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绍伟

我们这一代人正有幸见证着当代中国经济奇迹的来去匆匆。来去匆匆的原因是一体两面，大家自然都在思考。最近，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在《那一波经济增长是怎么起来的？一个基于底层逻辑的解释》一文里（见微信公号《老孙荐读》2024年09月15日》），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他的思考结果：“我想从经济底层逻辑的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什么是经济的底层逻辑？我想最重要的是三个基础性的问题：你想做什么，目标是什么；你有的条件是什么，面对的制约是什么；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这个目标？”简单地说就是：在特定约束条件下以什么方式实现希望达到的目标？

在孙教授看来，解决吃饭与民生问题是最重要的目标，持久和平的可能性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关键条件，放权让利形成的宽松环境和经济活力则是实现目标的具体方式。他认为：这三个因素看起来平平常常，但正是这三个平平常常的因素构成了中国经济几十年迅速发展的底层密码。如何才能走出低迷从而迎来新一轮的发展，则可以从上一轮经济起飞的底层密码中找到启示。简单地说就是：盯住民生问题，对内对外都别瞎折腾。

孙教授的思路非常有说服力，而且也有很大的代表性。但我这篇文章的目的则不在于肯定这些。我要进一步深究的问题是：经济兴衰的底层逻辑真的就是“在特定约束条件下以什么方式实现希望达到的目标”吗？这样的思路体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呢？

浙江大学政治学教授王正绪，在最近的一篇题为《厘清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基本差别》的文章中提出：“基于社会科学的立场看待人类的社会世界有两种视角，人类的社会世界究竟是独立于人的主观意识的，还是由人在主观感受或是在人的交流与互动中建构出来的？根据对这一问题的基本判断，我们可以明确社会科学的两个基本的存在论范式，即客观—现实主义和主观—建构主义。前者认为，社会世界里无论是物质的存在——比如制度、结构、收入水平等，还是观念性的存在——比如人的思想、情绪、理念等，都是独立于个人的观察和思考而存在的。相对应的，主观—建构主义范式则认为，人类的社会世界是由人的主观意识或互动构成的，不存在客观的、固定的社会世界。”（见微信公号《PoIiticaI理论志 》2024年09月15日》）

那么，孙教授的思路是客观现实主义的还是主观建构主义的呢？本文要提出的三个看法是：第一，客观现实主义和主观建构主义的社科研究范式区分是错的，世界当然独立于人的主观意识，但人对世界的研究必然是主观建构主义的，社科研究范式的区别不在于主观还是客观，而在于不同的主观。第二，孙教授的思路是一种普遍存在于多数社科学者的研究范式——客体工程论，客体工程论与主体博弈论才是两种基本的社科研究范式；客体工程论与主体博弈论都是主观建构主义的，但区别却在于是从抽象客体还是从具体主体去思考动机、权能、立场、费用和收益等问题。第三，从“特定约束条件下以什么方式实现希望达到的目标”去把握经济兴衰的底层逻辑，是一种流行和有偏差的客体工程论，只有主体博弈论的思考方式才能真正理解经济兴衰的底层逻辑。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从“特定约束条件下以什么方式实现希望达到的目标”去把握经济兴衰的底层逻辑所出现的偏差。当孙教授得出“盯住民生问题，对内对外都别瞎折腾”的结论时，他正是从抽象客体而不是具体主体，去思考动机、权能、立场、费用和收益等问题的。换句话说，在他的主观建构里，民生问题和内外政策，是一个超越具体主体的抽象客体，是一个外在于具体个体之外的总体存在；所以，它们仿佛都是可以被置于沙盘中进行无摩擦推演的棋子；在这个沙盘推演过程中，民生问题和内外政策的方向和性质，都在逻辑上被认为是单一和自明的，并且是游离于具体主体、个人或集团的客体存在（沙盘中的工程零部件）。经济兴衰的状况就是这种沙盘推演的结果。

这种客体工程论之所以依然具有一定的说服力，那仅仅是因为它确实能够反映特定主体的某种愿望，这自然也确实反映了一部分事实。与此相对，主体博弈论则更加全面、中肯和通透，因为它不会抛开具体的主体去讨论目标、条件和实现方式。所以，在解释经济兴衰的底层逻辑时，主体博弈论不认为“特定约束条件下以什么方式实现希望达到的目标”会是什么经济奇迹的密码。为什么？因为，问题根本不是目标，问题是谁的目标；问题也不是约束条件，问题是谁的约束条件；问题不是实现目标的方式，问题是谁要的以及谁能把控的方式。当年光绪皇帝搞变法，你以为慈禧反对变法吗？变法是个书面大旗，就跟改革一样谁都想扛着。问题根本不是要不要变法，问题是慈禧不要康党和乱党的变法。慈禧要的当然只是她说了才算的变法。可见，一旦你把自己想要的或自己以为社会想要的目标客体化，不同主体的不同诉求和博弈就被忽视掉了。想当然的客体工程论思路，就是整个中国近现代史论依然不着边际的根本原因，如今关于经济发展的流行思考也还是一样一样的。

当主体问题被突出之后，强权主体心中的民生问题和内外政策，就未必是弱权主体和无权主体心中的民生问题和内外政策。当民生问题和内外政策的方向和性质确实有利于推动经济发展时，客体工程论认为本该如此才行，而主体博弈论则认为，这不过只是因为三种主体的心目中的愿景碰巧重叠了。最根本的一条是，主体博弈论认为，强权主体维护自己的权力和利益才是核心问题，民生问题和内外政策的方向和性质只有在符合这个核心问题时才可能成为可以附带被认可的，而客体工程论则要么是有这个认识却没有那个思维去把这个简单认识纳入分析问题的核心逻辑，要么就是根本就没有这个认识（如有的经济学家到现在还认为走出经济困境的关键是货币而不是政治，有的政治学家则至今还在以抛开主体目标的思维去谈论大国现代化转型。这两个人大家都认识，我就不点名了）。

有了这些分析，我们现在可以回答本文题目所包含的问题了。中国的经济奇迹为何来去匆匆？因为，经济兴衰确实首先依赖于政府的能力、限度和作为（详见方绍伟：《君主不低头，市场经济就不存在》），当具体的强权主体所要维护的权力和利益能够使民生问题和内外政策的方向与经济发展相协调时，经济奇迹就可能出现，而当具体的强权主体任性而不思协调时，经济奇迹就只能见鬼去。这就是上文提到的“一体两面”，其中的一面是业内人都知道的：政治学的第一定律是，蔑视经济学第一定律；坏政策才可能是“好政治”。

只有这样冷酷和超然的思路，才能理解现实中普遍存在的无奈，也才能理解什么才可能是绝望中的希望。而对于多数学者来说，重要的是走出客体工程论的陷阱，要认识到客体工程论者所设计的图纸、所摆设的沙盘、所出的招，都会因为缺乏主体思维而成为海市蜃楼。历史不是某个主体的愿望结果，历史只能是不同主体的博弈结果。我们既不要低估强权主体的意志，也不要高估弱权主体和无权主体的能量。

（方绍伟先生系旅美制度学者，著有《持续执政的逻辑：从制度文化发现中国历史》《中国不一样》等书，另有《经济学的观念冲突》《经济增长的理论突破》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