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传记作家贝阿特丽丝·穆斯利的《智性与激情：苏珊·桑塔格传》是一部含金量十足的桑塔格传记。
穆斯利在写法上采用了标准的传记结构，从桑塔格的生平入手，完整呈现了桑塔格的一生。
《智性与激情》并没有花更多的笔墨在桑塔格的作品上，因此这并非是一部文学传记。穆斯利却在传记中细致地记录了桑塔格的阅读与藏书，从而为读者提供了一份丰富的桑塔格书单，这是这本传记一个不小的亮点。
桑塔格的人生经历与私生活构成了《智性与激情》的主体，穆斯利的高明之处在于，她写桑塔格的私生活丝毫不带一种越界的窥探欲，写得一点都不轻浮，更不八卦，给读者展现了一个不完美，但魅力十足的桑塔格。
苏珊·桑塔格出生于1933年，她的父母曾在中国从事贸易工作，在苏珊出生前几周才返回美国。这种独特的经历使得桑塔格后来保有一种对中国的兴趣，并想要学习中文。
桑塔格并非是苏珊最初的姓氏，而是来自她的继父。桑塔格的生父杰克·罗森布拉特于1938年去世，彼时苏珊只有五岁。7年之后，母亲米尔德丽德与一位退役上尉内森·桑塔格结婚。
这个再婚家庭对桑塔格最大的影响，或许就是带给了她一个新的姓氏，苏珊·桑塔格将这个姓氏一直延续到了生命尽头，她那段十年的婚姻也并没有让她放弃自己的姓氏。
《智性与激情》对桑塔格的家庭和家人们着墨并不多，就好像后来对苏珊·桑塔格在20世纪50年代那段延续十年然后破裂的婚姻也并没有太多的提及，或许我们可以因此认为，桑塔格的家庭和婚姻都乏善可陈，并没有明显影响到她的阅读与创作。
阅读与创作是桑塔格生命中的两个关键词，她在一生中的各种采访场合重复表示，自己三岁就开始读书了，可能六七岁就开始写作了。
桑塔格的阅读是《智性与激情》中大书特书的一个主题，恰如上面提到的，这本传记中列出了一份极具分量的桑塔格书单。
穆斯利在传记中对于桑塔格的藏书有一句令人深刻的评语：桑塔格令采访者们相信，藏书是她自身的一部分，是她灵魂的一面镜子。
这句话毫不夸张，我们只要看看传记中的桑塔格有多博览群书，就不难承认这一点。甚至桑塔格如饥似渴的阅读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她的阅读，她后来承认，“阅读，对阅读的热爱，是让你梦想成为作家的原因。而在你成为作家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阅读别人写的书——以及重读过去心爱的书——构成了写作中无法抗拒的分心行为。是分心。是安慰。是煎熬。而且，是的，也是灵感。”
在桑塔格这里，阅读与写作联系得是如此紧密。
1948年，桑塔格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她见到了《魔山》——被她视为西方文学的冠冕——的作者。
这是一场有些大胆又不免草率的会面。桑塔格和同学找到了托马斯·曼家的电话，打了过去，对方邀请见面，然后他们去了。
整个过程是如此的不可思议，以至于就连桑塔格他们也被自己的大胆给惊呆了。
但事实上，这场发生在一位虔诚的读者与一位当世最伟大的作家之间的会面，并非一场圆满的会面，起码对桑塔格来说并不圆满。
在桑塔格关于这场会面的日记里，她承认自己感到了幻灭。托马斯·曼在谈及她喜欢的《魔山》时给出的解释——“我想要呈现欧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所面临的所有危机的总和”——并没能让桑塔格满意。她认为这种概括无论如何也不足以反映文本的魔力。
