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是公认的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世袭制王权政治实体，不过，文献记载当中的夏朝和考古所呈现的夏朝其实并不一样。

《古本竹书纪年》记载：“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史记》说“帝尧之时，鸿水滔天”，大禹受命治水，历时13年成功。凭借着治水的不世之功，“帝舜荐禹于天，为嗣……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

按照史书的脉络，大禹最初是以罪臣崇伯鲧后人的身份治理洪水，耗时13年走遍九州最终成功，获得了舜帝的青睐被立为了继承人，从而建立了夏朝。

但考古发现却显示，在早于商朝的考古学文化中，只有河南偃师的二里头文化符合王朝气象，具备唯我独尊的政治影响力。

二里头文化是公元前18世纪以后的遗迹，距离尧舜所处的龙山文化时代还有200年以上的时间差，也与史书所记载的夏朝471年国祚不符。

所以，包括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在内，所有认同二里头遗址是夏朝遗迹的学者们，也都不得不承认二里头只能算作夏朝中晚期都邑，至于夏朝前半期在哪，还需要在龙山文化晚期当中去寻找。

而问题的症结点在于，早于二里头文化的龙山文化晚期诸多遗址，没有一处具有像二里头遗址那样的实力和影响力。比如被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推测可能属于夏早期都邑的王城岗遗址和禹州瓦店遗址，它们的面积分别是35万平方米和40万平方米。

而早于这两处遗址的晋南陶寺古城面积是280万平方米，湖北的石家河古城遗址面积接近350万平方米。城址的大小，直接体现的是聚落的人口数量和综合实力。

如果我们结合史书记载，“禹为姒姓，其后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将大禹时代的夏政权看成是一个由13个同姓血缘氏族组成的联合体，那么和王城岗、禹州瓦店遗址同属于王湾三期文化的的文化遗存，都可以归属为早期夏朝遗存。

不过即便如此，整个王湾三期文化遗存的总面积也只有2万平方公里，约和地级市河南信阳的面积相当。显然，在存在时空交错的同期诸多文化遗址中，所谓的前半个夏朝显得非常弱小和单薄，而且其政权组织架构也较为松散，和二里头时代的晚期夏朝相比，完全不在一个量级，很难将其视作广域王权。

《左传·哀公七年》有言：“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万国当然是夸大的说法，但从西周时华夏尚有诸侯一千八，也可以反推大禹时代的天下格局，大禹时代国家的规模与文明的空间范围都不会很大。

那么大禹仅仅通过治水，就实现对诸多实力强劲的不同方国的金字塔式控制，就很难理解了。

根据气象学研究显示，大约距今4200年（公元前2100年左右），欧亚大陆经历了一次气候异常干冷期，称之为4.2Ka气候事件。

这次事件导致极端异常气候频发，中国北方陷入大范围干旱，同时局部地区又出现短时间内的强降雨，引发洪涝。而南方长江流域因锋面长期徘徊，也大大增加了该区域降雨，使长江流域更易暴发洪涝灾害。

显然，这场因气候干冷引发的持续近200年旱涝交替，正是大禹治水的时代背景。不过，考古所呈现的场景，却并非像史书所描绘的那样，是大禹各部族共同治理洪水，从而建立起了极高威望，进而建立了家天下的夏朝。

事实上，气候异常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华夏大地不同文化族群普遍南迁。如地处内蒙古中部和陕北的老虎山文化大规模南下，原本的文化遗存在气候干冷期整体南移了近300公里。

也就在这一时期，雄踞晋南的陶寺遗址遭遇北方势力暴力入侵，王墓被毁、大量人口被杀。同样，原本地处豫中一带的王湾三期文化也突然向南挤压江汉地区的石家河文化，所对应的刚好是“禹征三苗”事件。

三苗，是上古时期与华夏、东夷并立的三大族群集团之一，其活动范围在以江汉平原为中心的湖广地区，实力强劲，尧舜时期一度北上占据了河南南部，创造了屈家岭—石家河文化。

然而，就在4.2Ka气候事件发生后，史书当中的三苗却突然大乱，古本《竹书纪年》记载：“三苗将亡，天雨血，夏有冰，地坼及泉，青龙生于庙，日夜出，昼日不出。”

史书所载，描绘的正是江汉地区出现的大规模洪涝灾害，三苗实力大损。恰在此时，同样受气候影响而渐次南迁的大禹族群与三苗爆发了了激烈冲突。

根据湖北天门石家河文化遗存考古显示，公元前2100年后，江汉平原及其附近地区的石家河文化全部被王湾三期文化所取代，其核心为王湾三期文化中的煤山类型（王城岗遗址为代表），大洪山南麓遗址由石家河文化时期的63处锐减到14处，石家河古城城垣还发现了惨烈的攻城战迹象。

方圆千里的石家河文化覆亡、城垣被毁，显然不是文化交流所能实现的，必然是发生了惨烈的战争。

大禹的这次以弱克强之所以能够成功，或许正是由于在大洪水特殊背景下，各大部族实力大损，而唯有夏后氏族群受影响最小，故而后世也流传有大禹善于治水的传说。

现有的诸多证据也已表明，大禹所处的龙山文化晚期，人们主要的生产工具仍以石制、骨制为主，代替人力的车辆还没有出现，大禹不可能具备治理黄河、长江这样规模洪涝的能力。

所以，大禹治水的范围应该且只可能局限在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和文化区域内，确保了夏后氏族群在大灾难面前，仍保留了较强的实力。如果我们单纯根据大禹在一小块区域里治个水就能得到天下，那显然是被史书字面意思忽悠了。

是历史给了大禹契机。

到公元前1900年前后，4.2Ka事件终结，东亚地区气候再次趋于温暖湿润，也就在这个时候，伊洛平原的二里头一带崛起了二里头文明。

根据文化属性分析，二里头文化的构成，既有王湾三期文化，也有晋南陶寺文化、豫东造律台文化、山东大汶口文化等诸多文化因素，二里头遗址俨然是一个“移民城市”。二里头文化是在以中原文化为本底、继承并创新诸多史前文化精粹的基础上而形成的。

所以，考古发现的夏朝就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面貌。

前半部分，受气候干冷影响，北方各处文化普遍南迁，而以大禹为首的夏后氏族群趁机完成了对三苗的征伐，占据了在当时更适宜生存和农耕的区域。这一时期，天下依然是一盘散沙，各自保命，所谓的夏朝，只是天下诸强之一。

后半部分，气候重新回归平稳，以夏后氏为首的各支族群迁徙回到了被洪水冲刷后拥有丰富腐殖质土地的伊洛平原，创造了二里头文化。这个时候的夏朝，已经成为唯我独尊的天下中心，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