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唯一担心的是，我们明天的生活，能否配得上今天所承受的苦难”

《罪与罚》陀斯妥耶夫斯基

上学的时候，大多数人都被一个叫做“温水煮青蛙”的实验给骗了，青蛙没有那么傻，别说煮了，把它放在水盆里一会儿它就会想往外跳。但这个实验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心理过程的模拟，就是人在经受压力的时候的反应，心理学上叫做“压力-应激”。

如果压力来得很快，比如某人突然受到袭击，或者被惊吓，他会马上做出一个反应，比如反击或者逃跑。但如果压力是持续的、缓慢的，这种压力需要一段时间的积累，才会在受压者身上形成应激反应。

在这个春节假期开始之后，大多数的国人进入了一种“温水煮青蛙”的状态，没有感染疫情的人，却被舆情感染了。有人说新闻就是“让痛苦者安稳，让安稳者痛苦”。伴随着每天疫情的加剧、患病人数的增加，整个国家陷入了一种逐渐灰暗、慢慢痛苦的舆论氛围。

如果任由这种压力的积累，整个舆论会陷入一种逐步失控的状态，对信息的不信任、对相关机构的指责、谣言不断滋生、人心涣散。这一切终于在被称为疫情“吹哨人”的逝世那一刻达到了顶点。此前积累的所有压力，在这一刻倾泻，民意浩浩荡荡，以一种不可阻挡的态势，完成了第一次的“压力-应激”循环。

本以为这么强大的舆论会引起一波又一波的后续的应激，但随着“国家监委决定调查涉李文亮有关问题”之后，舆情似乎发生了质的变化，此前积压在所有人心中的抑郁、愤怒等各种情绪所积累的力量，好像在那一次爆发中全部用尽。就像那只青蛙，在某个温度奋力一跃，一切似乎就结束了。

而此后的两个变化，更是验证了舆情已经到达了拐点，从不断累积负面新闻、给人巨大压力的情况，转变为一种更加生活化、口语化以及平常化的舆论。有两个明显的证据：

拐点的第一个表现就是，病毒的正式命名。随着WHO给这个病毒一个明确的命名NCP之后，中文正式命名也确定下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简称“新冠肺炎”。在此后，大部分的新闻报道中，就普遍使用了“新冠肺炎”。

在此前的推文《从“新冠状病毒”到“新冠”，新闻视角下的历史切片观察》中就提到过——“随着世界的发展，我们往往对某一样东西的命名不但影响着对这样东西的了解，也同时受制于社会的科学、媒介发展、人们语言习惯的制约。”有了明确的命名，就意味着我们可以正视这个“敌人”，或者说我们已经更加了解它，征服它只是时间的问题。

这种简化也带来了两个问题，一是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到“新冠肺炎”，在压缩了命名之后，也压缩了这个命名的信息含量，原本很容易看出这种疾病是由于新型冠状病毒所引起的，但在“新冠肺炎”中，新冠就更像是一个名字，而不再代表进一步的科学分类含义。再一个是，“新冠”这种简化，也让这个疾病或者这场疫情的沉重感没有那么强烈，就好像你熟悉了梁朝伟之后，就不会直呼其姓名，而叫他朝伟显得更加熟悉和亲近。

舆情拐点的第二个表现是媒体已经开始了“戏剧化”的报道。

比如中国青年报的《互喊加油，四大“天团”会师武汉！网友：王炸来了，中国必胜！》——“北协和、南湘雅、东齐鲁、西华西”都去支援武汉了！澎湃新闻的《武当派，峨眉派华山派少林派来啦》。

这种“戏剧化”的报道模式，一改此前较为沉重的信息通报，伴随着新增确诊数量的减少，向人们传递一种胜利在望的潜台词，也在10号复工日之前给人们以更强烈的信心。

在《新闻：幻象的政治》当中，兰斯·班尼特提出新闻信息的四个主要倾向：个人化、戏剧化、碎片化、失序-秩序模式。而个人化、戏剧化的倾向一方面是会制造出受众更乐于看到的故事性的新闻，另一方面可以平复新闻观看者的情绪，将原本可能血淋淋的损失，转变为一种戏剧性的话语，让人有一种置身事外的感受。

无论是“北协和、南湘雅、东齐鲁、西华西”这种武侠式的描述，还是“武汉加油”这种拟人化的打气，都会让新闻的观看者出现一种观看“戏剧”的感受，而淡化对身在其中遭受痛苦的人的共情。这是一种看似有趣但实际上缺乏人道的新闻方式，当然这也是一种舆情控制的方法，将原本沉到底的公众情绪拉升回来。

“失序-秩序”模式是大多数新闻报道以及新闻事件的构成方式，大概意思就是一定是出现了什么问题，打破了原有的秩序，而在某种努力之下，确保恢复原来的秩序。就像911这个新闻事件，一开始是撞击的失序，随后是悲痛，然后开始回到秩序的重建、报复，最终归于原有的秩序。

这次的舆情，最开始出现了“失序”，但由于各种原因，机构的错误，公众的质疑，形成了一个“失序的漩涡”，公信力摇摇欲坠，在“吹哨人”病逝之后达到了一个爆发点，也成为舆情的拐点，在这之后，就进入到了“秩序”重建的阶段。

在接下来，我们将会看到发病数字逐渐被控制，对病毒认识的更加深入以及特效药、疫苗研制的进展，各地所取得的成绩，最终舆论将会回归在领导的领导下，在群众的努力下，我们又克服了一个困难，熬过了一次考验，向着更伟大迈进的熟悉语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