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死有人埋，晚死无人抬。”

这句残酷的民谣，是1943年鲁西地区悲惨景象的真实写照。

就在那一年，侵华日军发动代号为“昭和十八秋鲁西作战”的细菌战，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令人发指的罪孽。

在这场浩劫中，高达50余万的无辜生命消逝于无形，山东德州、聊城、菏泽、济南、济宁等24个县地区一度沦为凄凉的“无人区”，哀鸿遍野，满目疮痍。

尽管这场细菌战的真相，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被国家和众多学者揭露，但由于种种原因，它并未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以致其真相长期被尘封角落。

直到王选女士挺身而出，对日军细菌战暴行进行研究、控诉，这场1943年秋的鲁西霍乱作战才逐渐浮出水面，为世人所知晓。

然而，那时的民众，却普遍认为是“天灾”导致了这场浩劫，而非“人祸”的结果。

那么，鲁西细菌战作为731部队成立后发动的最大规模细菌战，其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秘密？

这场惨无人道的细菌战给山东人民带来了哪些伤害？

1943年8月，原本长旱无霖的鲁西地区突然间大雨如注，卫河、漳河、滏阳河、滹沱河等四大河流水位迅速攀升，河堤决口，一场空前绝后的水患就此引发。

卫河流域附近聊城等地962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遭受毁灭性打击，农田和村庄尽被洪水吞噬。

962平方公里是什么概念呢？

根据国际足联的规定，标准足球场的长度是100至110米，宽度是64至75米。

我们以长105米、宽68米来计算，962平方公里就大约等于134734个足球场。

如果我们将这一面积换算成亩，按照1平方公里等于1500亩的换算率，那么962平方公里便等同于1443000亩。

也就相当于一个中小城市的面积。

然而，962平方公里仅仅是受灾面积的冰山一角，真正的破坏程度远超这一数字。

洪水退去后，霍乱疫情肆虐横行，浮尸遍地，白骨露野，1500平方公里的土地沦为死寂的“无人区”。

更令人痛心的是，这场山东人民历尽劫难的“天灾”，实际上是侵华日军精心策划的一场阴谋。

据档案史料记载，日军侵华战争期间共实施了五次大规模的细菌战。

而在这些罪恶行径中，鲁西细菌战所导致的死亡人数之巨、破坏力之深，竟成为所有细菌战之最！

那么，日军为何选择在山东鲁西地区发动细菌战？其背后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据日本战俘广濑三郎交代，日军“十八秋鲁西作战”有双重目的：

首要任务是实际检验细菌武器的实战效能。

次要目标则是评估日军在霍乱疫情肆虐区域的防疫作战能力及其持久性，以增强其在恶劣卫生条件下的作战能力。

战俘林茂美在供词中提及日军在鲁西地区发动细菌战有三个主要目的：

第一，大规模杀戮中国人民。

第二，检验日军士兵在细菌战中的抵抗力，以提升未来战争中的防御能力。

第三，检验霍乱细菌武器的实战效果。

如此来看，日军在中国发动细菌战的意图显得尤为清晰：

通过细菌战，彻底摧毁中国的抗战力量，削弱中国人民的抵抗意志。

更为可怕的是，他们的野心远不止于此。

其一，日本作为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资源短缺的问题变得愈发突出。

通过细菌战，日军试图在战场上获取优势，从而加速对华北地区的控制，并借此缓解其资源紧张的困境。

其二，在1943年的总参谋部隐秘会议上，石井四郎曾提出一个战略构想，主张“积极备战，预备运用大量细菌武器”，意图对苏联和美国发动细菌战。

因此，日军所策划的“十八秋鲁西作战”，其中一个主要目标就是进行对苏联实施生物武器攻击的实战演习。

此外，经过霍乱战的实践，日军认识到，将细菌集中播撒在特定区域相较于广泛散布，其效果更为显著，杀伤力也更为惊人。

所以，霍乱战成为日军实现其侵略野心最为理想的手段。

那么，这支残暴的日军究竟是如何在山东聊城一带实施这场惨无人道的细菌战的呢？

“石井四郎，我是王选。你所犯下的细菌战罪行罄竹难书，自此刻起，中国人民将以行动向你进行审判……”

这是王选站在石井四郎墓碑前说的话。

二十年里，她耗尽百万家产，收集了900多位受害幸存者的影像资料和口述实录的证据，与日本政府进行了42场国际诉讼，誓要将这段黑暗的历史公之于众。

随着王选女士的努力，细菌战的残酷真相才逐渐浮出水面，那段被尘封的历史才逐渐被人们所了解。

《天皇的军队—“衣”师团侵华罪行录》中这样记载：

“1943年某日，在山东的鲁西平原，特别是以范县和阳谷县为中心的解放区地带，空中突现飞机投掷的罐头炸弹，罐头藏匿着的是致命的霍乱病菌。”

他们以飞机为媒介，将霍乱病菌播撒在山东大地上，让无辜的中国老百姓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摄入被污染的食物，从而遭受身心的双重迫害。

然而，这仅仅是他们实施暴行的一种辅助手段。

如何以最小的代价，却能以雷霆万钧之势达成所愿？

决溃卫河。

卫河，这条源自河南中部的河流，其流域跨越河南、山东、河北三省，最终在天津汇入大运河。

在鲁西段，卫河展现出独特的地理特征：其河床高耸于西侧陆地之上，并与运河等水系交错纵横。

因此，一旦卫河在此段决堤，汹涌的河水可以迅速席卷卫河以西的德州区域，甚至使其瞬间淹没于滔滔洪水之中。

1943年8月，鲁西地区饱受干旱之苦，大地龟裂，作物枯萎。

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打破了这久旱的局面。大雨倾盆而下，持续十余天之久，使得卫河河水迅速暴涨，形成极为危急的洪涝局势。

