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滔滔千百年，任何稳定太平的历史阶段，都有着良好的法治体系。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严密的法律系统向来代表着中央的核心统治力。而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的人口大国，对法制的研究就要有更全面考虑。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秉持忠厚温良传统的民族，向来是注重人文关怀、人情世故。这种注重人情关怀的历史性格，与严格强制的法律发展似乎形成了矛盾。
古言有云：“法不容情”。
中国古人在很早就将法理与情理进行了区分。毋庸置疑的是，严格的法律必不可徇私舞弊。但脉脉人情之中、文化传统之下，古代法制又要如何真正落实到法不容情这四个字呢？
回到百家争鸣的春秋时期，韩非子的权衡思想已经大放光彩。而深入观察，儒家文化与中国的法制亦有不可分割的关联。中国的法治思潮是在多元流变中滚滚前进的。
图|古代生活场景
一、先古之法，中华文明孕育的法制萌芽任何国家的制度都是要随着社会经济实际状况而变化的，一个历史阶段的生产力水平、文化氛围以及政治情况，都对制度的落成有着深远影响。中国古代法制也是如此，它携带着一个朝代特殊的文化基因，并且在变迁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全面。
古代法令的周全，在于它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农业种植中的作物税收分配，商业交易的大小规则，这些生活日常事务，都是与人们的利益紧密相连的。为了使社会利益和政治秩序得到保障，法令就必须要严格且全面的设计。
它的类别应该多元细致，执行也应该强有力。种种因素的交叉影响下，中国法制融合着时代精华诞生了。中国的法令，不论是文书典籍还是实施践行，都是有着极其细致多元的分支。想要了解和探讨古代法治体系，必须要从许多方面入手，并且对各个领域都有真实的观察体悟。
图|古代审讯
从现有的考古文献之中，就可以找到法制分支的可靠证据。谈到古代法律文书，古籍有言：“食货法律思想”又还划分出“军政法律思想”，宏观的政治系统之下，各级部门分工不同，依据的规范律令也就自然有所差异。
当然除了从法制具体分类来观察，还要再细看法律程序与步骤。
立法、司法最后再到执法，法律思想都古贯穿其中，这每个步骤也各有权衡。总的来说，司法条例、权衡制定、形式文书等等方面，都是组成整个法律制度体系的关键环节。
图|古代刑场
历史是一条纵深而绵延的线索，春秋始发到汉唐盛世，再到明清的历史转折。中国法律制度历经“从令至例形成明代律例体系”的变迁。
纵观法制流变，如今的良好体系是建立在历朝历代法学家的智慧成果之上。物质文明的线索与思想文化的线索相互交织，而法制流变的进程，离不开这两条历史的线索轨迹。
春秋时期，法治思想是从诸子百家的政治哲学思想中孕育而来的，它代表着学者们经世致用的政治抱负，秦朝大一统，商鞅变法又一次为中国古代法制的发展大大助力。这些典型的法制变迁节点，都是物质文化积淀的结果。
面对这些丰富多元的法律体制成果，学者们积极地进行研究吸收，试图以研究成果来更大程度的服务于现今的体制进步。
但根据事实，不得不承认的一点是，“五重五轻”的研究方式，其片面性是研究过程的一个缺陷。当古今学者面对如此繁复多元的古代律令，他们的研究视角当然无法一次性做到面面俱到。
在儒家哲学成为主流的社会背景下，其他各家的法治思想并不能够被充分地重视。这种偏颇的倾向是可以理解的，研究目的、技术手段有局限，学者的视域也就有待开拓。
图|古代法律文书
明代著名的学者曾言：“圣人立法，有经有权。”这句名言的意思是，圣君贤士所立之法，一定是周全完备的。简而言之，良好科学的法律体系，必须要有深厚的思想基础，还要有实际的权衡实践。