于是桑塔格对这场会面盖棺定论：“作者本人的评论以其平庸而背叛了作品。”
有趣的是，这并非是桑塔格唯一一次对自己喜欢的作家感到幻灭的经历。十年后，她还要经历另一场幻灭，那是波伏娃带给她的。
桑塔格与波伏娃的会面发生于1958年，在巴黎索邦大学的阶梯教室。
波伏娃的一场关于小说的未来的讲座吸引了桑塔格，但桑塔格笔下对于波伏娃的印象却算不得圆满：“就她的年龄而言，她仍然非常美，但是她的嗓音令人不快，听上去太尖锐，说话太紧张，速度太快……”
但这种来自于作者的幻灭，并没能让桑塔格停止对他们的喜爱，她依旧赞赏《魔山》，也依旧捍卫波伏娃对西方女性主义做出的贡献，并且高度评价她的作品。
在结束了一场失败的婚姻之后，桑塔格进入了60年代，一个对她而言至关重要的年代。
桑塔格的第一部小说《恩主》发表于1963年，后来她还写了三个长篇，并以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在美国》摘得了2000年美国国家图书奖。
但恰如穆斯利在本书中说得那样，尽管桑塔格雄心勃勃地想成为小说家，但却是一篇随笔令她的名字家喻户晓。
这篇名为《关于“坎普”的札记》的论文发表于1964年，这篇大获成功的论文让桑塔格迅速成为最耀眼的知识界新星，两年之后出版的《反对阐释》进一步巩固了这种地位。
但桑塔格收到的也并不都是赞誉，根据《智性与激情》中的记录，《反对阐述》将纽约文化圈分成了两派，一派仰慕桑塔格，赞其为女英雄；一派则对她感到深深的不快，斥之为文化界的恶魔……
桑塔格在日后还将一次次品尝这种褒贬参半，甚至是贬过于褒的舆论处境，但她从不因此而退回到安全地带。她有她的信念。
《反对阐释》就旗帜鲜明地表现出了桑塔格对于阅读的信念。在这本书中，她反对当下的阐释模式，提倡回归阅读作品的乐趣本身的宣言，呼唤“那个理论尚不存在的纯真时代”的重临，那时“内容”还不是需要研究的一种“艺术作品的特殊要素”。
桑塔格将阐释者看作附着在作品或文本之上的“大群的蚂蟥”，她谴责他们“改动了原意”，在作品和读者之间制造了一道屏障，读者不再能够享有观看和阅读的简单乐趣。
桑塔格甚至进一步将阐释刻画成一种驯化的过程：“把作品降格为它的内容并对这内容加以阐释后，作品就被我们驯化了。多亏有了阐释，艺术才变得可以控制，可以随我们的意愿而变形。”
桑塔格谴责这种对于艺术家及其作品的驯化，认为评论家的真正义务在于帮助读者或观众“重新发现我们的感官的用途”，她写道，“我们应当学会更好地观看，更好地倾听，更好地感知。”
1996年，在《反对阐释》的西班牙语再版序言中，桑塔格写下了一句话作为题词：“我对作家的定义：对一切皆感兴趣之人。”
桑塔格用她的人生经历践行了这一信念，直到生命尽头也从未背离。
在60年代声名鹊起之后，桑塔格的兴趣转移到了政治之上，她对于政治的兴趣是被美国悍然发动的越战引起的，她说，“美国在越南发动的战争令我生平第一次为我是美国人而感到羞耻。”这种羞耻促使她旗帜鲜明地站在了反战的立场，甚至为此前往了河内。
桑塔格对新事物的兴趣与她的激情一样，仿佛无穷无尽。在20世纪70年代，她转战电影领域，以导演的身份来转达她的信念。
桑塔格的这种转变与彼时的另一位著名女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颇有一致性。杜拉斯也曾从作家跨界到导演。
两位女作家的相似之处不止于此，二人在电影节的场合中曾有过交集，但恰如杜拉斯没能拿到金棕榈，桑塔格同样失意而归。
不过二人此后都斩获了各自国家的文学大奖，1984年，杜拉斯凭借《情人》斩获龚古尔奖；2000年，桑塔格凭借《在美国》斩获美国国家图书奖。
