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是怎么灭亡的？你拿这个问题去问别人，如果对方知道的话，我相信不少人会说：因为周幽王宠爱褒姒，为博美人一笑，他烽火戏诸侯，还废掉了王后申后和太子姬宜臼，改立褒姒为王后，褒姒之子伯服为太子。
结果引起了原太子姬宜臼的外公申侯的不满，申侯联合缯国、犬戎，攻打西周都城镐京。周幽王急忙派人点燃烽火，让诸侯前来救援，这些诸侯之前因为遭到过戏弄，以为周幽王又是在哄媳妇儿，所以都没有发兵，最后镐京被攻破，周幽王被杀，西周灭亡。
这是最常见的一种解释，我最早听到的也是这种解释，这不是什么野史的记载，也不是啥地摊文学编的，而是《史记》里就是这样说的。
先不说这种解释是否有道理，它在史实上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这一段，很可能就是虚构的。目前几乎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这种烽火报警系统在西周时期存在过。这段历史，司马迁很可能是参考了《国语》《吕氏春秋》的相关记载，加上了自己的推测，才写出来的。
关于西周灭亡的这种解读是通用型的昏君＋宠妃的解读模式，你会发现在传统史书中，人们经常拿这个模式去解释一些王朝的衰落与灭亡。
在这种解释中，女人成为了替罪羊、背锅侠，把王朝的衰落与灭亡归咎于红颜祸水、妖女乱国。想想商朝的妲己、唐朝的杨贵妃，都是这样的例子。一个女人被卷入了王朝的政治纷乱中，即便她在整个事件中是个无关紧要的角色，但她所发挥的作用依旧会被夸大其词，还可能会在后世的叙述中逐渐妖魔化。
这样的解释，在现代史学界中已经遭到了摒弃，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和文化系教授李峰老师在其代表作《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一书中，结合传世文献、青铜器铭文、考古发掘资料、学界已有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
简单来说，西周的灭亡是“因为内部问题和外部压力的联合困扰而步向衰退，最终又在一场‘突如其来的’由周的前盟友与外族的携手攻击下陷入崩溃”的结果。
西周从王朝中期开始，就陷入了内忧外患之中，呈现出了衰退的趋势。内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西周实行的分封制，使得地方诸侯国实力逐渐壮大，与中央王室产生了离心倾向，它们支持中央的积极性下降，甚至敢于和中央公开对抗。
二是，周天子在自己直接统治的关中京畿地区，采用了“以恩惠换忠诚”的原则，不断给予贵族土地赏赐，这导致了王室财产的缩减，削弱了周天子的经济基础与整体实力，使其在控制地方诸侯和抵御外敌入侵时力不从心。
西周在内忧之中，还伴随着外患，西北的玁狁、东南的淮夷不断入侵，周天子疲于应对。
在西周晚期，周宣王实行了一系列措施，试图挽救江河日下的王朝，实现中兴。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西周已积重难返、药石无灵。等其子周幽王继位后，由于周幽王的政治策略失误、对军事的错误估计，使得申国、缯国、犬戎攻入镐京，最终葬送了西周王朝。
接下来我们就详细说一说。
我们先说西周的第一个内忧：实行分封制所带来的地方诸侯势力坐大，威胁中央王室的权威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并非在于周天子没有办法控制这些地方封国，而是这些办法是否经受得起时间的考验。
