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夏，震惊新四军的一场变故，让一位功勋卓著的红军将领戛然陨落。他就是高敬亭——这位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凭一己之力在大别山区坚持革命斗争，被徐向前元帅赞誉＂坚持鄂豫皖武装斗争未断，功昭大别山＂的杰出将领。然而，就是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革命军人，在红军改编为新四军后，却因种种原因被军部逮捕并处决。直到38年后的1977年4月，在毛主席的过问下，组织终于还其清白。这段历史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故事？

红军历史上有一位名叫高敬亭的将领，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堪称响彻大别山区。这位将领的故事要从他在红四方面军的经历说起。

在鄂豫皖斗争时期，高敬亭就已经是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干将。他曾担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为徐海东大将的得力助手。

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工农红军共有四支部队进行了长征，分别是中央红军、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以及红二十五军。值得注意的是，红四方面军是最早开始长征的部队。

为了避开国民党的主力围剿，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的指挥下，从鄂豫皖苏区战略转移至四川一带。这一举动为后来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在大部队撤离之后，红二十五军担负起了掩护主力转移的重任。军长徐海东带领部队殿后，最终也踏上了长征的征程，并在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

就在各路红军相继北上的过程中，南方还留下了一支数千人的队伍。这支队伍在高敬亭的带领下，继续在大别山区坚持革命斗争。

高敬亭凭借着红二十五军留下的老弱病残，组建并发展了红二十八军。在他的领导下，这支部队不断壮大，成为了大别山区一支不可忽视的革命力量。

在那段艰苦卓绝的岁月里，高敬亭带领红二十八军在大别山区开展游击战争。他们不仅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兵力，更为后来新四军的成立打下了坚实基础。

当南方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时，高敬亭领导的部队被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这支队伍有着三千多人，在新四军的四个支队中实力最为雄厚。

从军事实力来看，第四支队不仅人数最多，装备也最为精良。高敬亭本人则出任支队司令，与陈毅、张鼎丞、张云逸等人共同担负起新四军的重任。

如果把眼光放得更远些，高敬亭的军事才能和丰富经验，让他完全有资格在新中国成立后被授予更高的军衔。如果没有后来的变故，他很可能会和其他支队司令一样，获得大将甚至元帅的军衔。

这一切源于他在鄂豫皖地区的卓越表现，以及他独当一面的军事指挥能力。特别是在皖南事变发生后，凭借他的军事才能，他本可能接替陈毅担任新四军军长的重任。

1939年初，新四军军长叶挺传达了中央指示，要求部队向东部地区转移。这个命令下达到高敬亭所在的第四支队后，却迟迟未得到执行。

为了促成东进计划的顺利进行，时任新四军参谋长的张云逸亲自来到江北，力图说服高敬亭部。但在多次商谈中，高敬亭对东进计划始终表现出消极态度。

在大别山区，高敬亭经过多年艰苦奋战，已经建立起了稳固的根据地。这片土地上不仅有着他们的血汗，更凝聚着无数革命战士的生命。

新四军政委项英在一封发给中央的电报中，详细描述了高敬亭的态度。电报中提到，高敬亭正在怀远、桐城、庐江一带积极发展部队，试图在此创建新的根据地。

在项英看来，高敬亭对党和上级的部署产生了抵触情绪。他认为这些命令是在限制第四支队的发展，因此不愿配合张云逸的行动计划。

这种情况的出现，与高敬亭的革命经历有着密切关系。作为一名从鄂豫皖走出来的将领，他和其他新四军部队之间确实存在着一定的隔阂。

更为棘手的是，高敬亭还抵制新四军军部派来的政工干部。在第四支队成立之初，高敬亭提名戴季英担任副支队司令兼政委。

然而，戴季英上任后不久，就与高敬亭产生了严重分歧。这种矛盾最终导致了＂新开岭事件＂的爆发。

在这次事件中，第四支队的外来政工干部全部离开了部队。这种情况在新四军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从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经历来看，高敬亭习惯了独立作战和单独决策的方式。在那段艰难岁月里，他一人主持大别山区的革命事业，形成了较为独断的指挥作风。

这种作风在特殊时期确实有助于小股部队的生存。但在大的革命形势下，个人必须服从全局的战略需要。

军部对高敬亭的不满情绪逐渐累积。在项英等人眼中，高敬亭的种种行为已经显示出了对新四军统一指挥的抗拒。

随着时间推移，高敬亭与军部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这种紧张关系不仅影响了第四支队的战斗力，更为后来的悲剧埋下了隐患。

对于新四军军部来说，一支强大的部队不听从统一指挥是难以接受的。特别是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代，军令如山，不容违背。

