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见的本质》作者：戈登·奥尔波特
上一节，我们介绍了孩子是如何习得偏见的。这一节，我们来看看，偏见和负面情绪之间存在着哪些关联，我们又该如何处理这些负面情绪。
挫败感是偏见的重要来源
在众多的负面情绪中，挫败感是造成偏见的一个重要来源。当遭受挫败时，人们会本能地去攻击可以攻击的对象，而并非攻击挫败感的真正来源。比如，一个孩子可能会因为某道算术题不会做，便把情绪释放到父母身上。
而在成年人的世界里，挫败感还会推动某些集体性的偏见。有人曾经这样评价德国的反犹太运动，他说：“富有的人服用鸦片和大麻，而负担不起这些的人成了反犹太主义者。即使不存在犹太人，反犹太主义者也会创造出一个犹太人。”
贫困的人把生活中的一切不如意都归咎于犹太人，把愤怒情绪都发泄在犹太人身上，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在心理学中，这被称为“替罪羊理论”，它是目前最受欢迎的偏见理论。
“替罪羊理论”认为，偏见来源于“挫败—攻击—错置”这三个步骤。挫败感会让人产生侵略行为，而侵略行为会作用在更弱势的无辜群体之上，导致这个无辜群体遭受偏见。
那么，既然遭遇挫败感会让人本能地寻找更弱势的“替罪羊”，我们又该如何摆脱本能的束缚，正确地处理挫败感呢？在书中，作者为我们提供了以下几条原则。
首先，沮丧并不总是导致发泄愤怒的行为。当我们开始接纳挫败感，接纳沮丧情绪时，我们就会失去寻找替罪羊的动机。同时，我们可以将挫败感带来的愤怒情绪导向自我，而不是外界。我们应该从自身出发，寻找解决挫败感的答案。
然后，当我们在为自己的挫败感寻找“替罪羊”时，我们要知道，自己的发泄行为并不会消除挫败感，因为这不能根本性地改变什么。就像当年德国纳粹清除犹太人以后，德国的经济并没有取得良好的发展，人民的生活也没有变得更幸福。
不过，不迁怒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想要真正做到，我们还需要对侵略和仇恨的本质有着更深入的认识。
偏见和侵略行为不能划等号
弗洛伊德曾经说过，“男人总是在寻求对自身侵略倾向的满足。”他将侵略本能等同于杀死或者摧毁被侵略对象的欲望，甚至认为这种本能会导致自我的毁灭。这一理论似乎能很好地解释战争、犯罪为什么会发生，但是我们并不能完全听信这种单一的侵略观念，因为侵略涵盖了多种不同原因的行为，它有时还会和爱混杂在一起，难以区分。
比如，一两岁的孩子经常会抢大人手里的东西，有时，孩子们还会抢夺彼此手里的玩具，但这种抢夺行为并不是出于对其他孩子的侵略，而是一种被好奇心和兴趣驱使的行为。
有时，侵略性还意味着自信。比如，有些人天生好胜心比较强，不管是工作学习，还是平时游戏玩乐，都要赢过别人，但争强好胜并不意味着他们会去主动伤害对手，更不意味着他们会采取暴力或欺骗的手段达成目的。
事实上，弗洛伊德将“挫折—攻击”这两个步骤视作人的一种本能，但这个过程更像是一种能力，而非本能。
本能和能力的区别在于，本能需要一个发泄的渠道，而能力可以得到控制，不需要发挥作用。这个区别对我们看待偏见的方式至关重要。因为如果侵略性是一种本能，那么我们想要消除偏见的希望就变得十分渺茫了。但如果侵略性只是一种能力，那么我们只要避免激活这种能力，就能消除偏见。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通过训练来降低侵略性。比如，我们可以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多和相处愉快的人待在一起，减少自己的挫折体验。在教育孩子时，我们可以在孩子遭遇挫折时，引导他们将侵略性发挥在挫折源头，而不是发泄在替罪羊身上。
仇恨群体比仇恨个体更容易
挫败感除了会引发侵略性，还会让人产生仇恨情绪。需要注意的是，仇恨和愤怒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愤怒是一种暂时的情绪状态，通常只针对个人，而仇恨往往是持续性的、针对一整个群体的。人们在愤怒爆发后通常会感到很抱歉，但在表达仇恨时，很少有人会表现出后悔。
有一种现象能够直观的展现仇恨和愤怒的区别，就是人们通常会在抽象意义上去仇视某个群体，但在日常生活时，人们对这个群体中的个体往往是平等的，甚至是友善的。
比如有的人会对黑人抱有偏见，觉得黑人天性懒惰，不够聪明，但他同时又会是詹姆斯、科比这些黑人球星的粉丝。对黑人群体的偏见并没有妨碍他喜欢黑人球星，这是因为仇恨整个群体比仇恨一个人更容易，因为群体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仇恨一个抽象的概念不会让人产生太多心理负担。但个体是具体的，有身体，有形象，当我们试图去攻击一个鲜活的个体时，我们自己的内心会感到痛苦，会情不自禁地同情受害者。
