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络》作者：吴军
在上一节的内容中，吴军老师介绍了在快速变化的时代中，什么才是真正的财富，以及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影响。
那么，在这一节的内容中，我们来看看，吴军老师在探究人类文明演进这一大脉络时，对人性的观察与思考。
人性的贪婪与虚伪，股神也无法避免
谈到人性，相信很多人都听过关于“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的讨论。
其实，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这都是一个基本的哲学辩题。总地来说，东方文明受儒家文化的影响，相信“人性本善”，而西方人则普遍支持《圣经》中“人性本恶”的观点。
吴军老师在西方国家生活了多年，深刻体会到了人性中“恶”的底色，比如贪婪。有一次他去超市购物，需要拿一个免费的塑料袋，以免肉类包装盒里的汤水滴落。但有位外国女性扯了三四十个塑料袋还不肯住手，让吴军忍不住斥责她无耻。
贪婪是人的本性，既体现在喜欢占小便宜上，也体现在试图获取超出自己能力的东西上。比如吴军老师发现，有些大学生在学业上很贪婪，哪方面的成就都舍不得放掉。他们既想拿多个学位，还想做社团、练艺术、练体育，重重压力之下，不得不靠吃抗抑郁的药扛着。
但问题在于，贪婪的人看似得到的多，实际上得到的很少，因为他们失去了专注力。想想看，一个天天想着去超市拿免费塑料袋的人，还有多少精力专注于自己的事业呢？一个平均用力的学生，还能把多少精力集中在专业课上，为未来夯实根基呢？
所以说，贪婪的人很难有所就成，因为他们的动作严重变形了。吴军有个朋友做对冲基金，一向很谨慎，回报也不错。到年底时他想把业绩做得更好些，争取能赚台豪车，于是放弃了谨慎的原则，多加了杠杆，结果把半年挣的利润都赔了进去。这就是过度贪婪的结果。
为了避免贪婪，吴军强迫自己养成断舍离的习惯，把贪心关进笼子里。从十多年前开始，他就不再退货，有些东西觉得买得不合适就拿出去捐掉，每年还定期放弃一些东西。因为有损失，会让他在做选择时保持理智，而不再被欲望冲昏头脑。
但反过来看，在投资界有人能赚到大钱，恰恰是因为别人的贪婪。有人曾问股神巴菲特：“在人工智能发达、交易技术先进的今天，您的投资策略还有用吗？”
巴菲特的回答意味深长，他说：“有用，因为有一件事始终没变，那就是人性的贪婪。”
虽然巴菲特在投资方面并不贪婪，但他也无法完全做到为人不虚伪。虚伪也是人性的一大弱点，表现出来就是想一套，说一套，做一套。拿巴菲特来说，他曾在多个场合呼吁政府提高个人所得税率，让富人多交税，可是他自己却把避税手段用到了极致。
巴菲特给自己开很低的薪资，而且很少派发股息。尽管他的财富激增，但缴纳的所得税却少之又少，而且手段全部合法。如果他真的想多交税，多给社会做贡献，那很简单，让他投资的苹果、可口可乐这些大公司多派发几次股息就可以了。
而在西方政界，虚伪的例子还要更多，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碳排放的困境。像加拿大、美国这些国家，位列人均排放量最高的第一档；第二档是大多数北欧国家，以及德国和中国；真正的低碳的国家其实是东南亚、非洲国家，但这并不是说它们环保意识更强，而是因为它们的工业不发达，还没发展到大量使用化石燃料的阶段。
相比国家，西方政坛人物的虚伪更显得赤裸裸，比如“环保女孩”格雷塔。2018年瑞典大选期间，她突发奇想地翘课，拿了一块“为气候罢课”的牌子在国会门口静坐。后来她干脆以投身环保事业的名义退学，到世界各地参加各种气候大会。
为了维持环保形象，格雷塔从不坐飞机。到美国参会时，她乘坐一艘豪华帆船横跨大西洋，但安排了一架直升机全程追踪拍摄；到了美国后，她乘坐的那艘帆船还要被想办法送回欧洲，算下来产生的污染物比她坐商务航班要高出很多。
