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然便有江湖思：在文学的字里行间》是学者、评论家王尧的一部批评随笔集。不过和常见的作家与作品评论不同，这本书不是对当代华语文学的评论，而是对当代华语文学研究的评论。
除了本书第四辑对莫言、汪曾祺以及阎连科的总论之外，《忽然便有江湖思》的其他部分基本没有谈及具体的作家或者作品，更多的是从文学史研究或者文学批评研究的角度来谈论当代华语文学存在的种种问题，以及可能存在的突破角度。
由于没有论及具体的作品，这本书对于普通读者而言或许略显枯燥。但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却在书中的论述中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也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一部好小说应该是什么样子？这当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而且从来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恰如王尧在本书开头说的那样，不能用一种小说去定义另一种小说。
然而上述问题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命题，它存在于每一位读者甚至每一位作者心中。那到底一部好小说应该是什么样子呢？
《忽然便有江湖思》中给出了不止一种答案。
在《回到文学的常识》一篇中，王尧提到了莫言关于上述问题的回答。
在回答《南方日报》记者关于一部优秀长篇小说的特征这一问题时，莫言如此回答：第一，必须塑造出一个难以忘记的典型人物形象；第二，非常完美的结构；第三，必须包含超越时代的思想。
这当然是一种足以说服许多读者的答案，无论是典型人物形象，还是小说结构以及小说所传达的思想，都是评判一部小说水准的核心标准。
而且我们以上述标准去判断那些早已被经典化的中外名著，会发现许多作品都完美符合，而那些没能进入文学经典殿堂的作品，在上述三个方面往往稍逊一筹。
除了上述莫言给出的答案，王尧在《忽然便有江湖思》中还给出了另一个答案，来回答何为好小说这一问题。
这一答案早在本书最开头的题记中就已经显露端倪：在这个挤压的时代，我们能否有自己的故事和讲述故事的方式，也许决定了文学的生死存亡。
自己的故事和讲述故事的方式，前者代表着经验，后者意味着对经验的探索，这两者的充分结合，往往是一部好小说的先决条件。
王尧在《文学批评与“文学性”重建》一篇中用另一种说法重申了上述观点。他提到成为作家的三个条件：经验、观察和想象。经验与观察决定了作家会讲述一个什么故事，而想象则决定了作家如何讲述他的故事。
对于经验的表达，和对经验的探索，这二者对于作家而言至关重要，对于一部好作品同样至关重要。
越南裔美国作家王鸥行在一次访谈中提出了上述观点，他说作品不仅仅是作家的经验，还是对经验的探索。
对于绝大多数作家而言，经验不成问题，但这反而成为了限制作家的一道坎，使他们仅仅停留在对经验的表达层面，而缺乏进一步的探索。
而真正一流的作家，真正一流的好作品，往往是由后者所塑造的。
更糟糕的是，在当下的时代，对经验的表达甚至也成了许多作家的一个难题。
王尧在《长篇小说写作是灵魂的死而复生》一篇中指出，“我比较担忧的是，一批写作者从来没有认真观察和思考过这个世界，也从来没有得出自己的结论，苍白的灵魂无处着落。这正是许多长篇小说空空荡荡、徒有形式的原因。”
他紧接着强调，优秀的小说家不仅有自己的“想法”，而且在重新获得对世界的认识之后找到了观照和把握世界的审美方式。
这再一次验证了上述王鸥行的观点，作品不仅仅是作家的经验（想法），还是对经验的探索与把握。
对于写作经验的匮乏，另一位小说家李修文也曾有过精彩的论述，他在一次访谈中指出，写作本质上还是一个作家如何认识他的时代和生活，如何和自己狭隘的美学为敌，再走向一个更加宽广、复杂，更加泥沙俱下的人群和世界——让写作作为生活去自动呈现的结果，而不是画地为牢之后再去苦思冥想的结果。
我们身处一个前所未有的复杂时代，这给作家提供了一个足够广阔的写作天地，但同时也意味着一种风险——作家的观察与审美很可能会在复杂的现实面前败下阵来，尤其是当过度关注个人经验成为一种主流之时。
王尧在书中直白地指出，在今天的秩序中，小说家的经验不是越来越丰富，相反可能是越来越薄弱和支离破碎。
这一观点并不新鲜，并且引起了众多写作者的警惕。诺奖作家莫迪亚诺也曾说过，“我常常会感受到我那一代人与上一代人相比，专心能力下降了……他们生活在一个能够更加集中经历思考的时代里，而我们这一代人，只能是支离破碎的。”
不过令我略感讶异的是，这种在时代面前自觉破碎的感想，不仅发生在当下，甚至早在上世纪就引发了作家的苦闷。
在论述汪曾祺的一篇中，王尧提及了汪曾祺在1947年写给老师沈从文的一封信，信中有这样的句子：我被一种难以超越的焦虑不安所包围。似乎我们所依据而生活下来的东西全都破碎了，腐朽了，玷污萎落了……
由此可见，现代社会所造成的个人世界的支离破碎几乎成了一种必然，这就使得试图呈现完整的传统小说已经不再是当下文学的唯一表达方式，而如何呈现破碎的个人与时代，成了当下作家们避无可避的命题。
是否能完成这一命题，也决定了是否能写出一部好的小说。
对此，上面已经给出了两个先决条件：一是对经验的观察与表达，二是对经验的探索与想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