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深人静。赵连荣毫无困意地躺在床上。身边睡着5岁的儿子。床头座钟的滴答声和儿子均匀的呼吸声交织在一起。他又一次抓起座钟细看时间，正是凌晨3时。该是动手的时候了。T恤，短裤，袜子，手套，他一样一样地穿戴好后，幽灵一般地从自家的窗口灵巧地钻进隔壁家凉台上的窗户……
1999年5月30日凌晨，北京建国以来最大的一起凶杀案在石景山区某居民楼一单元二层3号居室发生。同居这套两居室的八位女青年惨死刀下，她们均为福建省金得利工艺品有限公司在京的雇员，七人倒在室内，一人躺在楼下东侧汽车旁。
是凡发生在居民区的恶性案件，想把它捂住而不让其流传出去几乎是不可能。很快，关于这起命案的种种猜测在京城不胫而走，传得沸沸扬扬。
当一起刑事案件已经成为公众普遍关注的热点时，通常的结局是，警方全力以赴将破案进行到底，并把案情真相公布于众。这起案件也不例外。案发后的一个星期，赵连荣落入法网；京城的媒体对此案进行了详实报道。
具有戏剧性的是，赵连荣作案的当晚，恰好是他的妻子在这个院电话总机房值夜班，还是她向“110”报的警。她对赵连荣夜里的恶行全然不知。
不过，所有的报道都没有提及这样一个值得一提的重要情节：赵连荣的脚印很特别，这种“特别”还真让参加破案的痕迹专家着实困惑了一阵。
在那个喋血的凌晨，赵连荣潜入隔壁女青年的房间一通狂斩，完活儿后人不知鬼不觉地溜回家，洗净身上的血迹继续睡觉去了。他以为自己干得很漂亮，不会露马脚，所以睡的还算安稳。
但是，赵连荣在犯罪中遗留下的痕迹还是很快就被警方找到了。从混乱的现场，警方提取到第九者的血迹，并辨认出第九者的足迹。
那份可疑的血样被立马送去作DNA分析。在找到犯罪嫌疑人之前，它暂时还不能发挥作用。
相比较而言，对足迹的鉴定则要便捷灵活许多。北京市公安局刑科所的痕迹专家从发案现场的足迹中认定，那些属于第九者的足迹，是穿着细线袜踩在血迹上然后于走动中形成的血袜印。现场室内的血袜印因与受害人的足迹杂乱重叠，模糊不清；室外过道中提取到三枚残缺的血袜印；楼梯上有成趟的双向血袜印，较比清晰，显然为作案人在追杀那名外逃的受害人时所留。
从现场看，作案人的犯罪动机表现的不是很充分，既有谋财的迹象，又无法完全排除情杀的可能。因而，侦查工作围绕着八名女青年的各种人际关系从几个方面同时展开。按照专案组下达的任务，侦查人员在发案现场附近的居民中采集了60多份足迹，准备送到市局刑科所鉴定，赵连荣的脚印也在其中。当时的思路是，在较大范围做一个基本的排查，即使一无所获，至少也可缩小侦查圈。
6月5日是个星期六。这天下午那60多份捺印足迹样本被全部送到刑科所。所里痕检室的值班员女工程师邢丽平立刻进入工作状态。她用从现场取回的血袜印同那些检材足印一份份进行比对。当比对到第36份标有赵连荣名字的样本时，邢丽平用眼睛一扫，马上看出有戏。经细致比对二者各个对应部位的大小、形态等特征，基本重合，邢丽平初步认定，检材的左足与血袜印左足同一，而右足二趾部位存有明显差异点。
刑科所副所长王满仓等几位痕检老手闻讯赶到，再次同邢丽平一道进行了检验，认为她的检验结论不错。
王满仓对这个赵连荣是有印象的：他就住在受害人的隔壁，发案当天调查时，邻近住户都说夜里听到了呼救、跑动的声响，唯独这个赵连荣说睡得很香，什么也没听到；而且第二天他就出差去了天津，然后就不回家了，还是派人到他上班的厂子里找到他，提取的足迹样本。
看来此案很有可能从这个人身上突破。但是，对于样本存在的差异点又必须要作出明确解释。因为，在现场除了血袜印外，还有一种血拖鞋印非常活跃，满屋子都有，这二者之间的关系还有待弄清—一据此推断，那个差异点有可能意味着现场不止一个作案人。
为慎重起见，王满仓所长决定邀请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派员参与会检，共同组成鉴定组。他当即便打了电话。
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痕迹处处长班茂森副研究员接到电话时，正带着孩子在北京动物园游玩。当他同刘伟平助理研究员急冲冲地赶到市局刑科所时已近吃晚饭时间。
二人看过样本，发现赵连荣的右足油墨袜印与现场血袜印的确存有差异点。油墨袜印的拇趾和中趾相距很近，见不到二趾；现场出现在楼梯上的右脚血袜印却是二趾趾印清晰；出现在二层过道的残缺血袜印无二趾，与样本接近，可又缺少其他部位的特征。
经过交换意见，他们和刑科所的观点基本一致：尽管左足可作出同一认定，但对于右足的差异点不能置之不理。
有的同志甚至提出这样的假设：如果我们没提取到左足印只提取了右足印怎么办？
看来，如何科学地解释差异点，这一关是必须要过的，否则难下鉴定结论。
针对这个“差异点”，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起来。班茂森在全面考虑了各种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虽然现场出现的残缺无二趾血袜印与赵连荣的样本较符合，但仍不可轻易认定同一。血袜印属加层足迹，要考虑到有可能正好二趾那个部位没沾上血，所以印痕出不来。
