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眼中，明朝似乎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朝代。明代君主似乎全是“无为而治”，很多人都觉得似乎明朝的皇帝们进入了所谓“君主立宪”。内阁掌控一切朝权，皇帝端拱于上，根本不需要处理任何政务，全部由“内阁”处理即可。那么明代真的如此吗？

明代内阁在很多人眼里就是一个比历代的宰相还厉害的机构。那么“内阁”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其实这还得从朱元璋说起。朱元璋建立明朝后，认为“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并不曾设立丞相，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期间多有小人，专权乱政。……”这种有失偏颇的认识，最终导致其废除了丞相制度。洪武十三年（1380年），以宰相胡惟庸案为契机，下令废除自秦朝以来确立的丞相制度，此后“政皆独断”，然而又造成政务集身，力不从心的矛盾。为解决这一新矛盾，洪武十五年，明太祖设置诸殿阁大学士，收阅奏章，批发文稿，协助皇帝办理政务，但并不参与决策。

永乐初年，明成祖选翰林院编撰、讲读等入职文渊阁，参与机务，称为内阁，内阁制形成。“阁臣之预务自此始，然其时，入内阁者皆编、检、讲读之官，不置官属，不得专制诸司。诸司奏事，亦不得相关白。”内阁此时只是皇帝的私人秘书，内阁大学士官品也较低，仅为正五品。在明代初期，其在朝廷中的地位并不算太高，内阁仅相当于皇帝的顾问。但随着帝国逐渐稳定，每天需要处理的奏章达200多件，皇帝没有精力完全处理这么多事务，明代初期皇帝每天要上朝3次，除太祖朱元璋农民和尚出身身体素质较好外，子孙后代的身体素质是每况愈下，长期不上朝或者沉迷于女色或猎奇的皇帝比比皆是。

且有些皇帝如万历，在经历几次与群臣的较量后，逐渐“摆烂”，甚至十几年不上朝，这样的情况下，内阁代理皇帝处理国家事务，他们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步步掌握较大的权力（当然不是唯一的权力，与之分庭抗礼的还有明代的司礼监，太监掌权是明代政治一个奇葩）

洪武十二年胡惟庸案发，胡惟庸死后朱元璋决心借题发挥彻底废除丞相制。但是朱元璋很快就发现，没了丞相简直要把自己累死。当时朱元璋每天堆积的公文如山，难以处理，不过朱元璋先生不愧是开国之君，他以极高的精力和能力自己处理完了所有事务，不过等到他儿子朱棣靖难成功上台以后，终于知道朱元璋有多难了。

当时根据统计，朱元璋平均每天要处理各地公文200多件，平均一个公文就算他批复几十个字也是巨大的工作量。尤其是朱元璋事无巨细，都一一处理，可以说是非常的尽职尽责，当朱棣接班以后深感皇帝这活可真的太难了。那怎么办呢？朱棣想了一个办法——找秘书。

当时朱棣在大学士之中建立了一个团体，专门负责帮他处理政务，平时和翰林们合署办公，这就是内阁的雏形，明代内阁的发展由此真正开始。但是朱棣时期的皇权依旧鼎盛，内阁平时就是文书之职，比如一度被认为是内阁首辅的解缙，主要工作其实是修永乐大典，对国家政务没有干预权。这一情况直到明英宗时期才开始改变。

明英宗上台以后，大臣们发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明英宗没有理政能力。其实也不是明英宗智力低下，主要是当时明英宗的年龄只有八岁。明英宗八岁上台，太皇太后又不愿意摄政，朝政全部委托给当时的“三杨”，杨荣、杨士奇、杨溥三位大学士，当时三杨琢磨来琢磨去想出了俩办法：

1. 平时的早朝改为只议“八事”。也就是说只讨论八件事，而且为了防止小皇帝应付不来，这八件事的处理办法一般也就几个字，而且还是三杨提前拟定好的，可以说是非常人性化了。

2. 三杨内阁开始实行严格的票拟制度。所谓“票拟”就是根据明朝的制度，各地的所有公文都先送到通政司，通政司就相当于明朝的信息管理中心，然后这些公文会送到内阁的三杨手中，三杨会在这些公文后面加上自己的处理意见，这就是票拟。然后这些文件会交给司礼监，皇帝在司礼监批红之后，司礼监的掌印太监盖章，也就算了处理完毕了。