在周武王灭掉商朝之后的数十年里，一直到周昭王时期，西周四处扩张、开疆拓土，其疆域北抵燕山，南至淮河，东到山东丘陵，西到陇山，将今天的河北、河南、山东的一大部、辽宁西南角、陕西中部、山西南部、安徽北部以及湖北的汉东地区全部纳入版图，成为了秦朝之前中国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地缘政治实体。
面对如此辽阔的疆域，受限于当时生产力水平、交通通信水平、统治理念等现实客观条件的制约，周天子无法全部亲自治理，于是实行了分封制，伴随着扩张过程，陆续将王室成员或与其联姻的贵族派往东部地区，建立封国，实行统治。
这些地方诸侯拥有政府、军队、领土、百姓，拥有高度的自治权和半独立的地位，诸侯们则承担一定的义务，效忠周天子。这相当于是西周中央政府在地方的翻版，周天子通过地方诸侯们的统治来实现自己的统治。
为了控制这些地方诸侯，确保他们能够听从中央号令。西周确立了宗法制，周天子通常由嫡长子继承，是“大宗”，而各地的诸侯（大多是周天子的其他嫡子或庶子及其后代），是“小宗”，小宗必须要服从大宗。宗法制的本质就是根据亲属结构、血缘关系来规定政治权力与财产的继承，通过牢固的家族联系、血缘关系的情感因素来确保诸侯服从周天子的命令、实行政治控制。
周天子可能还在各诸侯国设置了“监国”，周天子将他们安置在地方封国，监视诸侯，随时向中央王室反馈信息，扮演着周天子“监察人”的角色。《左传》里记载的齐国的“国”和“高”两个家族就是周天子派驻齐国的“监国”。
西周还有规定，各诸侯必须定期向周天子述职、朝觐。当然，光有这些还不够，西周在洛邑设有直属周天子的军队——成周八师，为威慑东部的诸侯提供了强大的武力后盾。
因此，在西周前期，分封制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可是到了西周中期以后，周天子所设置的这些控制诸侯的措施逐渐失效了。
到了西周中期，此时已过了近百年，隔了好几代人，地方诸侯与周天子的血缘已经疏远了，成了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了。他们对周天子很难有什么亲近感，也不会想着事事都积极回应周天子，对去都城朝觐的兴趣也越来越小。
传统史书有不少诸侯不去朝觐的记录，这一点从考古出土的青铜器上也许也能得到证明，在西周早期的青铜器铭文上，经常能看到双方之间的互访，但是在西周中晚期的青铜器铭文上，几乎看不到周王室与地方封国之间互访的记录。
燕侯旨鼎铭文
而周天子在地方封国设置的监国此时也开始发生变化，一开始他们还能尽心尽力，为中央监视这些诸侯，但是很可能周天子委派的这些人都是世袭的宗族，他们在派驻的地方封国内，永久居住、世袭传承，时间长了，这些人的关系与利益就会与所在封国结合的更为紧密，而与中央王室渐行渐远。
此时，在分封制下的地方封国所拥有的高度自治权，已经开始使它们演变为独立的政权，它们不再惟王命是从，甚至敢于与中央王室公开对抗，比如某位周王曾下令讨伐齐国，周宣王曾下令讨伐鲁国。
从考古学材料上可以看到，山东地区出土的西周早期青铜器与西周中心地区的青铜器有着高度的一致。但是到了西周晚期，地方上则是出现了一些具有本地特色的青铜器和新式陶器，这反映了地方封国从西周中央的政治和文化中心相游离的情形。
己侯壶
不过，如果西周中央王室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足够强大，它仍然可以使地方封国服从自己，将其牢牢控制住，但不幸的是，此时中央王室内部也出现了问题，削弱了自己的实力。
那西周中央王室内部出现了什么问题呢？这就是西周的第二个内忧。
从渭河平原到洛河谷地，是周天子直接管辖的地方，尤其是位于陕西关中的王畿地区是西周国家的政治核心与心脏地带，西周的国都镐京就坐落在这里。
西周中央政府的成员由众多贵族组成，他们为周天子管理百姓、出兵征伐、处理日常事务等。由于当时还没有实行俸禄制，所以这些官员没有固定的工资，周天子一般会不定期地给他们一些赏赐来作为报酬，而在这些赏赐里，土地占据了很大比重。