——楼梯上足迹与样本的差异点，很可能同行为人当时所处的状态有关。血袜印是在追杀中留下的，样本则是在站立状态下提取的，一动一静导致了趾头部位印痕的差异。
——还有一点，现场提取的足印技术处理得不到位，也有可能造成差异点。
刘伟平也提出，仅凭手头资料是无法对差异点作出解释的。
要排除和印证这些个“可能”，是非去现场不可的。王满仓看看手表，快到10点了，他果断地一挥手：“走！咱们说干就干！”
一行人在夜色中驱车赶到石景山区的发案现场。
由于出了命案，那个单元里的住户基本上都找地方躲了。楼道里一片死寂。这些痕迹专家们分散开来，弯腰曲背顺着楼梯一阶一阶地搜寻着。在强光灯的照射下，他们根据肉眼尚能见到的陈旧性血迹，再按照行走人的步法特征，找出潜在的血袜印位置，然后用四甲基联苯胺化学药液小心地涂在上面，地面上沾有血迹的部位与药液接触后呈现蓝色反应，这样，一个清晰度被大大强化了的血袜印便显现了，再用照相机拍下来。
楼道里弥漫着刺鼻药液味儿，每一道工序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当工作到二层过道时，班茂森提出的看法被一点儿一点儿地证实了：那几枚缺少二趾的血袜印在化学药品的作用下，都或多或少地显现出二趾的印痕来，其他部位也比以前清晰了许多。
一直忙到深夜两点钟，所有重新显现拍照下的血袜印照片已经冲洗好，摆在了专家们的面前。他们把右足照片全部挑出，排成一溜儿，差异点一下子就看得清楚多了——二趾部位确实大小不一！
在同一只脚上出现这种变化，只能有一个解释，即由于作用于脚的重力不同所造成。当脚落地轻时，二趾是翘在一三趾上面的，沾不着地面；而脚落地重时，二趾便挤开一三趾，压了下来。
几个人经过反复比对检验，均认为此种解释经得起推敲。攻克了差异点，下一步就是向顶头上司市局刑侦处处长王军汇报情况，提请抓捕犯罪嫌疑人赵连荣，对这种解释进行实际验证。
王满仓狠劲儿地舒展了一下酸痛的腰，瞄了一眼手表，3点50分，“嘿——”他不由地惊奇起来，敲着手表对班茂森说：“班处，你说巧不巧，5月31号那天凌晨，也是这个时候接到报案的！”
正在为这起凶杀大案焦躁的王军处长还没睡觉，听到这个消息，当时心里至少踏实了一半。他是搞刑侦技术出身，前些年还与班茂森同班学习过步法跟踪。他十分清楚，光凭这个血袜印的统一认定，就能将犯罪嫌疑人送上法庭。因为，足迹检验作为一种形象鉴定，在刑事技术上是成熟的，世界上多数国家都是认可的。王军马上在电话里对王满仓说：“咱们都到八角派出所碰头。”那里距离发案现场最近。
6月6日凌晨4点多钟，在八角派出所专家们把一夜的工作情况作了详细汇报，王军当即拍板：抓捕犯罪嫌疑人赵连荣！
赵连荣长着一张标准的瓜子脸，却布满了凶气，下巴颏儿上胡子拉碴的。他稳住了劲儿，没有外逃，抱着侥幸心理躲到了他岳父家。不过，他也采取了一点儿“防范措施”——在裤腰带上绑了个小红布包，辟邪！
大约5点多钟，赵连荣被民警带到了八角派出所。进了门见那么些人在等他，脸色就不对劲了，走路也不自然了。
王军看着走过去的赵连荣，扭头对王满仓他们说，“这人好不了，挂像！”
一切都按照现场的情况实验。
首先叫赵连荣换上为他准备好的细线袜子。这当口儿，班茂森、王满仓等人的目光一齐落在了赵连荣的右脚上——果然，他的二趾比一般人长，是翘起的，常态下就压在一三趾的上面，显然是这只脚在发育过程中形成的固有特征。
大家会心地一笑。
穿好袜子，涂上油墨，先是站立在纸上踩，那足印确实没有二趾。在铺好的纸上走一遍，二趾出来一点儿。加快速度再走，二趾出来的多了一些。
到楼梯上再走走，踩出的样本个个都二趾清晰！
接下来该做什么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了。那天上午9点多钟，赵连荣便交代了自己的全部罪行。
这个案子就是他一人干的。他的本意是要进屋去偷东西，因为平时见这些南方女子披金挂银的，便认定她们一定很有钱，当然，他也带了凶器以防不测。
那天凌晨，他从凉台上钻进3号居室后，屋里有人听到响动，发出了惊叫。有备而来的赵连荣稍一迟疑，拿出刀子就一个一个地捅将起来。有一女见势不妙，翻身下床，冲出门外，他马上追了上去，直追到楼下将她杀死。返回屋里发现还有两人在走动，其中一人正准备打电话报警，他冲过去就是几刀，然后穿上受害人的拖鞋——大概是想掩盖室内留下的脚印，接着又对另外几名受害人不管死没死一律补刀，顺便胡乱地翻动了一下摆在墙边的几个提包……
当确信屋内的人都已断了气，他走出房门，下到楼梯拐弯处将拖鞋脱掉，在地上使劲地搓挤去袜底的血水，小心地沿着楼梯边溜回自己的家——这样就使得没有任何血迹通向他的家门口。
赵连荣为了谋财竟然一气儿斩杀八女，真是骇人听闻！实际上他在作案现场没有找到所以也没能拿走任何钱财。
对这起罕见的特大杀人案的审判是相当迅速的。
1999年7月21日，经过法院判决后，赵连荣被执行死刑。
在参加办理此案的痕迹专家中，女工程师邢丽平因首先发现犯罪嫌疑人的足印，荣立个人二等功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