史上以安纳托利亚为中心的统一政权都必须看向西方寻求贸易和文化交流。

另外，作为土耳其最重要文化沉积层之一的奥斯曼帝国时期，与西方的交流、交往是对外关系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

奥斯曼帝国诞生之初，就带有浓厚的东南欧文化影响的痕迹。奥斯曼人“不是在亚洲创建的帝国，而是在马尔马拉海对面的色雷斯和巴尔干半岛，换言之，在欧洲。

在成为欧洲国家一个世纪后，他们向东扩展到小亚细亚。事实上，直到15世纪，才同时成为一个东方国家”。

此后，不管是通过和平手段还是战争，奥斯曼帝国与其他欧洲国家的交往从未曾断绝。

到了帝国末期，与英、法、德等西方列强的交往更是成了维系摇摇欲坠的帝国统治的关键途径之一。

大部分希望推动帝国进行现代化改革的有识之士都不否认欧洲文明之于土耳其的重要性。

1913年，阿卜杜拉·杰夫德特简明扼要地表达了土耳其对于欧洲文明的认同：“没有第二种文明；文明就意味着是欧洲文明，它必须全盘加以输入，不论它是玫瑰还是荆棘。”

虽然在一战和土耳其民族独立战争期间，土耳其与西方主要大国的关系已经到了剑拔弩张、势同水火的程度，但毕竟土耳其从未沦为殖民地，对于殖民主义势力没有强烈的愤恨情绪。

总而言之，以西方为导向的外交文化深植于土耳其历史文化发展的脉络中，在凯末尔时代进一步发扬、深化为国家根本性的外交道路选择。

以至于1928年阿拉斯略带夸张地向美国大使形容道：“土耳其现在是一个西方国家；对于土耳其来说，巴尔干半岛一个农民的死亡都要比阿富汗一位国王的驾崩来得重要。

第二，国家安全问题始终是这一时期土耳其外交政策的首要考量。土耳其在地区乃至国际舞台上的话语权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

土耳其衔接巴尔干半岛、高加索和中东，是毫无争议的欧亚十字路口。

这种四通八达的地缘优势使得土耳其在国际政治中可以发挥远超自身国力的作用，但同时也给土耳其人带来了沉重的代价：对于国家安全的担忧。

共和国建立之初，土耳其人与7个国家为邻：英国、法国、意大利、苏联、希腊、保加利亚和伊朗。

这7个邻居政体多样、意识形态多样，有几个国家还与土耳其存在领土争端或是历史纠纷。在相对恶劣的国家安全环境下，安卡拉政府选择将改善与邻国关系作为外交的主攻方向。

土耳其共和国强调与奥斯曼帝国时期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决裂，强调同所有独立国家一样，有着维护国家领土、国家财富和主权独立的安全目标，不觊觎他国领土，也不干涉他国内政，希望其他国家对土耳其的主权和独立同样予以尊重。

这一时期涉及领土争端等双边纠纷时，双边谈判、诉诸国际组织仲裁等和平手段是土耳其主要遵循的外交途径。

截至30年代初，安卡拉睦邻友好外交政策所取得的成果可谓是相当丰硕。1925年土耳其与苏联签署《苏土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

1926年是土耳其外交丰收的一年， 4月凯末尔政府同伊朗政府订立友好条约，解决了两国间的教派问题和库尔德人问题，5月土耳其与法国订立友好睦邻专约，土法关系随之好转，6月摩苏尔问题最终解决，土耳其伊拉克两国边界确定，英土关系回升的最后一块绊脚石被移除；

1928年土耳其与意大利签署中立友好条约；1930年希腊首相访土，签订两国友好协定。

事实证明，“国内和平、世界和平”的基本国策不仅符合土耳其本国利益，而且契合地区人民对和平、安全、稳定的渴望，睦邻友好外交政策的成功极大地改善了土耳其的周边安全环境。

同时土耳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外交形象大为增色，1932年希腊首相韦尼泽洛斯甚至提名凯末尔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足可见此时期凯末尔外交政策的成功。

第三，具有鲜明的务实主义与反冒险主义的特点。凯末尔对共和国国力的局限性有着清醒的认知，因而在对外交往中，务实与和平手段占据主流。

凯末尔曾如此表述其务实理念：“我们不是骗子，为了追求伟大的梦想似乎去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这就是全部的麻烦。

与其追求我们无法实现的想法，增加来自敌人的压力，不如回归我们自然的、法定的界限。让我们明晓自身的界限所在。

当围绕摩苏尔的外交拉锯战进入白热化阶段时，土耳其国内要求动用武力的呼声此起彼伏。

但凯末尔依然能够力保持强大的战略定力，指出动辄采用军事手段过于冒进和不切实际，对问题的解决只会是弊大于利。

摩苏尔问题的和平解决是凯末尔务实主义、反冒险主义外交的典型成果。

应当看到，从摩苏尔问题解决，土耳其国家疆域基本确定后直到1939年，除了哈塔伊并入土耳其外，后者与邻国们之间的边界线保持着非常稳定的状态。

安卡拉确乎放弃了对奥斯曼帝国故土不切实际的野心与帝国复兴的迷梦，正如凯末尔在1920年承诺的“拒绝浪费国家的时间和资源去追求统治的梦想”。

这一时期土耳其外交的务实还体现在为了本国的切身利益而游离于主要大国之间，这是一种小国的生存智慧。

英国人认为在同土耳其人进行外交谈判时，后者总是青睐于“巴扎”式的利益交换，同时利用大国间的不和为自身谋求利益，“土耳其人的伎俩是与一方讨价还价时以另一方的利益为代价，利用由此引发的混乱逃避履行承诺”。

这种外交手段可以追溯至奥斯曼帝国时期，“在土耳其漫长而稳定的衰落过程中，这是一种简单的手段”，而凯末尔政府无疑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这笔外交文化的遗产。

安卡拉总是认为“自己被一群敌人包围，只有利用他们之间的不和才能防止他们进攻土耳其.安卡拉政权的野心在于分化它的外部敌人们，寄希望以此存续下去”。

有相当多的实例可以证明英国人的判断确实准确无误，比如在民族独立战争期间，土耳其不仅与曾经的宿敌苏俄通力合作，还成功分化瓦解了协约国阵营，使英国和希腊陷入孤立境地；

又比如土耳其与意大利在20年代末的走近很大程度上出于对法国在东地中海强势地位的忌惮，而当土耳其致力于发展同英国的双边关系时，意大利、德国又常常被作为敲打伦敦的工具。

归根结底，作为一个中等国家，土耳其虽一度在地区合作中发挥积极的主导性角色，但当大国竞争的风暴重新将区域团结撕裂时，土耳其本身力量的有限性暴露无遗。

安卡拉在大国间左右逢源，看似虚与委蛇，但单就维护自身利益的角度考虑，很难说这并非明智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