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的灭亡，并非完全像后世所认为的那样是由于纣王昏聩、贪图享乐所导致。

春秋战国时期的军事家和史官们对商亡周兴的原因，有过两点精辟的总结：“周之兴也，吕牙在殷”（《孙子兵法》）、“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左传》）。

商朝是一个以军武立国的政权，史载商汤灭夏“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甲骨文中频频出现历代商王征伐各地的卜辞，《左传》中说的“国之大事，在戎与祀”（国家大事只有祭祀和征战）其实最早指的也是商朝。

而即使是商朝末代君主帝辛（世称纣王），在历史记载当中也是一副“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的勇猛形象，并非整天沉溺于酒色当中的无能之辈。

殷商的军队，从组建之初灭夏伐羌、征鬼方讨巴蜀，再到末期时大规模东进讨伐东夷，军备几乎从未有过废弛，所以，当自称“小邦周”的周文王父子，想要对“大邑商”取而代之的时候，首要面临的就是解决商朝强大的军队问题。

在战略上，周文王假意“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获得了纣王的信任，并取得了征伐周边方国的权力，周国大肆扩张，先后灭掉周边的密须、阮、共等国，将东部边界推进到了今天的山西南部一带，史书形容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

在战术上，周武王对殷商采取间谍战和闪击战，一方面重用熟谙商朝内情的姜子牙，联络殷商内部反对纣王的胶鬲、微子启等贵族倒戈，另一方面又趁商军主力长期征伐东夷，国内军事准备不足，发动突然袭击。

当伐纣联军行至汜水时，大雨滂沱，河水泛滥，到达怀城时，城墙崩坍，到达共头山时，山体坍塌，士卒大量病倒，就连周公、霍叔都感到惶恐，纷纷劝谏“卒病，请休之”，但周武王却坚持进兵，最终在牧野突袭了仓促备战的商军，决定商周两个王朝命运的牧野大决战，仅仅打了甲子日一个早上就结束了。

在纣王身死之后，周军不得不马不停蹄的向各处依然忠于殷商的同姓或异姓诸侯发动攻势，据《逸周书》记载：“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国九十有九国……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

但即便如此，随着周武王的早逝，殷商贵族再次发动大规模反周抗争，在周原发现的周公甲骨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有大艰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静，越兹蠢殷小腆，诞敢纪其叙，天降威，知我国有疵，民不康，曰：‘予复！’反鄙我周邦。”

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西土遭遇变故，殷小腆（殷商贵族）得知我国遭遇危机，试图恢复殷商统治，重新将我周国变成他们的边鄙属国。

所以，直到周公东征，耗费三年时间先后平定纣王之子武庚以及殷商同宗诸侯奄、毫、薄姑之后，西周的统治才算稳固，此时距离牧野之战已经是六年之后了。

有学者曾做过估算，直属于商王治下的人口数超过400万，如此强大的根基，也无怪乎西周君臣要对殷商采取一些不太光彩的手段来削弱对方的实力。

这便是《孙子兵法》和《左传》所提到的：用间谍、趁商军攻打东夷国内战备不足而发动袭击两大手段。

何况，早在周文王时代，位于陕西境内且忠于殷商的崇国就曾向纣王发出示警：“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於帝”，但纣王似乎并未采取任何主动的应对举措，如果把这个事件解释为纣王的昏聩，那么接下来的两件事就很难再用昏聩所能解释的了。

第一件事是周文王灭崇、黎（耆）两国，这两个国家一个在今天的陕西境内，一个在今天的山西东南部，不仅忠于商朝，也是商朝都城安阳以西最强有力的屏障，周文王公然灭掉了这两个国家，将周的势力扩展到了商王朝的腹地。

第二件事是周武王孟津观兵。周武王继位的第二年（公元前1048年），“祭于毕，东观兵至于盟津，诸侯不期而至者八百”。这次事件发生在牧野之战（公元前1046年）前两年，周武王在孟津（今河南洛阳孟津区）大搞军事阅兵，目的已经昭然若揭。

众所周知，郑州、洛阳所在的伊洛平原一带，是商朝立国后最早建立核心统治的区域，这里分别发现了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两处商朝都邑，他们所代表的也正是最早的商文化—二里岗文化。

