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研究中，宏大叙事的消解可以追溯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在西方兴起的后现代主义，随之产生的后现代史学引发了对宏大叙事的质疑。

恰如金观涛教授在《轴心文明与现代社会》一书开头指出的那样，后现代史学兴起的后果，是作为科学研究的历史学意义之解体。

后现代主义的影响绝非局限于历史学研究的专业领域之内，趁着个人主义兴起的东风，对于宏大叙事的不信任，不仅发生在某些后现代史学研究学者当中，还广泛地存在于普通个体之间。

然而恰如诸多学者诟病的那样，即便后现代史学颠覆了传统史学的根基，但它依旧没能建立起一种可供利用的框架与模式（引自郭宝军“历史与文学之间的焦灼与妥协”一文）。

换句话说，如果说宏大叙事是不值得信任的，那个体所沉迷的“小叙事”又在多大程度上值得取信呢？尤其是在公共事务之中？

这是一个后现代史学难以回答的问题。基于此，金观涛教授在《轴心文明与现代社会》中摒弃了泛滥的后现代史观，重新发现被视为空洞的、意识形态化的“宏大叙事”大历史观，并在此视野下，重新审视文明史的演化。

但值得强调的是，金观涛教授在本书中所秉持的也并非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历史观，而是一种“将人文（价值研究）与科学（社会理论）统一的方法论”，他在书中称之为观念史-系统论史观。

《轴心文明与现代社会》正是在这一视野下的文明史研究。

为了充分阐明自己的理论，金氏在书中提出了一系列的概念与脉络，一个关键词是“超越视野”。

根据金氏的阐述，人类文明中存在着不同基本类型的终极价值追求（终极关怀），这就是超越视野。人类社会在经过超越突破之后，诞生了轴心文明。分析轴心文明的起源、演化及其与现代社会的关系，正是《轴心文明与现代社会》所试图建立的人类历史地图。

在建立了基本理论框架之后，金观涛教授在后文的论述中采用环环相扣的论证，视野大开大合，历史与哲学并行，世界史与观念史齐重，庞大的信息论证与复杂的逻辑框架给读者提出了不小的考验，理解起来并不容易，但同时也能让读者收获良多。

文明演化模式是本书研究的核心与主题。金氏在书中简要追述了200年来文明演化模式的三次尝试。

首次尝试是德国观念论的历史哲学；第二次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时至今日，历史唯物论开启的经济决定论仍然是很多历史学家研究历史长程模式的金科玉律）；第三次尝试是20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学说以及年鉴学派的“长时段”法则。

20世纪70年代以后，后现代史学在西方兴起，宏观历史的探讨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甚至伴随着后现代史学的兴起，学界一度认为历史展开没有宏观模式，任何长程研究都没有意义，只是一种空洞而宏大的叙事。

然而金氏在《轴心文明与现代社会》中，对于上述宏观历史研究所遭遇的挫败却叹惋不已。在他看来，当我们把观念史和系统论史观整合考察之后，各轴心文明演化的长程模式已然清晰而又有序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金氏的考察结果认为，历史演进的长程模式隐藏在人类社会的基本结构中，但它不是布罗代尔所谓的日常经济模式，而是关乎普遍观念和社会行动的关系。这一结论的关键，再度勾连到了前述所说的超越突破与轴心文明的演化上面。

金氏在论述的过程中，还谈及了一个现代文明史研究中的永恒之问——李约瑟之谜，为什么中国没有发生科技革命？现代社会为何最早出现在西方？关于这一话题的探讨，学界已经有过诸多的研究，本书也提到了彭慕兰教授的大分流学说。但金氏进一步追问，为什么现代社会最早诞生于天主教文明？过往研究对于李约瑟之谜的回答主要集中在近现代西方社会率先发生的工业革命上。而金氏则引入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所提出的双元革命理论，认为除了工业革命之外，同步发生的社会革命对于现代社会在西方的兴起同样至关重要。

与工业革命同步发生的社会革命，本质上是欧洲的天主教社会普遍转化为现代民主国家。这两个现象的同步发生表明，现代社会的兴起必须依靠两个轮子：工业革命和民族国家的建立，如果少了民族国家这个轮子，工业革命的轮子是转不起来的。

在轴心文明史观的审视下，上述超越视野的深层次变化之所以最早发生在天主教文明，关键在于天主教文明最早具备两种超越视野，其演化模式与只具有一种超越视野的轴心文明不同，因此成为孕育现代社会的母体。

综合来看，《轴心文明与现代社会》通过恢复轴心文明的大历史观，深窥现代性的本质，从而发现每一种轴心文明其演化模式规定了其现代化的独特道路。现代社会乃是不同轴心文明在互相影响下各自演化的最终形态。

在这一模式下，现代社会的未来前景再度与轴心文明关联起来，现代性的探讨也重新获得了历史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