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时间可以倒流，僧格林沁应该会选择死在八里桥的炮火中。
那场发生在通州的不对称战争，虽然从炮声响起的那一刻就注定了发起冲锋的蒙古骑兵不会取得任何战果，但那种有死无生的冲锋也算维护了以弓马夺取天下的八旗骑兵的最后尊严，对于僧格林沁这个蒙古王爷来说，如果死在这次冲锋的路上，倒也算一种不错的归宿。
但历史没有给僧格林沁这样的机会，他侥幸从那场战役中活了下来，等待他的是一个更为屈辱的结局，对于僧格林沁来说，这种屈辱尤为明显，因为这位带领着曾以骑兵横扫天下的八旗劲旅的蒙古王爷，竟被一群骑着驴和骡子的“泥腿子”耍得团团转并最终歼灭。
自己人满清统治者能够从白山黑水间的渔猎部落，成长为华夏大地的执牛耳者，靠的正是一套近乎完美的制衡术。
盘踞在东北的满洲军事贵族完成与关内大明王朝的攻守易势，“满蒙联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步，靠着对科尔沁草原上的蒙古军事贵族的拉拢，满清在对抗明廷时有了一个极为有力的盟友，这种满蒙联盟以姻亲的形式维系，到了清朝中后期，满洲与蒙古的军事贵族已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僧格林沁二十六世祖是成吉思汗之弟哈布图萨尔蒂，其先祖明安是蒙古科尔沁部最早与后金政权建立友好关系的部落首领。
此后僧格林沁家族与满清皇族一直保持着姻亲关系，靠着家族的能量，僧格林沁一路高升，道光皇帝驾崩时，他已经是顾命大臣之一了。
僧格林沁能够得到如此重用，自然与其个人能力较强有关，但更重要的是家族关系，那种靠着姻亲血盟维持的最为牢靠的关系，让僧格林沁有了一个最最重要的身份：满清皇族心中的自己人。
僧格林沁获得重权时，正值满清政权的多事之秋，或许多事之秋已经不足以形容当时满清政权的现状，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风雨飘摇。
太平天国运动自两广而起，数年之内席卷江南，多年未经大战的南方八旗绿营兵与太平军对决时屡屡溃败，太平天国政权不仅占领重镇南京，还挥师北伐。
由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等太平军将领率领的北伐军其实规模相当有限，只有2万余人，但就是这支实力不算强大的太平军，竟与数倍于己的清军周旋良久，且屡次挫败清军的进攻。
僧格林沁奉咸丰皇帝之命，率麾下蒙古骑兵多次迎战太平天国北伐军，僧格林沁在兵力后勤等方面都相对于太平军有明显优势，最终双方数次激战后，僧格林沁成功击败了太平军，生擒林凤祥。
但就战绩而言，僧格林沁的表现只能说中规中矩，但他仍因此被加封亲王爵位，能力强弱是一方面，是不是自己人是另一方面，僧格林沁是自己人，所以他的功劳被放大。
1858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清军与英法联军在大沽口打了两仗，清军一胜一败，指挥者都是僧格林沁。
事实上，第一次大沽口之战，僧格林沁那所谓的胜仗也存在很大问题，因为那一仗，英法方面事实上是来换约的（《天津条约》），战舰并未倾巢而出，而此时的咸丰皇帝对于被英法逼迫签署《天津条约》本就不满，于是告知僧格林沁，若英法代表未按规定登陆，就要对其迎头痛击。
僧格林沁在英法军队准备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发起了突然袭击并取胜，但当英法军队准备充分再战大沽口时，僧格林沁率领的清军便明显不敌。
英法联军成功登陆并直扑京师，僧格林沁虽然新败，但是作为值得清廷皇室信任的“自己人”仍旧担负着率领蒙古骑兵拱卫京师的重任，于是，在八里桥上演了那一出跨时代的对决，3万蒙古骑兵冒着熊熊炮火，以近乎于不计代价的方式向英法联军发起冲锋，最终以自身损失1万余人的代价，只换来了英法联军不足百人的伤亡。
僧格林沁遭此大败，但是也只是被清廷降职，日后捻军起义席卷华北时，僧格林沁仍能被重用，其立下军功后立刻重赏，原因也无他，僧格林沁是自己人。
新的危机靠着将权力下放，清廷成功在太平天国与英法联军的双层危机中挺了过来，尤其是太平天国政权的覆灭，基本标志着满清政权被颠覆的危机暂时解除。
