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大变局》:在文字中发现中国历史

书单故事文化君 2024-05-03 05:25:33

台湾学者龚鹏程的《历史大变局:形塑中国三千年》首次出版于上世纪80年代。龚教授最初给这套书起名为《国史镜原》,意在“通世变而见史原”。

恰如作者在开篇的序言中指出的那样,一切历史的变动,都要显示在人文成品上,而文字,即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文章本身,不仅记载了历史,也解释了历史,甚至直接塑造了历史。

因此,阅读这些文字,亦即了解历史的过程,同时也是了解我们自身存在基石的过程。

《历史三千年》选录了自尧舜始,一直到孙中山先生过世,此期间那些见证了中国历史变革的文本。书中选辑的文章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文章改变了历史,二类是文章标记了历史的改变。

龚鹏程教授在本书的开篇就给后面选入正文的文章定下了一个基调:凡国史中有兴革、有变动、盛衰足资取鉴,治乱可见天心之处,都有这类大文章为其证词,或文章本身就是“当事人”。

入选本书的篇目有些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篇目,比如《出师表》、《兰亭集序》、《师说》,仅从这几个名篇我们也不难看出上述龚教授所定的基调所言非虚。

但入选《历史三千年》的大多数篇目其实是我们普通读者所陌生的,不过本书的安排体例非常合理,每一篇入选文章不仅收录了原文,而且还有详细的注释以及细致的白话翻译,同时文前也有对于作者和文章背景的精要介绍。

这种细致而微的体例让《历史大变局》不仅成了一个了解中国历史的过程,同时也是一堂广博的古文学习课。

在具体篇目的选取上,《历史大变局》也有诸多亮点。从以下篇目即可窥见一斑。

《尚书·康诰》被置于本书最靠前的几篇位置,这固然是因为它的创作时间更早,但同时也有其他的原因。这篇文章最大的价值在于,它塑造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伦理道德。

《历史三千年》中细致介绍了周公创作这篇文章的背景与原因,并指出了它对于后世的影响:《康诰》所载周公对“孝养”观念的阐发与重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伦理道德是如何植根于社会的。换句话说,脱离现实,丧失社会基础,徒具虚文的伦理道德是无法继续存在的。

《康诰》中强调的慈孝文化被视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核心,一直到现代社会也依旧被重视提倡。而且相较于后世强调的“孝”,周公在原文中还同时倡导“慈”:

子弗祗服厥父事,大伤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乃其速由文王作罚刑兹无赦(当儿子的不能尽兴为父亲做事情,大大地伤了父亲的心;当父亲的不爱儿子,去仇恨儿子……要赶紧用文王所规定的刑法去惩罚他们万不能饶恕。)

这种对于慈孝文化的倡导成了维系古代中国家庭和睦的核心所在,同时也能给现代社会家庭予以启示。

《历史大变局》中选录许多文章我们并不熟悉,但我们对其作者却也不陌生,比如提到《论迎佛骨表》,许多读者或许没有读过,但提到它的作者韩愈,很多人想必会恍然大悟。

《历史大变局》中选录了韩愈的四篇文章,其中《师说》最为有名,并且因为入选了中学语文课本而被很多读者熟知。但实际上这篇《论迎佛骨表》在历史上也赫赫有名,影响深远。

根据本书给出的背景信息,我们会知道韩愈写下这篇文章,是为了劝诫唐宪宗的迎佛行动,其时大唐社会因为一节释迦摩尼的指骨而轰动,唐宪宗带头敬迎,官吏百姓更是为此疯狂不已,甚至有人因此而破家废业。

韩愈正是在这种情形下开启了排佛运动。事实上恰如本书所说,排佛的呼声并非始于韩愈,但却是因为韩愈而形成巨大的浪潮,在扭转隋唐思想的同时,还引导了宋明理学的方向。

《历史大变局》中还有这样一类文字,只看文章的题目读者们或许会觉得陌生,但我们或许早已经在其他场合读过了文章中的名句。白居易的《与元九书》正是这样的典型代表。

那句著名的“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正是出自这篇文章。白居易的这一观点重新复活了文以载道的传统,并使得这一理念在后世上千年的时间里始终占据主流地位,一直到今天依旧被现代作家们视作创作理念,其影响可见一斑。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历史大变局》对文章的背景介绍,《与元九书》创作于白居易被贬江州期间(白氏的名篇《琵琶行》正是创作于此期间),在失意中仍不忘关心社会,让人不由得肃然起敬。

上面说《历史大变局》选录的文章自尧舜始,一直到孙中山先生逝世。本书正文最后一篇选录的正是孙中山先生的遗书,在此之前还有多篇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乃至于现代中国走向的文章。

其中魏源的《海国图志》序正是个中翘楚。这篇文章和上面提及的《与元九书》一样,读者们或许没有完整地读过原文,但对于其中的名句一定不陌生。

《海国图志》序中那句“师夷长技以制夷”已经成为近代中国历史绕不过去的一句话。但这篇文章的重要意义不仅于此。

魏源本是清廷主战派,在主和派得势之后,眼看着中国沦为了半殖民地。心焦之下,魏源根据另一位主战派盟友林则徐的《四洲志》写下了一部宏伟巨著《海国图志》。

这本书打破了彼时国人坐井观天的偏狭心态,主张研究外国的历史、地理乃至风土人情,学习西方的优良技术。

自魏源之后,“师夷长技以制夷”就成了后世无数有志之士发愤图强的鹄的。这本书的影响甚至超出了国界,被大量翻译到日本,就连英人、德人都曾选译,其地位不言自明。

除了一些文学性的文本,《历史大变局》还注意选录了一些政治类、科技类的文章。它们的文学性或许不及上述提及的篇目,但同样见证甚至参与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从这些入选篇目,我们不难看出,《历史大变局》想要实现的“观文与观世”目标已然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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