正如前文所言，法律研究其实就是社会政治经济研究，与此同时，也是思想文化研究。若人们的眼光，始终还停留在一些局限领域，那么，人们从古代法制遗产中收获的经验就会变得十分有限。
唯有跳出法制体系表面的条条框框，深入内部，观察文化内涵与背景典籍，秦汉以后的法律制度宝藏才会更加完全地被挖掘。
图|古代法场
二、汉清典律，古代刑令之中的法律流变当人们站在新的高度和深度看待中国古代法制时，日益丰富的文书经典，越发多元的法治实践，这些都把人们的关注重心引导向刑法思想的特质与演变。
西汉的法治思想有着重要意义，礼乐复苏、政治巩固，在儒家主流文化的支撑下，礼法以及刑罚便附有浓重的儒家思想色彩。但在国防、工商等法制领域，墨家、法家以及道家的法治思想却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西汉以来，中国古代法治思想便发生了方向与特质的转向。在日益淡化诸子百家的影响力的同时，人们开始了法律体制创新。在衣食住行、工商农政方方面面，先秦所留下的文化经验已经需要再改善，汉代的学者们正在开辟新的法制道路。
从法制的龙头环节来看，西汉以来的古代法律有着融合创新的特色。比如“摹略万物之然”以及“法道自然”的古朴思想，这种崇尚自然真实的思维，影响着立法的倾向。这些深层次的文化内蕴，在法律制度发展的初期，为古代的各类条例规定了特殊的基调。
真实自然、严谨公平的法律思想，源自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背景。而谈到创新改革，最直观的，便是法律文书的体例形式方面。“典例”、“律例”的出现，是法律形式的最新演化，关于民族之间、生活领域之间的种种法制关系，则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被人们重新考量。
图|古代法律文书
古代著名典籍曾经记载：“行政处分与刑罚分离”，这就是当时法律体系的变化之一。在行政管理、刑罚实施、经济财政等等不同领域，所依靠的法律都正在悄然地更新换代。
虽然儒家文化在古代社会有着重要地位，但法治思想并非与孔孟文化完全同向。古代大儒提倡仁义礼制、宽恕慈悲，但法律思想却是严格苛刻、赏罚分明。
商鞅变法在重农抑商的轨迹上展开，明清时期又有着重罪从重的法律规则，而对于伤及礼乐的事件，只要不威胁到统治者的利益，基本都从轻发落，这就是与原先儒文化的不同之处。
图|古代讯问场景
纵观明朝的法律体系，在法治演变的长河中，它们都生发出了全新的意义。
“明刑弼教”思想便能够将法律体制的创新演化，体现的淋漓尽致。在大宋年间，社会治理仍然还是比较强调教化熏陶，在王道与霸道的分岔路口，上层管理者仍然注重德的方面，并以仁德为制度体系构建的主要支柱。
所谓“明刑以弼五教，而期于无刑焉”，“明刑弼教”思想的演变，就是法治思想演变的缩影。在儒学集大成者朱熹的阐释里，法治思想的创新充分展现，在宏观的伦理规范之下，法律的演化线索朝着“德主刑辅—刑教并重”的方向开始迈进。
图|古代升堂
历经了春秋先秦的割据，两汉南北朝再到明清时代，千余年的法律进化历程，体系制度的覆盖方面日益全面，各类条例刑罚也更加细致科学。
在礼法兼具的法治思想影响下，会审慎刑的体制也日渐成长起来。魏晋到大宋，家国政治所依据的法典主要呈现出两头并重的趋势，律令与法典结合就是国家大法。而此后直至明清，固定的法规和权变之法成为了国家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言“经者，一定之常。权者，不测之用”，如是言也。《诸司职掌》以及著名的《大明律》都有着这一法治思维当时痕迹。
最后，谈到清朝的法律制度，必须要全面分析刑事案例，与此同时，也要注重对规范文书以及条例格式的研究。
在大清法制中通行文书是被广泛运用的一种法典形式，它的出现是为了将庞杂繁复的清朝社会稳定，在经济生产方方面面日益多元发展的社会背景之下，人们需要有着一定普遍适用性的科学法令。清朝的通行法典，指的就是在皇帝命令之下，由有关部门颁布实施的条例。