如果说格雷塔的行为多少可以解释为她年幼无知，算不清楚这笔帐，那么她背后的推手，比如一些机构组织，一些西方媒体，就不能以无知为借口掩盖自己的虚伪了。或许正是因为这种虚伪文化的盛行，让大家很难放下戒心合作，达成双赢的结果。
要善良，也要自带锋芒
而在浮华喧嚣的时代，我们需要对人性多几分了解，才能保住“善良”的本性，同时也不会因为“天真”而受到伤害。用吴军老师的话来说，如果大家看到有同事为了升迁拉踩他人，或看到有人在超市偷东西，不要吃惊，不要以为别人都和你一样。
人性的弱点往往是在博弈中暴露出来的。20世纪有门学科叫作“博弈论”，通过数学公式证明了博弈双方有可能实现“合作双赢”，但前提是需要一系列的复杂条件。而人们常常犯的一大错误就是在这些条件不成熟时，一厢情愿地滥用“合作双赢”理论。
比如说全球化，其实就是全球主要经济体“合作双赢”的结果。它的理论逻辑很完美：世界各经济体之间存在着比较价格优势，比如有的经济体生产汽车有优势，而有的生产服装有优势，所以如果大家各自发展优势产业，彼此都能够获利。
但这套理论忘记了“人性”这个因素的影响。人性有着贪婪和虚伪的底色，这就导致如果把时间线拉长看，几乎所有的博弈都是一场零和游戏。所谓零和，就是你得到的，恰恰是我失去的。一方赢，另一方必然会输，没有所谓的双赢。
我们还是来看全球化的例子。虽然它能让各经济体都获得较快的发展，但全世界的市场份额就只有100%，一个经济体增加1%，必然就有经济体减少1%。所以合作时间一长，后者肯定会不满意。而且博弈也是对道德水准的挑战，只要有一方想搭便车、占便宜，“合作双赢”状态就会坍塌，最后收敛到都不合作的均衡点上。
国与国间的关系如此，人与人间的合作也一样，比如著名的会员连锁超市——开市客的退货困境。你到开市客购物，如果对买的东西不满意，可以无理由退货；很多人觉得，排长队去退几美元的货划不来，即使不满意也就凑活着用了，因此退货的人并不多。
但加州是个例外，退货的人特别多，而且情况匪夷所思。比如有人把橄榄油吃得快见底了，仍拎着油桶来退；有人抱着一个空花盆来退货，说商场售出的花养不活。由于有些人经常退货，开市客不得不关闭了这些人的会员卡，但排队的人还是很多。
后来吴军发现，同样的产品，在加州的售价是要比其它州高的，因为商店的定价原则就是这样设计的：退货的损失，会被打到产品定价中。所以开市客在加州的定价会比较高，有的产品高出很多，就是因为爱占小便宜的人太多了。
由此可见，如果双方都值得彼此信任，就可以达到“合作共赢”的理想态，博弈成本也会低很多。但当对方不值得信任，我们还一厢情愿地相信合作可以共赢，那一定会付出巨大的代价。而现代人之所以心累，就是因为敢信任地人太少了。
那么，怎么构建一个彼此信任的环境、不用天天提防被伤害呢？开市客的做法是“道不同不相与谋”，把不值得信任的人列入黑名单，不和他们合作。同样我们也要果断远离那些不值得信任的人，别在他们身上浪费一丝一毫的精力。
此外，吴军老师还提醒我们，要警惕那些同情心泛滥的人。就像在美国，有些人对罪犯同情心泛滥，说他们之所以犯罪，是因为所处的环境缺少爱心，只要政府提供更好的环境，用爱心感化，他们就能改邪归正。这话听起来有道理，但最后结果呢？
加州曾公布过一份刑事犯人看押费用的报告，引发舆论一片哗然，因为平均费用居然超过了哈佛大学单个学生的学杂食宿费。有媒体嘲笑说，与其关押，还不如把罪犯送去哈佛大学改造呢。但这么高的爱心感化费用，也没有降低该州的犯罪率。
这样的司法制度显然会破坏社会的法律秩序，失去对犯罪的威慑力。相关统计表明，美国的重罪犯罪率，包括谋杀、入室抢劫、强奸等，大约是日本的20倍，韩国的3倍。对此那些同情心泛滥的人士视而不见，还在试图影响政策的走向。
更令人气愤的是，同情心泛滥的本质是对他人的道德绑架。比如某些同情心泛滥的美国人，一方面敦促政府给非法移民修建安置房，一方面又坚持反对把安置房设在自己所在的社区。两副嘴脸转变之快，让人性的虚伪跃然纸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