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桑塔格经历了人生中最大的危机之一。她被诊断为乳腺癌晚期。然而最终桑塔格凭借她无休无止的激情与信念挺过了这次难关。
此时桑塔格尚不知道的是，这并非是她生命中唯一一次与癌症的搏斗，在20多年后，她还将两度重复这样的战争，又赢了一场，输了第三场。
但无论如何，1977年的桑塔格恢复了健康，还与流亡美国的俄裔犹太诗人布罗茨基展开了一场短暂的恋情。
这一时期，桑塔格也重新返回作家的身份，于1978年出版了一部中短篇小说集，而一直心心念念的新长篇要等到1992年才会姗姗来迟。
从短篇集到新长篇面世期间，有一件事值得提及，那就是桑塔格对于作家萨尔曼·鲁西迪的支持。鲁西迪因为他发表于1988年的小说《撒旦诗篇》为自己招来了一场杀身之祸，被鲁西迪激怒的伊斯兰宗教领袖霍梅尼甚至将他对鲁西迪的报复波及到了《撒旦诗篇》的出版人和译者身上。
在这次事件中，桑塔格站在支持鲁西迪阵营的最前线。
进入90年代，桑塔格又将她的视线转向燃起战火的萨拉热窝，她在90年代曾多次前往萨拉热窝。
然后就是我们上面已经提到过的一些事，90年代末期，桑塔格确诊子宫癌，这次她又赢了。
桑塔格在新世纪的开始好事频传，她的新长篇《在美国》于2000年出版，并为她赢得了当年的国家图书奖。第二年她又获得了耶路撒冷文学奖。
紧接着，911事件发生了。桑塔格对于此次事件的表态又将她置于了风口浪尖。
桑塔格为911事件写下的短文触怒了很多美国人，他们认为桑塔格没有站在美国人这边，反而声称袭击者不是懦夫。
桑塔格确实是这样写的，但她写的不止于此，还有更多：
“些许历史意识也许有助我们理解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还会继续发生什么事情。‘我们的国家是强大的’，我们一再被告知。谁会怀疑美国是强大的？但美国并非只需要强大。”
桑塔格敏锐地指出911事件“是由于美国的某些结盟和行动的后果而发动的”，美国政府却在极力掩饰这一点，并令美国人陷入了一场“把公众幼稚化的运动”……
穆斯利在传记中写道，美国人需要好几年的时间，才会原谅桑塔格的这篇文章，才能意识到时间会证明桑塔格的很多观点都是正确的。
《智性与激情》还提及了美国女作家琼·狄迪恩对桑塔格的声援，她质疑美国舆论对桑塔格的“狩猎”，并重复了桑塔格的核心观点：事件是有历史的，政治是有后果的，管理这个国家的人和那些书写并谈论这个国家该如何管理的人，如果他们还继续假装不是这样，那么他们都犯了企图幼稚化他们的同胞的罪。
大众的质疑与不理解从来不曾令桑塔格后退，3年后，当美国人在伊拉克阿布格莱布监狱实施酷刑的照片被曝光之后，桑塔格再次变成了一名斗士。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个时候桑塔格已经第三次确诊癌症，她的生命只剩下半年的时间。
作为当事人的桑塔格对于自身处境当然是很清楚的，但她借一篇《关于对他人的酷刑》的文章展示给大众的依旧是她一贯的形象：聪明、斗志昂扬、头脑清晰、深沉勇敢。
苏珊·桑塔格将她标志性的形象一直延续到了生命的尽头。
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贝阿特丽丝·穆斯利为这部传记起的书名是那么的贴切，智性与激情，前者让桑塔格始终以理性之名特立独行，后者则让桑塔格燃起了对一切事物的兴趣，从此再未熄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