李峰老师称之为“以恩惠换忠诚”，为了维持官员对自己的忠诚，周天子就必须要持续地施与这样的恩泽。当时似乎还未形成一种能够将东部的地方封国包括进来的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诸侯的朝贡更多的只是一种表示臣服的政治象征，而不会向中央缴纳税收，所以对官员的物质赏赐只能是周天子自掏腰包。
通过青铜器上的铭文，我们可以看到周天子持续赏赐土地所带来的后果。在西周早期，通常见到的是一片完整土地的授予，到了西周中晚期，只能看到零碎的土地授予，甚至授予的土地还位于不同的位置，比如著名的大克鼎上就记录了周天子赏赐克分布在七处地方的田地。
同时，赏赐的土地的面积也在减少，在西周前期，铭文上称被授予的土地为“土”，自西周中期开始，它则被称作“田”，后者的规模要比前者小很多。
大克鼎铭文
由于赏赐的土地只能来自于周天子直辖的地区，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周天子所拥有的土地越来越少。周天子直接控制的土地是有限的，但是要赏赐的官员却是无限的。这就使得周王室财产规模逐渐缩减，削弱了周王室的经济实力，进而影响了王室的日常支出、供养军队、抵御外敌入侵等其他财政需求。
一言以蔽之，周天子的整体实力在下降。
而在周天子实力下降的时候，贵族的实力却在不断增长。与周天子一起生活在关中地区的这些贵族宗族，通过一代又一代地为中央王室效力，积累起雄厚的政治资本。同时他们通过周天子的赏赐等手段扩大所拥有的地产，并建立新的家族支系，经济实力也日益雄厚。
周王室整体实力的下降，贵族政治与经济实力的增长，所带来的后果是可以预见的，贵族对周天子的权威产生了威胁，并引起了二者之间关系的持续紧张。
在这个政治与社会背景下，去看公元前841年国人暴动，导致周厉王出逃，共伯和摄政，你会产生与传统史书完全不同的认识。
《国语》与《史记》记载这件事的发生，是因为周厉王贪财好利，奢侈专横，垄断山林川泽物产的利益归王室所有，引起了国人的抗议，他采用强硬措施禁止百姓批评。最终激怒了国人，国人发动暴动，赶走了周厉王。
而真实的情况很可能是，当时周王室陷入了财政危机，可是王室的日常支出、供养军队、派遣军队去抵御玁狁与淮夷的入侵，都需要钱。周厉王的“专利”政策是为了加强王室财政，解决财政危机，挽救王朝衰亡而做的一种努力，但是这种做法损害了贵族集团的利益，引起了他们的反对。周厉王一意孤行，最终贵族集团引发了暴动，将周厉王赶走，推举了共伯和摄政，代替周天子行使职权。
西周的这两个内忧使得王朝处于衰退之中，但是还没等内忧解决掉，外患就来了。
西周的外患主要是西北的玁狁与东南的淮夷，其中玁狁对西周的威胁最大，因为它离着西周的统治中心——关中地区最近，周王室时刻处于它的军事威胁之下，最终灭掉西周的也是玁狁，一些史书称其为犬戎。
这里需要说下，玁狁很可能并不是游牧民族，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周人相比并没有太大区别。从各方面来看，他们可能是生活在从河套地区一直到黄河上游地区的土著居民，是由农人和牧人混合而成的社会群体。当时北方草原地区的经济模式只是正在向游牧经济转变，畜牧—游牧型经济还没有完全替代农业—畜牧型经济。
因此，西周与玁狁旷日持久的战争，不是一些人理解的秦汉帝国之后很多朝代都存在的，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那种对抗。
玁狁对西周的统治中心——关中地区的强烈威胁，也是到了西周中期以后才出现的。西周前期的时候，这根本算不上威胁，因为当时西周国力强大，四处开疆拓土，不但有能力稳固自己的疆界，还能占领敌人的地盘。西周在西北方向上已经到达了泾河上游地区，并在那里建立了持久的有效控制，这点通过对当地的墓葬、生活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就能看出来。