但是旧危机解除的同时，新的麻烦也同时产生，清廷在生死存亡之时的果断放权，让汉人豪强自发组织起来与太平军对抗，这股力量最终冲垮了曾有席卷天下之势的太平天国政权，但也导致了汉人军阀的做大。
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左宗棠的楚军等汉人地方武装，都有着不俗的战斗力，且这些武装拥有大致独立的财权和兵权，这些武装更多听命于曾国藩、李鸿章等军阀首领而非满清朝廷。
各路汉人军阀中，曾国藩的湘军无疑是最强的，且曾国藩在剿灭太平天国政权时功劳最大，太平天国灭亡后，曾国藩在朝中风头无二。
如果曾国藩只是个权臣，清廷并不害怕，但可怕的，是从某种程度上讲，曾国藩也是个军阀。
太平天国政权覆灭后，清廷为了抓稳权柄，必须从两个方向同时出手：一方面压制曾国藩等汉人重臣，另一方面则要扶持自己人。
谁是清廷眼中的自己人？毫无疑问，八旗子弟。
彼时的八旗子弟大多不堪大用，唯一还算有些手段的僧格林沁自然成为了重点扶持对象。
但相比于立下剿灭太平天国政权这种大功的曾国藩，僧格林沁击败太平天国北伐军那样的功劳便显得不够看了。
要想让僧格林沁真正取代曾国藩，必须有更多更大的功劳，而无论是在满清皇室还是在这位蒙古王爷眼中，都有一个较容易得到的功劳：剿捻。
被轻视的对手在太平天国运动席卷江南的时候，一群被称为捻军的农民武装长期活跃在北方地区。
严格意义上讲，捻军的出现比太平天国要早，但其组织形式更为松散，因而给清廷造成的冲击没有太平天国大。
早在嘉庆年间，黄河流域存在数量不等的农民组成的小规模武装组织，他们平时为民，一遇灾荒年份便结成小型武装，通过劫掠富户等方式维持生计，这样的松散的小规模武装组织被成为“捻子”，随着天灾人祸的不断增多，无数的“捻子”抱团联合，便成为了规模巨大的捻军。
1855年的雉河集会盟标志着捻军这一势力正式走上历史舞台，这次会盟中，各地捻军推举张乐行为盟主，开始公开反抗清廷统治。
尽管众多捻军开始抱团联合，也有了张乐行这个名义上的盟主，但捻军的组织形式仍较松散，捻军分黄、白、黑、蓝、红五旗，盟主张乐行自领黄旗，但严格意义上讲，张乐行对于其他四旗也没有绝对的领导权，捻军仍是一个较为松散的农民武装联盟。
以这种组织形式存在的捻军具有活动范围广，但单支武装战斗力有限的特点。
僧格林沁与捻军可以称得上是老对手，自咸丰10年（1860年）开始，僧格林沁便在山东、直隶一带剿捻。
因剿捻有功，僧格林沁还受封博多勒噶台亲王爵，且世袭罔替，被清廷视为自己人的僧格林沁，他立下的功劳都会得到超额的奖赏。
前2年还算不错的剿捻经验让僧格林沁产生了一种捻军战斗力不强，很容易剿灭的错觉，而正是这种错觉最终要了他的命。
合流随着太平天国的灭亡，清廷也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剿灭北方捻军的行动上来，作为有“剿捻”经验又深得清廷信任的名将，僧格林沁自然当仁不让。
当时掌权的慈禧太后将大量资源向僧格林沁倾斜，意在打造一支足以抗衡南方汉人武装的满蒙精兵，同时，若僧格林沁能够完成彻底剿灭捻军的重任，清廷扶持他去制衡甚至压制曾国藩的做法也会显得更加名正言顺。
然而，清廷与僧格林沁都忽略了一点：此时的捻军也早已不再是当初那群乌合之众了。
1864年，太平天国都城南京被占领后，遵王赖文光率领太平军余部与捻军合流，组成了战斗力更强的新捻军。
赖文光的加入将太平军较为系统的作战思想带入捻军之中，通过分析自身与清兵的优势与劣势，捻军制定了：异步为骑，运动作战的战术思想。
僧格林沁部多为蒙古骑兵，具有机动性强的特点，往日以步兵为主的捻军面对行动迅速的蒙古骑兵自然要吃亏。
于是，有太平军加入的新捻军决定以动制动，大幅提高军中骑兵比例，以骑兵去对付清军的骑兵。
驴马之争但是，没有稳定后勤保障系统的捻军不可能像清军一样拥有大量可供作战的良马，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捻军将大量驴、骡等牲畜也纳入自己骑兵系统中。
千百年来，人类骑兵的主要坐骑一直都是马，驴、骡充当骑兵坐骑的情况很少出现。
但这也不能说明捻军中大量存在的驴、骡骑兵毫无用处，驴、骡骑兵虽然不似马骑兵那般拥有极强的冲击力，但同样可以提升整支军队的机动能力，而对于捻军来说这一点正是最为重要的一点。
以骑兵为主的新捻军要得压根就不是与蒙古骑兵正面对决，而能够与其周旋。
捻军以这种特殊的马、驴、骡混编的骑兵编队，竟也形成了“盘旋打圈”、“马步结合”等多种行之有效的战术。
