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整体来看，目前学者对于数字化转型的概念还未达成共识，但都从技术或管理角度出发。部分学者强调数字技术的作用，认为数字化转型的重点在于对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应用；部分学者更侧重数字技术嵌入组织所引起的变化，比如组织结构、管理方式和运营流程等发生变革。

本文在文献综述的基础上，将数字化转型定义为企业为了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利用技术、沟通、连接和信息技术等的应用组合，重构企业战略、业务模式、组织结构、管理方式和运营流程等，促进企业实施变革与创新活动，提高企业能力与价值的一种行为。

该定义包含了三个核心要素：其一，数字技术。“数字技术”主要是指计算、沟通、连接和信息技术的组合，主要包括新一代通信技术如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新兴技术。

其二，企业的主体作用。本研究强调企业的主体作用，虽然大多数学者认为转型或数字化转型的最终目的是适应外部环境变化，认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驱动因素大部分来自于企业外部条件，但本研究认为在考虑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不能忽视企业特质的不同及其自身能力的提升。

其三，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与结果。为了更加全面地进行考察，本研究将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与结果也纳入定义之中。考虑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带来的根本性变革或颠覆性影响，需要进一步地对数字化转型过程的影响机制进行探讨，并对数字化转型结果进行量化评估。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有效与其他热点概念如“信息化”“互联网+”“数字经济”进行区别。首先，“数字化”与“信息化”相比，“信息技术”主要是指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兴起的信息通信技术，“信息化”主要指对信息技术的管理，将模拟数据和过程转化为机器可以读取和的格式。“数字化”描述了数字技术的应用过程，更加强调数字技术对现有组织活动或实体所产生的颠覆性影响。

其次，“数字化”与“互联网+”相比，“数字化”的范围更广，包括了互联网技术，其内涵更加丰富。最后，“数字化转型”与“数字经济”相比，从宏观角度可以将“数字经济”看做经济社会发展的“数字化转型”，但从本质来看，“数字化转型”更强调过程，而“数字经济”是一种经济形态。

纵观现有文献，由于缺乏相关的实践数据，数据库也没有具体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公开数据，因此对于数字化转型的量化成为研究的一大难点。从宏观层面来看，数字化转型被视为数字技术渗透融合到社会、经济、制度等各领域，形成新产业、新业态、新经济，并对个人、组织、社会产生破坏性影响的过程。

其中，数字经济除了常用的OECD的测度方法，国内学者也提出可以通过“数字基础设施”、“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和“数字经济发展环境”四个方面来衡量。

从行业层面来看，行业数字化转型也常常用来评估数字技术嵌入具体产业的发展程度，部分学者利用增长核算法或投入产出法来测算和比较行业数字化总体水平，也有部分学者或机构通过构建多维度的指标体系计算行业数字化转型指数，但是这些数字化转型指标难以解释企业在转型过程中形成差异的原因，也无法直观反映企业管理和组织的改善情况。

从企业层面来看，国内外学者对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量化指标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大部分文献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数字化转型进行综合测量，最新的文献中开始找寻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代理变量，基本可以归纳成主观测评指标和客观代理指标两大类。

其中，主观测评指标主要是结合发展实际，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行不同维度的测量。使用较为广泛的指标有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力和企业数字化转型成熟度指标。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是基于资源基础观和动态能力理论提出的，在IT能力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有学者认为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力主要包括数字化技术转型能力和数字化资源整合能力；同时认为企业的数字化管理能力才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能力要素；还有学者提出企业数字转型中团队能力也很重要。

此外，还有学者提出构建数字化转型的综合指标体系，包括企业数字化能力的数字化管理变革能力、数字化技术变革能力和数字化组织变革能力等。国内外机构与研究院发布了一系列企业数字化转型成熟度指标体系，如埃森哲咨询提出数字化转型成熟度指标包括数字化营销、数字化运营和数字化业务创新，进一步地将企业按照成熟度划分为入门、探索、组织、转型及颠覆五个阶段。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针对不同程度的智能制造能力也进行了已规划、规范级、集成级、优化级和引领级的成熟度划分。客观代理指标主要是利用数字化转型的相关数据或关键词词频来作为代理变量进行测量，这一方法更多地适用于上市企业。

由于上市企业公开披露其季报、年报和“重大事项”，对于数字化转型会积极释放这一信号。部分学者利用企业公告信息对企业是否进行了数字化转型进行判断，并用虚拟变量表示。然而该方法难以直观反映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强度”，可能导致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绩效评估结果失真。

财务报表也可以客观反映企业的数字化投资状况，因此部分学者利用数字化投资，即使用软件、硬件投资比重来测量数字化投资，但是并非所有上市企业财务报表中的软、硬件投资清晰明了，对于具体数字化项目难以清晰区分，有可能放大或缩小了企业的数字化投资流量。

此外，还有学者使用文本挖掘的方法对年报中“数字化”相关的关键词词频进行统计，构建“数字化转型”关键词词库，既包括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也包括工业互联网、电子商务、智能营销、数字营销、无人零售等数字技术应用。这些都为本文量化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探索数字化转型的绩效评价提供了重要参考。表2-1汇总了目前常用的企业数字化转型量化指标。

二、创新绩效创新的内涵丰富，分类也有多种，例如按照企业创新边界的不同，创新可以分为封闭式创新和开放式创新；按照创新的强度不同，可以分为渐进式创新和突破式创新；按照创新的职能不同，又可以分为管理创新和技术创新等。

其中，封闭式创新主要是指学术机构不参与技术的商业化过程，部分企业坚持着由企业内部独自开发或创新商业化，整合内部资源，严格把控产品的开发周期以及生产、分销和营销等各环节。

但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对原有创新模式提出了挑战，企业开始开放创新边界，进行开放式创新，利用外部知识进行内部研发，由此创新来源和渠道变得多样。突破式创新（颠覆性创新或破坏性创新）与延续式创新，也被视为非连续性创新与连续性创新。

渐进性创新通常是指对现有产品做出较少的改变，以强化现有组织能力为主，充分发挥潜能强化现有的竞争优势。但突破性创新意味着完全打破了原有的技术，迫使企业的组织能力进行调整，要求企业不断利用新技术或商业策略解决问题。技术创新与管理创新是比较主流的创新分类。

其中，技术创新主要来自熊彼特，将创新视为“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技术创新的定义有很多。部分学者认为，技术创新主要是与新产品直接相关，换而言之，技术创新就是“产品创新”，企业从产品构思到新产品销售的一种探索性活动。也有学者认为，技术创新包含了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创新主要是引入一种新的想法、方法或物品。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认为，技术创新是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沿用至今，技术创新的理论研究不断拓展，显示出该理论的生命力。也有部分学者关注到，创新不一定是技术上的变化，技术上的领先也并不意味着创新成功。

这些研究均无法解释一些外部环境相同的企业创新表现却不一的现象。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一些学者探索许多美国公司衰落的真正原因，由此开始关注创新的其他影响因素，如管理创新、服务创新和流程创新等。

总体而言，基于企业技术创新要素进行创新绩效评价是主流观点，诸多学者使用研发投入强度、新产品生产率、专利等指标进行衡量。

其中，研发投入强度和研发人员投入等侧重于从创新投入的角度来测度创新绩效；专利和新产品销售量、新产品生产率等指标侧重于从创新产出的角度来测度创新绩效。本研究沿用了常用的创新产出指标来衡量工业企业的创新绩效，采用多产出指标体系对创新绩效进行综合评价。

今日话题：浅谈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的效益问题：三个核心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