日军却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开始了他们的恶毒计划。

他们事先精心挑选了卫河附近的五处关键河堤，对其实施决堤。

随后，将提前准备好大量的霍乱病菌，将这些致命的病菌悄无声息地撒入卫河之中。

据大石熊二郎供述：

“1943年8月29日，日军第四十四大队第三中队的第一，二小队30余名士兵，在南馆陶至馆陶的卫河拐弯处，用铁锹和镐头将河堤挖开4米长的口子。

然后将霍乱菌撒进河水，洪水北漫，淹没了南馆陶方向长16公里，宽4公里的地方。”

汹涌的河水裹挟着霍乱病菌，迅速席卷流经之处。

然而，这仅仅是霍乱灾难的冰山一角。

为进一步扩大霍乱的传播范围，日军竟在聊城、济南、泰安等地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讨伐”行动。

1943年9月上旬，在大队长广濑利善的亲自指挥下，他们发起对临清、馆陶等县为期一周的首次“讨伐”。

意图摧毁当地的八路军和国民党军队的防线，更企图通过迫使感染霍乱的百姓四处逃散，从而加速病菌的扩散。

9月下旬至10月上旬，日军对疫区发动为期近二十天的第二次“扫荡”。

他们每日行军16至20公里，驱使霍乱患者四处逃亡，加剧霍乱病菌在中国百姓中的传播。

10月上旬至中旬，日军发起第三次讨伐，其手段与前两次如出一辙。

然而，这次事态的发展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转折。

由于日军内部也纷纷感染霍乱病菌，瘟疫的肆虐使得他们自身也陷入了困境。

面对这一严峻形势，石井四郎不得不于10月下旬下令停止十八秋鲁西作战。

尽管这场细菌战暂时得以停歇，但日军先前所犯下的累累罪行却已给中国老百姓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

“早上发病，挺不到天黑就死了。”

临清市刘垓子镇村民刘锡文回忆说，他的一个伯父，早上去埋死人，等埋人回来，腿就抬不动了，夜里不到十点，伯父也死了。

这一切，都源于可怕的霍乱病菌侵袭。这种病菌一旦感染人体，便会引发剧烈的腹泻、呕吐和脱水等症状，不到半日便会暴毙而亡，发病的剧烈程度也绝非寻常人所能想象。

刘锡文老人回忆：

“从刘垓子镇的刘垓子村到乜园村大约十里的范围，全部无人居住。野草长得和树木一般高，以至于人死后没人埋，恶狗野狼啃食人的尸首。

真是痛恨在心！恐惧在心！仇恨在心！”

冠县城的张腾桥老人也感慨万分：

“油坊村原先生机勃勃，然而霍乱与饥饿的肆虐，让这个拥有300多人的村庄失去108名百姓，痛恨日本人！”

“无人区”“霍乱盛行”“活人相识”“哀鸿遍野”等词汇都是当时地方志描述鲁西、冀南地区霍乱流行之严重的高频词汇。

这场细菌战给鲁西人民带来的灾难，其惨烈程度远非文字所能形容。

据日本战俘的供述，鲁西细菌战所造成的人员伤亡达到了惊人的42.75万人，但崔维志先生认为这仅仅是日军对受灾区部分县份的粗略估算。

据他深入分析和估计，整个鲁西细菌战中，中国人民的死亡人数可能高达50万至60万之众。

然而，日军在中国所犯下的罪行，其罪恶之深重，绝非一个冰冷的数字所能完全揭示。

那些无辜的生命，那些被细菌战摧残的家庭，那些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痛，都成了日军罪行无法抹去的铁证。

除了导致大量无辜百姓丧生之外，日军在十八秋鲁西作战期间还给鲁西、冀南人民带来了难以估量的经济损失。

由于卫河在鲁西地区的特殊地理条件，日军故意决溃河堤，导致鲁西遭受严重水灾。

大片肥沃的农田被洪水淹没，粮食颗粒无收，饥荒如影随形。山东泰安、菏泽等地几乎沦为人间炼狱，百姓生活陷入绝境。

更为严重的是，霍乱病菌具有长达几十年的潜伏期，这意味着日军播撒的霍乱菌至今仍对当地人民构成潜在威胁。

例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临清地区再次爆发了霍乱疫情，充分证明了这一潜在危险的现实存在。

日本的罪行并不仅限于731部队。事实上，日本军队在中国建立了多个细菌战基地，包括吉林的531部队、100部队，广州的8604部队，南京的1644部队以及华北的1855部队等。

这些部队都参与了细菌战和人体试验等令人发指的战争罪行，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和损失。

这些罪行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错误，也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段黑暗篇章。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载负着过往的沧桑与荣光，他们长眠于罪孽的炮火里，我们诞生于繁华的烟火中。

我们应当铭记那些血与火的岁月，珍视来之不易的和平安宁。以史为镜，吾辈自强。

-END-

【文｜樛南】

【编辑｜长庚】

参考文献：

徐畅《1943年秋日军鲁西细菌战述析》

徐畅《日军“十八秋鲁西作战”中国人死亡人数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