这套模式可以说是奠定了之后明朝二百年的行政基础。不过问题在于，即便如此，在这里也有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票拟并非最终意见，仅仅是个建议，如果皇帝不听，那就等于白写。

内阁的职能非常尴尬，一方面内阁的官阶很低，也就五品，但是他们普遍兼任二品的尚书还会有个从一品或者一品的头衔，这样就能名实相副。然而此时明代六部的权力仍旧很大，他们可以和内阁抗衡，尤其是吏部掌握人事权，内阁只有人事建议权，上层仍旧是皇帝决定。但是，总会有人能够打破平衡，翻开历史新的一页。

权倾天下和苦不堪言

在明代内阁历史上，有几个人是不得不提的，他们就是张璁、严嵩、张居正和叶向高。

张璁先生是明代第一个真正意义上打破平衡的内阁首辅，在嘉靖帝登基之前，内阁首辅和内阁的其它阁臣都是大学士，一般是分工合作。大家其乐融融，虽然有首辅的名头但绝对不是一家独大，其它阁员也能发表意见。所以明代前期的著名内阁都是三人小组居多，比如“三杨内阁”和孝宗时期的“李东阳 刘健 谢迁”内阁。

但是张璁上台之后，一家独大，独揽重权，当时嘉靖在大礼议之中杖责百官，导致朝廷上他的支持者很少。所以张璁就成了他不得不信任的“独相”。张璁当内阁首辅之时，其它阁员根本没有票拟权力，所谓“独揽票拟”，而且张璁还把内阁从翰林院独立出去建立了专门机构，这样一来内阁首辅的权势大大增加。

张璁的后继者严嵩那可是鼎鼎大名，作为明朝的超级奸相，严嵩严阁老组织了庞大的“严党”，严嵩比张璁有过之而无不及，不仅独揽票拟权。整个朝廷上下都安插满了自己人，嘉靖帝沉迷修道长期住在西苑都懒得见朝中大臣，但是严嵩却可以随便见到皇帝，可以说严嵩是明朝内阁神话的代表之一。

万历初年张居正执政更是比严嵩更加专断，张居正当时的权势之大冠绝明代历史，可以随便罢黜百官，好在张居正先生是个有理想的人，权势主要为了改革。如果他用于祸国乱政，恐怕明朝灭亡要提前几十年了。但是这些权臣虽然显赫时声势滔天，但是也都有自己的苦衷，甚至可以说是举步维艰。比如严嵩，当年已经是权倾天下，却经常成为皇帝的小白鼠：

“臣昨岁八月服丹只五十粒，乃至遍身燥痒异常，不可以忍。至冬发为痔疾，痛下瘀血二碗”

当时嘉靖帝经常炼丹，严嵩八十高龄还得帮他试吃丹药，而且吃完了以后还得把服药记录上报皇帝，可以说是极其悲惨。万历末期的首辅叶向高长期独相，但是却经常请求辞职，表示“难以为继”。这些内阁首辅权力如此之大，为何却感觉过的如此之惨呢？明代皇帝难道不是被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中吗？

其实明代的内阁首辅们，都是在权力的夹缝之中舞蹈的高手，与我们想的不同，他们要面对的问题其实非常之多，这些问题之中，有两个问题是最为关键。

明代的内阁首辅最重要的权力是票拟，票拟的内容皇帝大部分会听取内阁意见，但是绝不意味着皇帝不会看内阁首辅都写了什么。在明代再专权的首辅和宦官都非常惧怕皇帝的一纸诏令，只要皇帝一声令下不管他们之前权势多重都会人头落地。毕竟明代首辅只是有前代宰相的一部分权力，他们没法安插党羽，也不能掌握军队。而且皇帝们对于内阁首辅的意见可不是言听计从的。我们不妨看看明代范守己的亲生经历：

“臣于徐少师阶处，盖捧读世庙谕札及改定旨草，云人尝谓辅臣拟旨，几于擅国柄，乃大不然。见其所拟，帝一一省览窜定，有不留数字者，虽全当帝心，亦必更易数字示明断;有不符意，则驳使再拟，再不符意，则憔让随之矣。故阁臣无不惴惴惧者。”

