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这个屹立于东方大地、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宛如一座无尽的宝藏，孕育了无数令人叹为观止、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这些瑰宝不仅仅是物质的存在，它们更是中华民族智慧与创造力的璀璨结晶，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记忆。从古至今，它们见证了华夏民族的兴衰更迭，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是民族精神与文化的象征。
然而，在近代那段风雨飘摇、动荡不安的岁月里，中国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外来侵略，众多国宝级文物在这场浩劫中流离失所，远离他乡。其中，日本作为邻近的岛国，却成为了掠夺中国文物最为猖獗的国家之一，其行径之恶劣，影响之深远，至今仍是中国人民心中难以抹去的伤痛。
日本的劫掠行为，细细梳理，可大致分为三个臭名昭著的时期。首先，在清末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日本随同八国联军，如同饿狼般，对中国的文化遗产进行了疯狂的掠夺。他们无视国际法则，肆意践踏中国的文化尊严，将一件件珍贵的文物运回本国，作为战利品炫耀。
其次，在民国初期至全面抗战爆发前夕，日本又换上了另一副面具，以商业交流和学术研究为幌子，暗中在国内进行文物的倒卖与偷盗。他们利用中国人对文物的珍视与无知，以低价购得或干脆偷盗走大量珍贵文物，然后再以高价转卖给本国的收藏家或博物馆，从中牟取暴利。
最后，在七七事变后，日本更是撕去了所有的伪装，以武力为后盾，直接对中国文物进行了大规模、系统性的劫掠。他们像一群贪婪的强盗，所到之处，文物古迹无不遭受洗劫。据统计，在抗战期间，日本从中国掠夺的历代文物数量惊人，数百万件之多，其中包括数十万件国宝级文物。这些文物有的被运回日本，有的则在运输途中损毁或遗失，给中国的文化遗产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军队对中国文化遗产的掠夺行径令人发指。事变后不久，日军便对清代文溯阁内的《四库全书》进行了洗劫。1933年，日本山中商会的山中与其北京分店经理高田，勾结北京古玩商倪玉书，对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的石雕进行了残忍的肢解与劫掠。两年后，日本考古队在辽祖耶律阿保机寝陵的发掘中，盗取了包括耶律阿保机夫妇玉册残简在内的珍贵文物，并将其运往东京。
从1933年至1938年，日本政府支持的东亚考古学会在牡丹江渤海遗址进行了长达五年的挖掘，这次挖掘具有毁灭性，所有出土文物均被洗劫一空，数万件渤海文化文物就此流失，成为我国渤海文化考古史上的一次空前灾难。1937年初，日本又以考古为名，对山西云冈石窟的石像、壁画等进行了损毁和盗窃。同年，在七七事变之前，日本还以探险为借口，洗劫了敦煌藏经洞内的古籍，其中包括《古墓人体标本》、《人首蛇身图》、《李白文书》等珍贵文献。
1937年，日本在南京实施了“金百合”计划，专门盗掘古墓，掠夺中国历代文物，并搜刮了至少6000吨黄金。南京在此次劫难中损失文物26584件，其中包括7720幅珍贵字画和459579册书籍。同年和1942年，日军两次洗劫故宫博物院，共劫走珍贵古籍11022册、珍贵文物1372件，并对雍和宫内的金丝楠木进行了替换，同时毁坏了45公里的长城，将拆下的完整墙砖运往日本。
1938年，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成立了“学术旅行队”，在江浙一带公然盗掘文化遗迹。同年5月，日军又劫掠了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古物保存所、六朝墓、西湖博物馆等多处文物古迹，并挖掘了杭州附近古荡石虎山遗址以及吴兴钱山漾遗址等。1943年，日伪军将德都县境内的钟灵寺187尊铜像进行“献纳”，同时没收了五大连池附近庙宇的铜佛约200余尊。此外，溥仪为了讨好日本，还向日本关东军使领馆献出了大量自己珍藏的文物，仅在1945年3月23日就献出了200件。
1944年，日军更是将承德避暑山庄的宗境阁拆毁并盗运到日本。战后统计显示，从1931年到1945年抗战结束，日本掠夺的各类文物多达1879箱，其他文物更是数不胜数。仅根据日本自己战后的统计数据，被掠夺的文物就达到了360万件之巨。
此外，日本还毁坏了741处文物古迹和上千万册图书典籍，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是无数先贤智慧的结晶。然而，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它们却化为了灰烬，成为了历史的遗憾。
更令人震惊的是，东京博物馆竟然收藏了中国九万多件珍贵文物。这些文物大多被日本天皇所私有，或被置于博物馆中供人展览。对于中国民众而言，若要一睹自己国家的国宝风采，竟需远赴他乡，购票参观。这种讽刺与无奈，让人深感痛心。
例如，除了著名的《丧乱帖》外，南宋山水画中的杰作《潇湘卧游图》也被日本掠夺，并陈列于东京国立博物馆中。此画曾为乾隆皇帝所钟爱，其画风流畅自然，不见勾勒之笔，大片留白营造出山水朦胧、水天一色的意境，令人仿佛置身其中。其艺术价值甚至超越了《溪山旅行图》和《富春山居图》，足见其珍贵程度。然而，如今它却成为了日本博物馆中的展品，让无数中国民众只能隔着玻璃橱窗，遥望自己国家的国宝，心中充满了无尽的遗憾与愤慨。
这些中国的珍宝，如今被抢走流落日本，所以我们也只能说一句：等你们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