然而到了西周中期的时候，西周国力衰退，也停止了对外扩张，从进攻者变成了防守者，那么关中地区的地理位置缺陷就充分暴露出来了。由于关中距离玁狁太近，很容易遭到入侵，且关中离东部地区太过遥远，交通不便，东部诸侯前来救援耗时太长，这对周王室军队的快速反应能力和作战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以在西周的历史上，很可能长时间里就是周王室独自抵抗玁狁的入侵。
从周穆王时期开始，西周与玁狁就开始了旷日持久的战争，在西周中期，西周虽然不能保证每场战争的胜利，但是还占据着上风。不过，从西周晚期的周厉王统治期间，玁狁开始对关中地区主动发起频繁的进攻，给周王室造成了极大的困扰。
除了西北的玁狁外，还有东南的淮夷。在周穆王统治时期，西周面临着建国100多年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外族入侵，敌人就是来自淮河下游的淮夷。很可能制作于周厉王时期或者略早些时候的一个青铜器上的铭文显示，位于河南西南部的南阳盆地上的鄂国发动叛乱，由此还引发了淮河流域的淮夷和山东地区的东夷的骚乱。
鄂侯驭方鼎铭文
此次叛乱规模之大，使得周王室几乎全军出动，不仅派出了驻扎在洛邑的成周八师，还将驻扎在关中的西六师调至东部进行抵抗。
到了周宣王统治时期，周宣王企图通过军事和外交手段重振王室声威，实现中兴。在军事上，他派军讨伐玁狁与淮夷，在长江中游地区进行开发，将许多封国迁徙至此，以控制当地。在外交上，他加强、改进中央王室与地方诸侯国之间的关系。
周宣王的这些做法，在前期还是卓有成效的，但是在其统治后期，在与外敌作战时，接连遭到失败。这说明了西周的衰落已成定局，谁也无力回天。西周的这种内忧外患是西周的政治与社会结构所带来的，如果不打破这种旧结构，建立新结构，而只是在表面修修补补的话，可能短期在局部是有效的，或者是回光返照一下，但最终还是没用的。
外敌尤其是来自西北的玁狁的频繁入侵，需要周王室将更多的资源都投入到这些战争里，这种投资也包括对军事将领的土地赏赐，这就进一步恶化了周王室的财政状况，消耗了周王室自身的实力，周天子与关中的贵族、东部的地方诸侯的力量对比就进一步失衡了。就这样，在内忧外患的相互作用下，西周一步步走向了衰落。
在西周长期衰落的现实情况下，周幽王即位了。周幽王在位期间，在政治策略上的失误和对军事的错误估计最终导致了西周的灭亡。
大到一个王朝，小到一个企业，当它的领导者更替之际，往往意味着一次权力大洗牌，新上台的领导者总是希望用自己的亲信来代替上一代领导者所留下的人，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
周宣王去世后，周幽王即位，新王登基，先王给其留下了一批重要的大臣，其中一位地位十分显赫，名叫“皇父”，可能同时拥有对军队和王室行政的权威。于是，周幽王与老一辈的贵族、大臣之间展开了争夺权力的斗争。在这场斗争进行的同时，也许还夹杂着宠妃褒姒及其子伯服与王后申后、太子姬宜臼，为争夺王后与太子的位置的另一场斗争。
最终，周幽王一派取得了胜利，皇父被迫隐退，离开了镐京，前往东方，有证据显示与他一同离开的还有不少前代的元老重臣。在皇父隐退的同年，太子姬宜臼也被迫出逃。而周幽王则进行了权力重建和政府改组，他任用虢石父代替皇父为卿士，执掌政事，任命郑桓公为周王室的司徒，掌管全国土地和户籍。他还册立褒姒为王后，褒姒之子伯服为太子。
周幽王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并非高枕无忧。前太子姬宜臼出逃，投奔了外公申侯。之前很多人认为申侯所在的申国在今天河南省西南部的南阳盆地，但是经过一些学者的考证，申国应该是在陕西的某处，在镐京的西部，靠近犬戎的地方。