也就是说无论内阁首辅写了什么，嘉靖帝都会一一批改而且还会加注释，所以嘉靖虽然不上朝可不是不管事，相反他用这种方式让臣下如履薄冰，可以说内阁首辅们都是时刻生活在帝王的阴影之中。将明代内阁制与唐代宰相制进行比较，主要是唐代在汉唐宋三个朝代中起承上启下的作用，其宰相制具代表性。

唐代宰相权力分为三个部分，共有三个部门：一为中书省，二为门下省，三为尚书省。三省的长官的官级较高，不仅在实际上同时也在名义上掌握实权。中书省主要是发布命令，主要流程是中书省撰写圣旨，然后呈送皇帝画一“敕”字即为批准，然后将命令下达至门下省执行。圣旨下达至门下省后，门下省有权进行驳回，将原诏书送还至中书省进行重拟。若重新拟定好圣旨之后，复审没问题后，交由尚书省执行，而尚书省只有执行的职权，而对命令无权过问。

明代内阁大臣官阶较低，且到明代亡国，仍然官阶较低，从这个层面上来说，和唐宋的宰相不可相提并论，但明代的内阁大臣通常通过兼任尚书等职务，因此地位还是比较高；个人色彩浓厚，内阁学士常常兼任皇帝的老师，自然从私人关系这一层来说，有着天然的政治优势，与皇帝的沟通也相对比较容易；明代的内阁从法理上讲，对皇权完全没有约束力，皇帝可以轻易的否决掉内阁的“票拟”，只有在皇帝比较懒、不上朝的年间，内阁的才有一定意义上的实权，内阁的多数的“票拟”结果才能体现出内阁的意志。

明代内阁大学士在政府的权任很高，因为一切的奏章的上传下达，都要经他们之手，相当于皇帝与群臣之间联系的纽带，形成明代独特的政治现象“票拟”：即用一个小条子（即票）将内阁形成的具体意见送由皇帝斟酌，等皇帝看后，由他撕掉，亲自用红笔批下，签署同意或者不同意，名为“批红”。

内阁制的运作在开始形成的时候作用相对明显，但随着时间推移，太监干预内政导致内阁难以发挥实效。明代皇帝不上朝算是比较出名的，其中有160多年的时间，皇帝未曾上过朝，主要还是皇帝养在深宫，精力、智力达不到处决国家事务的要求。由于皇帝和大臣经常不见面，就多出太监上下其手的机会，内阁将票拟送与太监并交于皇帝，皇帝同时将批好的票拟交给太监送与内阁，有些比较懒的皇帝甚至将“批红”的权力交给太监，太监的权力逐渐膨胀，明代太监的领袖称为司礼监，司礼监权力最盛时期，司礼监便是真宰相，且也是真皇帝。

内阁制的出现，是皇权与相权长期矛盾的结果，但是说到底，从内阁诞生起，其目的就是作为皇帝的私人秘书机构而存在的。内阁始终在明代没有取得合法地位，不是正式的中央级别的政治行政机构，完全比不上唐代相权对皇权的制约，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是一种政治制度上的一种倒退；行政效率低下，从制度上说，六部不必听命于内阁，而内阁则“凡百政事，非下部必不可行，不能行”。于是内阁借位尊势崇而力图控制六部，六部则以内阁没有法定地位和权力，力图摆脱控制。因而阁部经常争权，尤其是争夺人事任免权。这种职权不分，工作失协，使得明朝行政效率低下，这在后来镇压农民起义和对付后金过程中的将领安排与后勤补给中体现得十分明显。

其实可能出乎很多人意料的是，明代内阁首辅长期以来面对的最大政敌，其实是那个坐在司礼监里面那个负责盖章的掌印太监。即便权势达到张居正的境界，也得和司礼监大太监冯保合作，那些内阁首辅的票拟想发挥作用就得通过司礼监，正所谓：“凡每日票本奏下，各秉笔分到直房，即管文书者，打发本管公公，一本一本照阁中原票，用朱笔誊批，事毕奏过才打发。”这样的模式之下，如果太监把内阁的票拟给改了，皇帝八成都不会知道，因为明代君主在司礼监长期批红写作业的，也就嘉靖朱元璋朱棣和崇祯那几个皇帝，其余的大部分都是象征性批几本不会特别仔细查看，而且皇帝对太监这套操作也是心知肚明，所以甚至形成了司礼监和内阁商量办事的“成例”，这就给了太监非常大的发挥空间。