另外，在面对个体时，我们还会抱着一种特例心态。比如在上面的例子中，一个人可以既讨厌黑人，同时又喜欢詹姆斯、科比这些黑人球星，因为他把詹姆斯、科比看作是不同于普通黑人的特例，这些球星身上不具备黑人群体的一些特征，所以可以被接纳和喜爱。
但如果我们把更多的黑人当作特例去看，就会发现对黑人的偏见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哪种肤色的人都有聪明的，也有懒惰的。黑人也不仅可以打球，还可以成为优秀的科学家、医生、音乐家，等等。当我们发现这样的特例增多时，便会不由自主地回问自己，自己对这个群体的偏见究竟站不站得住脚。
仇恨和侵略虽然存在于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无论何时，人们依旧渴望感受到生活中的善意，渴望与他人建立和平友好的关系。为此，我们的社会应该更多地促进不同群体的相互交流，通过个体之间的交流接触，打破相互间的刻板印象，消除人们心中的种种偏见。
焦虑和嫉妒发展出的偏见
人们在感到恐惧或焦虑时，也会发展出偏见，其过程和挫败感导致的侵略行为十分相似。最常见的例子就出现在多娃家庭里，当母亲生下二娃时，大娃因为害怕二娃夺走母亲的爱，会变得十分焦虑，并且开始讨厌二娃。如果父母不及时干预，大娃甚至有可能去动手伤害二娃。
焦虑不仅发生在孩子身上，在成年人中，焦虑感也是十分普遍的。比如，一个生活在失业恐惧下的人，会把任何他遇到的人当作威胁者，他会想方设法表现得比其他人更好，以此谋求保住职位。他会故意排挤那些“威胁者”，制造让他们当众出丑的机会。
近年来，欧洲一些国家引入了大量新移民，导致本地居民发起了许多次抗议活动。其实，这些新移民是否对本地居民构成实质威胁并不重要，当本地居民内心陷入到焦虑中的时候，他们就必然要为自己的焦虑情绪找到宣泄的出口。
焦虑感除了来自于对金钱和物质的需求，也来自于对社会地位的渴望。虽然不是所有人都渴望成为精英，但是大部分人还是希望自己的地位可以得到提升，或者，至少是不要降低。
这种心理是人自尊的表现。我们会为自己的民族和国家自豪，也会为自己的学习成绩自豪，为自己的家庭条件自豪，为自己从事的工作行业自豪，但当这些令我们感到自豪的事物遭遇冲击时，我们会因为自尊心受挫而产生嫉妒心理。
试想一下，你是班级里每次考试都能拿第一的学生，突然有一天来了一个转校生，他的成绩比你还要好，让你从第一名滑落到第二名，想必大多数人都会产生嫉妒心理。
有心理学家认为，对自我地位的渴求是偏见的主要根源之一。因为它将挫败感、恐惧感和焦虑感串联到一起，贯穿了偏见形成的不同过程，人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给自己争取一个相对安全的位置，而这可能是以损害他人的利益为代价的。
内疚与偏见的关系
当我们伤害到他人的利益时，几乎所有人都会在不同程度上感到内疚。通常来说，人们能够通过良性的、健康的方式调节内疚情绪，比如为自己的错误行为进行道歉，或者在其他方面给予对方一些补偿。但值得注意的是，在以下几种处理内疚感的模式中，也会造成偏见。
第一种模式是怀疑控诉者。没有人会喜欢被别人指责自己的不当行为，人们会本能地摆出捍卫自己的态度。尤其是在群体性偏见发生时，那些唤起良知的人会被视作“制造麻烦的人”或者是“个别煽动者”。比如，在考试时指出别人作弊的孩子，常常会被其他孩子排挤、孤立，尽管所有孩子都明白作弊是不对的，但他们还是会为自己的作弊行为遭到控诉而发起反击。
第二种模式是对境遇的合理化。比如，同样是在前面这个考试作弊的案例中，哪怕是没有作弊的孩子，常常也会跟着一起排挤那个举报者。他可能会觉得作弊是老师该管的事，学生之间不应该相互举报，当然，他也可能会想出别的理由。总之，这个理由在他看来一定是合理的。
第三种模式是投射。通俗来说，就是为自己的不当行为找借口。比如，孩子在考试时作弊，他只是不想因为成绩太差被父母责骂，这时他的心里话是：“是的，考试作弊是不对的，但这不是我的错，是父母逼着我这么做的。”
类似这种归咎倾向在成人世界里也很常见，人们常说“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一个巴掌拍不响”就属于典型的归咎倾向，预先假设被排挤的一方也有问题，试图将改变现状的责任推给受害者一方，最终助长了偏见和歧视行为。
由此可见，文化传统、社会规范、儿童的教育等诸多因素都对偏见有所影响，这些偏见和我们的生活方式交织在一起，它会给负面情绪煽风点火，严重时可能会导致一个人养成偏见型人格，出现危害极大的偏执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