申侯对周幽王废掉了自己的女儿与外孙的行为，十分不满，于是在周幽王九年（公元前773年），与缯国、犬戎结成联盟。
为了消除潜在的政治隐患，保住自己的地位或未来太子的顺利即位，公元前772年，周幽王前往东部地区与众多诸侯盟会，可能就是为了巩固与他们的关系，将他们争取到自己这一边。同年九月，周幽王派军讨伐申国，要求申侯交出前太子姬宜臼。申侯不但不交，还请来盟军缯国、犬戎相助，将周幽王的军队打败，并乘胜追击，沿着泾河一路南下，于公元前771年一月抵达西周国都镐京，最终攻破镐京，周幽王被杀，西周灭亡。
这场战争给当时的关中地区带来了巨大打击，在渭河平原上三座较大的城市丰、镐和岐邑的发掘中，考古学家已经在考古遗存中发现了一个明确断层，其年代正与西周末年相吻合，证明了三座城市是在西周末年同时遭到毁灭的。一些学者还指出，在周原和丰京的地下出土的大量窖藏青铜器，正是因为犬戎的突然进攻，使得这些青铜器的所有者来不及带走，只能掩埋于地下，所以才能留存至今。
西周的衰亡、东周的混乱，给此后完成统一的秦朝留下的最重要的经验教训就是：不能实行分封制，而是要实行郡县制，要以纪律严明的流动性官僚代替以血缘为纽带的贵族政治，才能确保政治的统一。
从此，郡县制代替分封制成为了此后2000多年里中央统治地方的有效工具。当然，起源于春秋战国，最终由秦朝在全国范围内确立的这套制度，也并没有完全解决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但是毕竟提供了一种在庞大的地域内实现有效政治控制的新的解决方案，后世王朝则是在这个基础上不断完善。
通过西周的衰落与灭亡，可以看出来，一个制度在当时是有效的，不能推断出此后也将会是一直有效的。同理，一个制度现在失效了，也不能证明此前它没有发挥过积极作用。没有一成不变的制度，如果制度不能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最后只能是死路一条。
我这篇文章用了很多“可能”“也许”这种不确定的词语，对一些事情没办法下肯定的结论。原因在于西周的史料实在是太少了，把西周所有的基本史料加在一起，无论是传世文献，还是青铜器铭文，或是考古资料，全加一起，你认真看的话，用不了多少就能全部看完。别说西周史了，就是扩展到整个先秦史，基本史料也是少得可怜。
这个和资料丰富的明清史形成了鲜明对比，明清史的史料之多呀，一个人即使穷尽一生都别想看完。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了我读研的时候，我那些研究先秦史的同学，特别羡慕选择了明清史专业方向的同学，因为明清史的资料多呀，好做研究。当然，明清史研究也有因资料太多所带来的另一种困扰。
西周史的基本史料这么少，哪怕引入地理学、考古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的知识，加上极其缜密的逻辑推理，去研究西周的历史，也很难在一些问题上得出确定性的结论，说一定是怎么怎么样的，肯定是这样的，很难这样说。所以，很多相关研究人员在不少问题上经常是难以达成共识。
像李峰老师的这本书《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里面遣词造句就用了很多“可能”“也许”“大概”这样的不确定的话语，其他很多研究西周史、先秦史的学者，你去看他们的著作，也大都是如此。这恰恰是这些学者学术严谨的体现，因为在极其有限的材料上，通过推断得出的结论，一定要慎之又慎。
对于西周灭亡的这种解释，是李峰老师和一些学者经过大量研究，得出的相对来说可能比较合理的解释。当然，未来随着新的考古发掘、新的研究理论的出现等，都有可能会对现有结论提出反对与修正的意见，这也是非常正常的。
参考资料：
李峰《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