正所谓黄宗羲所说的：“奉行阉宦之朝政”，唐代太监虽然权势极大，但是他们无法直接干预行政，但是明代的大太监刘谨魏忠贤等人都可以直接把题本拿回家，自己批阅。魏忠贤更是做到了自动化高效宦官政治，因为他把内阁都变成了自己的“孝子贤孙”，只要他一声令下，他的孩儿们就可以高速票拟一套方案出来，然后魏公公就能大摇大摆的为自己修祠堂了。

除此之外，其实首辅们的命令传到下层文官之中，也不一定就能全部买账，正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下面的文官结党对抗，任凭你上面狂风暴雨我自岿然不动，也是明代常态。

明代的首辅们看似权势惊人，其实还得看皇帝脸色，前代宰相们那种行政于密室，传令于天下的情况已经是一去不复返。明代首辅一直是在 皇帝 宦官还有文官集团的夹缝之中挣扎舞蹈，正因为如此，杨廷和才在占据优势之时主动离职卸任，回到故乡。

他，终于解脱了。

明代的内阁制度导致了政治统治上与其他历代不同的特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是内阁权与皇权。汉唐宋等朝代的历史事实表明，中国传统政治不是完全的“皇帝专制”，不是皇帝一个人说了算，我们古代的政治实践中不是完全缺乏“法制观念”，可以说汉唐宋的传统政治是一种比较合理的开明专制；从明代开始中国传统政治中的各种政治势力比重开始变化，废宰相，再无有效的政治力量制约皇权，使得真正的“皇帝专制”时代的到来，而且后继的朝代清朝将“皇帝专制”发展到顶峰，给中国的传统政治带来较坏的影响，以致于只能通过暴力手段推翻帝制，国家也因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二是内阁与司礼监的矛盾。内阁拥有票拟权，司礼监在后期有批朱权，双方的地位使得内阁在与司礼监的斗争中处于下风，且皇权的向背成为双方斗争的重要砝码，但往往是司礼监占据上风，太监这个群体在生理上的变态导致心理上的变态，使得明代的朝堂成为互相倾轧、排斥异己、残害忠良的场地，政治腐败不堪。

三是内阁成员之间朋党之争不断。明代的内阁首辅大臣掌握较大的权力，导致与次辅大臣之间权力不断争斗。明代的内阁首辅大臣没有一个是善终的，从夏言到严嵩，从严嵩到徐阶，从徐阶到张居正，每一任的首辅大臣没有一个不是在通过政治斗争推翻前任首辅的基础上得来的。

四是政风因循，体制僵化。一方面，明代阁臣绝大多数是由进士而翰林，进而受命入阁，没有实际的政治实践。另一方面，由于内阁受所处的地位和职权的限制，阁臣只能对皇帝唯唯诺诺，对宦官俯首听命，不敢有所作为，遂使政风因循腐化。及至张居正循名责实，积极有为，与司礼监太监冯保关系“融洽”，却不免被目为越权专政，非议四起，死后落得削爵抄家的下场。继之为政者，惩张居正之败，多碌碌无为以求免祸，唯取媚皇帝以保秩位，于政事更是无所主张。这可以从李自成攻进北京城前夕，崇祯皇帝问及内阁有何主张时，内阁首辅魏藻德一声不吭，毫无办法，得到明证。

五是政治“通融性”导致各种制度难以长久。纵观中国古代传统政治制度，无论是唐代的宰相制还是明代的内阁制，我们都会发现一个特点，任何制度都有一种“通融性”，往往每一种制度都有一种变通的余地，不肯严格执行，因此我们很少会像西方那样有皇帝被推上断头台的，甚至是自始至终都是皇帝一家坐大。

总的来说，“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之罢相始也”。内阁制的设立，从短时间内来看，没有取得预期的目标，从长远效果来看，的确不能说是成功的制度改革，反而集中了皇权，使之无任何的约束力，带来种种弊病，加速了明朝的衰落，也给明代的后继朝代清代的皇权带来不好的示范，使得清代成为中国历史上皇权达到最顶峰的一个朝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