这些法律规范的设立，综合考虑了以往案例、社会状况、百姓生活等等，一经落成，它们便是通达普遍的，比起地方上过于细致的准则和规范，它淡化了特殊性，而增加了法律制度的实施效用。
图|古代审讯
三、尚书规范，典籍律令蕴含的法理文化如今的法律有着民法、刑法、诉讼法等等细致的分类，不同法律对于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发挥着特殊作用。
在《周记》中有言：“六卿分职，各率其属”，古代管理制度所属于的领域不同，官吏的职责与职能也就有所差异。古代对于人民生活最重要的两件大事，就是祭祀与战争。祭祀对于普通民众而言，是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重要仪式。
再看战争，则是一种原始的家国建立，在疆域、政治还不稳定的时代，寻求大一统的征途必定要历经一些战事。战争的开展，关系到上层建筑与中央权力的分布，也关系到老百姓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祭祀代表着一种典型的古代礼乐体制，它孕育了民生礼法；而军事则代表着国防刑事，它孕育了军法，也就是最早期的刑法雏形。
图|古代审讯
人情世故的中国，任何体制都离不开平凡日常，法律也是从年年月月的日常中脱胎的。要真正的探究中国古代的独特法制语言，就要深入生活。
单纯的停留在“礼法语言”是不全面的，中国法制必须还要关注到“道法语言”，而道法的最早文书呈现，就是人们都知道的文学经典《尚书》。言之于此，很多人难免发出疑问：“《尚书》难道不是一部史书吗？为何会是法书呢？”
其实，这本经典一方面记载着尧舜以来数年的历史过程、典故事迹，但若穿透内容，从语言形式、组织体例来看，《尚书》已经有着“道法合一”的特质，从这个层面出发，它无疑是一部“法典”。
长久以来《尚书》的法学地位可能都被大家忽略了。但放眼历史长河、纵观古今中外，这本经典作品确实有着超越性的法律特质。
世界上被广而流传的《汉莫拉比法典》《摩奴法典》，都是作为法制研究不可忽视的文书，在法史长河中，它们有着极高的价值。但却很少有人知道，中国的《尚书》在法律叙述体制上远远超越了这些外国法律典籍。
不论是其中展现的“典”、“范”、“诰”、“刑”等等丰富语言形式，还是多元深入的法律体系构架，都是世界上那些大有名声的法典所没有的珍贵一面。
图|古代法律文书
“书愈古者，伪品愈多。”越是有着较高历史价值的文书，越会面临仿写、误读的危机。对于中国法律制度的研究，离不开对诸如《尚书》此类文献的挖掘。
在真实可靠的原作之上，人们只要抛却一些对这本佳作的固有认知，并以崭新的视角去看待它，就可能惊喜的发现这本身列“六经”之中的典籍，有着常人没有发现的神秘一面：法典的光芒。
这部古代经典，既是历史文化的记载者，又是法制文化的引路人。它在悠悠历史的深厚土壤之中，埋下了富有生命力的法的种子。在规范、体系化的法体语言之间，传统文人的诚与美也同样熠熠生辉。
图|古代升堂
结语“内圣外王”是中国古代传统文人的人格追求，也就在说话做事、做人理政的时候，既要有规范、强有力的典范法制，也要有至诚至仁之心。
在法治发展上，中国学者亦是如此。这是为什么呢？就像古典戏剧《窦娥冤》的故事呈现一样，在法理社会的体制下，为何人人还要、还能将人情悲悯提升到一种至高的位置呢？
不得不承认，对比起理性萌芽的西方，他们严谨、客观、理智的思维特质似乎不能够完全的适用于中国古代的社会发展。
中国人生活在辽阔的疆域，生发出繁复的民族谱系，人与人之间的交际，架起的就是一座座历史文化前进的桥梁。法制文化在中国散发光芒，但法理却也是从情理中一步步酝酿成长的。
人情世故、法网恢恢，它们冲撞、发展着，在很远的未来，仍然是等待人类去挖掘探究的课题。
图|古代法律文书
参考文献《孔丛子》
《尚书传》
《论语注》
《孝经注》
《夏官司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