驴、骡子等牲畜的加入让机动性更强的捻军可以跟清军打圈圈，清军追来，他们便撤退，撤退途中还会派出小股部队向相反方向进发，让清军摸不着头脑，只能盲目追击，很多时候，捻军绕了一大圈又回到原地，清军在毫无意义的追击中被耗得筋疲力尽。
为了加快整体的行军速度，捻军发明了一种双骑战术，即一名骑兵与一名步兵编为一队，需要快速转移时，两人共骑一马，需要作战时，步兵下马列阵，骑兵则从两翼包抄。
这种灵活的战术应用，让捻军既能打又能走，在以蒙古骑兵为主的清军与这群“散装”骑兵组成的捻军的对抗中，捻军逐渐掌握了主动权。
大致摸清了清军的作战规律后，捻军决定不再只是一味周旋，他们要以一次像样的反击把清军打疼。
猎手与猎物同治三年（1864年）冬，与太平军余部合流的捻军重新在山东、河南一带活动，多路对其进行围剿的清军都被挫败，清廷于是再次启用有剿捻经验的僧格林沁。
僧格林沁率领一万人的精锐骑兵，目的十分明确，就是要一举消灭捻军主力。
1865年1月起，僧格林沁所率领的骑兵开始围剿捻军，捻军不与风头正盛的清军正面交锋，而是从河南转战山东，清军追击而来，捻军稍与其接触便迅速撤退，双方打打停停，捻军从河南转移至山东，清军也尾随而至。
此时的僧格林沁还信心满满，他给慈禧太后的奏折中写道：捻军已经穷途末路，估计接下来会放手一搏，清军可以充分发挥骑兵优势，一举歼灭捻军主力。
但事态并未按照僧格林沁预料的方向发展，易步为骑后的捻军在机动性方面已经不弱于清军，而两人同骑一马这样的“野路子”甚至会让捻军在快速转移时比清军更具优势。
与其说捻军是在被清军追着跑，不如说捻军在有意迷惑和引导清军，僧格林沁所预料的捻军反击确实时有发生，但这远不是他所认为的那种孤注一掷的拼命死斗，捻军选择的反击地点往往是清军骑兵难以施展的地点，清军追击数月，不但没歼灭捻军主力，反而一直在被捻军牵着鼻子走。
5个月来，捻军在河南、山东、江苏等地来回转移，清军在长大数千公里的之路上耗尽了力气，僧格林沁本人也是筋疲力竭，甚至胳膊已经累得已经握不动马缰，只能将缰绳绑在脖子上来御马。
清军的疲态被捻军敏锐捕捉，在这场清军与捻军之间的狩猎游戏中，捻军因为战术运用得当，已经从猎物蜕变成了猎手，而这一局势的变化，还在梦中的清军却浑然不知。
绝杀1865年5月，捻军成功将清军引入黄河水套地区，这里的河流与密林可以极大地抵消骑兵的优势，在5个月的转移作战后，捻军终于决定在山东菏泽曹州府的高楼寨地区摆下天罗地网，等着清军来钻。
5月18日午，清军分西、中、东三路进攻，捻军也分三路应敌，西路作战清军占优势，中路作战捻军占优，西路捻军稍向后撤，清军盲目追击，结果被中西两路捻军夹击，西路、中路清军均开始败退，剩下的东路清军士气受到极大动摇，也开始溃败。
在后方督战的僧格林沁见如此败象，只得收拢兵力在一处废弃的庄园完成集结，企图平险固守，但是捻军并不着急进攻，而是将清军团团围住，并通过挖堑壕来迟滞骑兵的机动速度。
眼看自己引以为豪的骑兵优势就要在捻军的壕沟战术面前荡然无存，僧格林沁不得以带着亲兵趁着夜色突围。
但捻军又岂会放他轻易走脱，外围捻军在清军突围时也开始收紧包围圈，僧格林沁在亲信的保护下虽然勉强突出重围，但在突围过程中坠马，失去坐骑的“僧王”只得步行逃窜，极为狼狈。
次日，筋疲力尽的僧格林沁在一处麦田中躲藏时，被一名年仅16岁的捻军小兵发现，这个年轻士兵手起刀落，显赫一时的“僧王”血染当场。
僧格林沁的死直接改变了满清政权的权力格局，清廷希望通过扶持自己的八旗子弟来压制汉人重臣的愿望彻底破灭，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清统治集团不得不与汉人新贵们开启更加深入的合作。
就个人而言，僧格林沁勇敢、勤奋、忠诚，符合一个良臣明将的所有特征，但历史似乎并未因为他的这些品格而眷顾他，甚至连给他一个轰轰烈烈的结局都舍不得。
站在更高维度上看，僧格林沁所代表的八旗军事贵族早已在优渥的生活中腐化，他们所奉行的弓马骑射战术也随着热武器的应用而快速落伍。
历史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它总会以残酷的方式结束人们不切合实际的幻梦，既然僧格林沁与满清统治者拒绝在英法联军的炮火中觉醒，那么等待他们的就是被骑着驴和骡子的捻军戏耍、歼灭的屈辱结局。
历史长河中从不缺乏失败者的委屈与愤恨，时间老人稳步向前，不急不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