即使是再昏聩的人，面对在家门口耀武扬威的敌军，恐怕也不会坐以待毙了。

但奇怪的是，两年以后，当周武王再次沿着同样的路线，从镐京统率大军出发，经由孟津渡河北上，直到抵达孟津东北三十里处的鲔水时，纣王才开始做出部署，派出使臣胶鬲前往交涉，得到周武王答复：以甲子之期报其主。

《汉书》载：“孟津去周九百里”（汉代九百里约为今天的700多里），周军自一月二十七日从镐京出发，二月二十二日渡过孟津，历时26天，而抵达牧野时是二月二十七日，只用了5天。

在长达26天的行军过程中，纣王没有做出任何军事防御，直到周军渡过孟津距朝歌郊外只有5天路程的时候，纣王才决定在牧野设防，但为时已晚，商军仓促应战。

甲骨文留下了大量帝辛时期征伐夷方的记载。夷方，也叫东夷，是一个地理称谓，指的是在殷商晚期位于今山东东南一带、南迤至江苏、河南、安徽交界地区的淮水流域的若干军事部落联合体。

根据甲骨文记录显示：帝辛十祀九月甲午，商朝发动了对东夷的战争。参与伐夷的将领有侯告、望乘和戓、侯喜，商军作战的前线是攸地的边邑“永”，到帝辛十一祀正月丙 午时，商军取得一场大胜，俘获夷方首领，并焚烧了某物（甲骨文出现残缺，不清楚焚烧的对象）。

在此之后，有关帝辛征伐东夷的甲骨卜辞就没有了。但流散海外的商朝末年青铜器上却发现了帝辛十五祀时复征东夷的记载，可见，商朝与东夷的战争是一场漫长的拉锯战。

在商朝灭亡后，曾长期在一线与东夷作战的主要军事将领攸侯喜却不知所终，显然，攸侯喜并未跟随纣王回到朝歌，而是继续留在了攸地，负责镇守今天安徽淮北、阜阳、亳州这块广袤的区域。

这说明，与东夷的战争，的确牵制了商朝的军事力量。

就东西两线的军事威胁而言，西周的威胁显然是要大于东夷的，毕竟西周在牧野之战前两年就已经在孟津大举汇合诸侯，目标直指商朝行都朝歌，而东夷的活动范围却在远离商都的安徽西北部一带。

那么为什么纣王却近乎死心眼地要与东夷决战呢？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组反常的考古发现。

在上文中，我们曾提到郑州以及洛阳偃师一带是商朝最早的国都所在地，堪称“龙兴之所”。但对河南多地的考古发掘却发现：从殷墟二期（即武丁、祖庚、祖甲时代）开始，商文化在西方大范围退缩，豫西特别是洛阳以西地区，晚商文化遗存颇为罕见。

这跟末世王朝疆域萎缩不同，因为武丁到祖甲在位时期正是商朝的强盛时期。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晚商文化在今天的山东地区却在持续加强，山东青州一带还发现了“亚醜”族高级墓葬。随着曲阜、滕州、微山湖等地的晚商文化的大规模发掘，种种迹象都表明商朝在末期时已经在鲁西南和淮北地区建立了稳固的统治。

这说明商朝对东方的经略，是武丁时期就已经开始的既定策略，纣王对东夷的大规模战争，是基于历代先王的夙愿。

但奇怪的是，郑洛一带是二里岗商文化的重要分布区域，但在商朝末期时，这块广袤的区域却未见任何晚商文化遗存（意味着没有军队，也没有殷商诸侯镇守），以至于周武王的联军大摇大摆地横穿整个郑洛地区，顺利在孟津渡河北上攻击朝歌。

对于这一考古怪相，考古工作者也只是含糊其辞地说“这是一个颇为值得关注的现象”，并未解释原因。

可能的推测是，商王武丁以后，商朝的重心整体东迁，而对故土选择性地予以了放弃。当然，纣王似乎也注意到了放弃郑洛以后，朝歌和殷容易遭受来自黄河以南军事力量的直接威胁。

所以，在决定发动对东夷战争的前一年，“九年，（纣）王师伐有苏，获妲己以归”“殷辛伐有苏，有苏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宠”。

有苏国刚好位于孟津以北，纣王征服有苏后，有苏国君献女结盟，提纣王扼守黄河渡口和殷都安阳之间的要道，而有苏的存在，或许是纣王敢于放心调动大军攻伐东夷的信心所在。

但可惜，在西周联军第二次在孟津集结时，有苏并未发挥有效的军事阻滞，最终，纣王仓促应战败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