而高敬亭固守大别山的决定，在客观上也影响了新四军东进的整体战略布局。这种局面的持续，最终导致了军部对他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

1939年5月，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改变了高敬亭的命运。新四军第四支队第七团发生叛变事件，在当时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这支叛变的部队由高敬亭的昔日心腹骨干担任团长和政委。叛变事件的发生，让新四军军部对高敬亭的忠诚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事实上，在此之前高敬亭与军部的矛盾已经积累到了相当程度。拒绝执行东进命令和排斥政工干部的行为，让军部对他的态度越发严厉。

叛变事件成为了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1939年6月，新四军军部下令逮捕高敬亭，对他实行军事管束。

在当时的特殊环境下，新四军军部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一方面要维护军队的统一指挥，另一方面又要防止更多的部队发生叛变。

军部最终做出了一个极其严厉的决定：在合肥青龙厂处决高敬亭。这个决定的背后，既有对第七团叛变事件的震怒，也有对军队统一性的考虑。

然而，这个决定的做出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问题。由于当时通信条件落后，新四军军部与中央之间的沟通并不充分。

军部在做出处决决定时，更多是基于当时的形势判断。他们认为必须用严厉的手段来维护军纪，保住第四支队数千将士的革命大业。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高敬亭如果真有叛变之心，大可在更早的时候就这样做。在南方游击战争时期，国民党曾悬赏十万大洋收买他。

那时的高敬亭面临着更大的诱惑和压力，却依然坚持革命立场。他带领部队在大别山区坚持斗争，为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到了1939年，即便是要叛变，对高敬亭来说也没有太大的利益可图。反而会失去他在革命队伍中多年积累的威望和地位。

后来毛主席得知这件事后，明确指出高敬亭的问题属于认识问题，完全可以通过教育来解决。如果当时把他送到延安去接受思想教育，就不会造成如此悲剧。

不幸的是，当时的交通条件和通讯条件都十分落后。新四军军部无法及时与中央沟通，也无法将高敬亭送往延安。

在这种情况下，军部出于维护军队统一、稳定军心的考虑，做出了处决高敬亭的决定。这个决定虽然维护了军队的统一性，但也造成了一个历史悲剧。

第七团的叛变成为了导致高敬亭被处决的直接导火索。这次叛变不仅影响了军部对高敬亭的信任，也加速了军部做出处决决定的过程。

这个决定背后的复杂因素，直到多年后才逐渐被人们认识和理解。它既反映了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处置方式，也折射出革命队伍在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考验。

1975年，一个重要的转机出现了。高敬亭的老部下们向他的遗孀史玉清建议，趁着毛主席还在世时，写信反映高敬亭的冤情。

史玉清接受了这个建议，让女儿高凤英执笔，写下了一封情真意切的信。信中高凤英向毛主席陈述了父亲的真实身份：＂我父亲是革命者，而不是反革命者＂。

这封信很快引起了毛主席的高度重视。尽管那时毛主席已经病重，但他仍然立即安排人手着手解决此事。

经过深入调查和认真复核，组织最终确认了高敬亭的革命者身份。1977年4月27日，这位曾经的红军将领终于等来了迟到的平反。

消息传来时，高敬亭的遗孀史玉清流下了激动的泪水。这个等待了38年的结果，终于还了她丈夫一个清白。

平反的消息不仅让高敬亭的家人感到欣慰，更让那些从大别山走出来的解放军将领倍感振奋。他们都知道，这不仅是为高敬亭一个人平反。

这次平反同时也是为那些在大别山区牺牲的革命战士平反。更是为那些因高敬亭案件而受到牵连的新四军第四支队将士讨回公道。

徐向前元帅在得知高敬亭被平反的消息后，特意为这位老部下写下了一段评价。他高度赞扬了高敬亭在鄂豫皖武装斗争中的功绩。

这段评价中提到：＂坚持鄂豫皖武装斗争未断，功昭大别山业绩永存史册！＂这句话既是对高敬亭革命生涯的总结，也是对他历史功绩的肯定。

对于这次平反，高凤英有着深刻的感悟。她说，如果没有毛主席的过问，父亲的案子可能就会被永远搁置下去。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看到高敬亭虽然走了一段艰难曲折的道路，但最终还是得到了组织的认可。这个结果来之不易，饱含着许多人的努力。

从1939年的冤案到1977年的平反，整整38年的时光流逝。这期间，高敬亭的家人一直在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始终没有放弃寻求真相。即便是在最困难的时期，他们依然坚信高敬亭的革命者身份终将得到承认。

高敬亭的平反不仅是一个历史问题的澄清，更是一个时代的见证。它告诉我们，真相可能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