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是一部非常专业向，同时又非常有趣的叙述学著作，作者赵毅衡先生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涉足叙述学理论研究，并于1997年首次将自己的思考所得集结成册，正是这本《当说者被说的时候》。

无论是“比较叙述学导论”这个书名，还是本书条理清晰而又覆盖全面的论述方式，都可以让读者直观地体会到本书的专业性。

这样看来，这本书似乎并不是面向大众读者的读物。这一结论既对，又不对。

《当说者被说的时候》确实并非是大众读者的必读书，赵毅衡先生当然也清楚这一点，因此他在写作过程中，也并没想过为了吸引大众读者而放弃讨论的深度。

但另一方面，《当说者被说的时候》又是一部对于大众读者而言，难能可贵的文学理论导读，尤其是对于那些喜欢先锋文学或者说现代文学以及后现代文学的读者而言。

这本书的最后一章中包含一篇关于元小说的讨论，在这一部分中，赵毅衡先生直言，在面对这类文本时，“每个读者必须成为批评家。”

事实上这一要求绝不单单是针对元小说这类文学而言，几乎所有先锋文学，或者说现代文学、后现代文学，无论什么名头，总之就是那些放弃了传统情节的小说，都对读者提出了这一要求。

阅读这类小说，考验的不仅仅是读者的理解能力，更考验着读者的信息储备，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读懂这类文本，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对作者的创作背景及创作理念有多少了解。

正如《当说者被说的时候》中描述的那样，这类文本“不再描写经验”，这是传统叙事小说热衷的主题，而更看重“创造经验”。前者是对经验的表达，后者是对经验的探索。

那些现代小说家们致力于探索经验，阅读这类现代小说家们的作品的读者，也无法再以阅读传统小说的姿态来进行。

先锋文学是先锋小说家们给自己提出的一个挑战，但同时也是对读者的挑战。它要求读者，不仅仅是一名读者，而必须成为批评家。

基于这一点，热衷于阅读先锋文学的读者，有必要在阅读文学文本的同时，也涉猎文学理论的知识，而《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正为读者打开了这样一扇窗口。

恰如上面所说，这本书虽然是专业向的理论著作，但写得却非常有意思，赵毅衡先生在书中抛出各种专业理论与名词的同时，也漫谈中外各类文本名著，即便没能全部看懂书中的理论，我们也完全可以获得一份不错的书单。

作为一本专业向的理论著作，《当说者被说的时候》在论述的过程中表现得非常专业，不仅覆盖全面，而且条理清晰。书中从叙述行为、叙述主体、叙述层次、叙述时间、叙述方位、叙述中的语言行为、叙述情节以及叙述形式的意义等八个方面展开论述，全面解析文本中的叙述理论。

《当说者被说的时候》的专业性是它的优点，也是它给普通读者设下的难点。书中提出每个读者必须成为批评家，这当然是无法企及的，正如文学家们致力于触碰真实，但也永远无法企及一样。

赵毅衡先生在书中抛出了诸多专业理论与名词，论述很精彩，但理解起来也并非没有难度，要想真正读懂并非易事。

好在本书的论述是从不同角度切入的，换言之即便我们看不懂上一章的内容，也并不影响下一章的阅读。这同样意味着，即便不能完全读懂这本书，但局部的理解也足够让读者有所收获。

《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最令人感兴趣的或许是第七章关于情节的讨论。书中指出，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詹姆斯开始，情节的整体性和条理性就成为现代作家们不可忍受的桎梏。

他们认为现实生活是无情节结构的，因此强把情节结构加于生活之上，实际上是以理性的因果推论改变生活真相。小说叙述的是已经完成的、过去的事，而未来本身则具有多种可能性。

基于上述理念，现代文学与后现代文学完成了对线性情节逻辑的反叛。一个很明显的特征是，传统小说的情节非常容易概括，司各特、狄更斯或者巴尔扎克莫不如此；但要概括现代小说的情节却不那么容易，即便概括出来了，我们也会发现，那实际上并非是作品的真正重心。

赵毅衡先生在《当说者被说的时候》中如此概括道：传统小说是讲“故事”，现代小说是“讲”故事。

本书第八章关于艺术叙述与历史叙述的讨论也是经常引起读者争议的内容。

这一章谈论的是艺术叙述，但在开头作者就指出，想要区分艺术叙述与非艺术叙述，一直是文学理论上的一个难题，后者包含很多文体，但最重要的是历史叙述。

于是就引出了两个截然不同但又藕断丝连的概念：艺术叙述与历史叙述。前者是诗人的工作，后者则是历史学家的事业。

早在亚里士多德时代，他就开始了区分这二者的工作。他说，“诗人与历史学家的区别是：历史学家讲述已经发生的事，诗人讲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诗更富于哲学性，比历史更严肃；因为诗处理一般性的东西，而历史关心局部的、个别的事实。”

亚里士多德的这个结论当然是站在诗人的角度来说的，因此对诗人与艺术叙述有明显的偏爱，也难免会招致历史学家们的抗议。

而且，以当下的视野来看，亚里士多德对于诗人与历史学家泾渭分明的区分也是过于乐观的。换言之，我们无法将这二者全然分开。

《当说者被说的时候》中提及，西方历史写作有一条金规玉律，那是西塞罗演讲集中引用的马斯库·安东尼乌斯的话：历史的第一法则是不说任何非真实的事，也不回避任何真实的事。

赵毅衡先生直言，这一理念在实际中完全做不到。它所定义的历史，指的是事件；而我们论及的历史，既指事件，又指事件的叙述。

叙述行为导致了任何试图揭示历史事件的努力都将是徒劳，因为任何阐释都只是对真实的稀释。

历史在不同的时期被不断重新阐释，这一点恰如文学作品一般。

于是《当说者被说的时候》中得出结论，历史叙述与文学叙述如果有区别，恐怕是程度上的区别，即真实与虚构的比例不同。历史叙述并非是全然的真实，而文学创作也并非是全然的虚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