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在长期动乱中，由于民族斗争十分激烈，各民族间的相互往来更为频繁和密切，因而大大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进程。因此，晋代的民族问题,在中国民族发展史上,占有颇为重要的地位。

晋代南方民族种类繁多，其中主要有越，蛮、僚、巴、爨等族。分叙如下，越族湘广诸州特别是岭南地区有越人。史有“南临蛮恩”、“于蛮越”之辞，可证。越人居地，或称作南越。这是因为西汉南越王，赵伦曾在岭南建立过南越园所致。

越人又有泛称爽人者。如，《晋书·食货志》，“广州爽人宝贵铜鼓”，《晋书隧修传》，安南将军、广州收滕修“在南多年，为边爽所附”，均是。此外，还有属于越人系统的扬州境内之山越。山越为春秋战国时越王勾践之越的后商。极盛于三国时期，晋初仍有活动。

据《资治通鉴·晋纪一》载，武帝泰二年“永安山贼施但，因民劳怨，案众数千人，劫吴主弟弟永安侯谦作乱，北至建业，众万余人。”拨。“山贼”一词，即是从事反抗活动的山越人的污称。可见，其时山越尚有相当势力。

《魏书·金传》有极为概括的叙述。它写道、诸蛮本居于江淮之间，依托险阻，部落滋蔓，布于数州。自刘、石乱后，诸蛮无所忌惮，故其族类，渐界北迁，陆罪《今河南酱县东北，以南，满于山谷”，可见，其分布地城其广，大抵以江、汉、南水流域为中心。

晋代豪族势力最大的有下列几支，西阳蛮。关于西阳蛮的来源与历史，胡三省在《资治延整》注中说得极为明白。他说，“汉和帝永元末，巫蛮反，讨降之，徒置江夏西阳诸资是也”，即由汉代的属于京君蛮系统的巫蛮演变而来。

义阳蛮。据《晋书·张吕传》载。张昌“本义阳蛮也”，“太安二年，吕于安陆县石省山屯聚”，后举兵反，国号汉，建元神凤，势力盛极一时。《南齐书·高帝本纪下》有“讨樊、邓诸山查”、《南齐书·张敬儿传》有“伐察阳诸山蛮”的记载，这也可以证明襄阳一带向为山奋聚居之地。

漳蛮。《晋书·想玄传》有“沮、漳蛮”之句，说明江北的沮水、漳水县为蛮人居地。天门蜜。据《南史·蛮传》截，“宜都、天门、巴东、建平、江北请郭蜜所居皆深山重阻，人迹罕至焉。前世以来屡为人患。这也可作晋代天门地区为蜜人居地的有力佐证。

武陵蛮。《晋书·脚侃传》这“王贡精率三千，由武座江，诉五误夷”。至于五溪蛮称谓的由来，群道元说得极为阴白，“武陵有五溪，谓雄溪、操溪。无溪、酉溪，辰溪其一焉。夹溪悉是蛮左所居，故谓之五溪蛮也”。归结起来，晋代蛮恢分为两大类。

一是以白虎为图勇属于案启蛮系统的西阳套义阳蛮，这文宦人至南朝时称为豫州蜜。一是以犬为图骑的网谓盘领资系统的山蛮、沮津蛮、天门蛮、武陵蜜，至南朝时，山查、沮漳查称为雍州蛮，天门蜜、武骏蛮称为利州蛮。这是晋至南朝时蛮族演变的大致情况

巴族巴人聚居于四川巴地。《水经注·潜水》在潜水出巴都宕华县条下释，“具以延熙中分巴立宏渠，都盖古篆国也，今有资城，县有渝水，央水上下，些察民所唐。”可证。

汉时。巴人不输粗，每户只纳“钱”四十文,巴人呼赋为实,故又名“突人”三国时，魏武克汉中，《猥人》李氏将五百余家归之，拜为将军，迁于略阳北土，号日巴氏。略阳一带本为压人居地，氏人内迁，突人进入，故合称“巴氏”。西春末这支在泰特率领下返回巴罚，建立了成国，由此可见召代巴人势力之盛。

僚族关于僚族的敞属、分布与历史状况。田道元说，“水出巴渠蔡中，东南流经汉丰县东，清水注之，水源出西北巴渠县东北巴岭南张中，即巴渠水也”。除蜀地外，南中有蔡。如，《晋书·武帝纪》载,太康四年六月，“制撰二千余落内属”

爨族，西晋以来，今云南东部诸族,大多处于当地西帅躲氏的统治下，故被统称之为爨人。人又分为两舞白爨和东舞白爨。其分布地城，据《蛮书·名类》载，“在石城（今沾益)、昆川(今尾明)、曲辄（今明至昆明间)、晋宁（今地)、喻(无考)、安宁(今地》至龙和城《老关)，谓之西爱。

在曲州(今曲靖)、弥鹿川(今师宗弥勒一带》。升麻川（今寻)、南至步头（建水)，谓之东爨”。换言之，西露分布在今沾益、昆明、酱明、晋宁、安宁，西至老鸦关一带，东经则北自寻甸、曲策，本经师宗、弥制，南达建水等地。

晋王朝为了加强对民族地区的统治，设立了专门治理夷的职官和机构。其中主要有蛮夷校尉、中郎将、护军等职。下面拟就其设置的地点、经过、原因、职能、属官诸力面，分别加以概述。

南蛮校时。其始是“武帝置南蛮校于充阳”。其后有所变化，元康中“南蛮校时为期州刺史”，“及江左初，省南演校尉，寻又置于江酸”。晋代南蛮校时多由荆州刺史兼领。也有由郡守兼领者。如，陶称为“南平太守、南蜜校尉”，庾翼“迁南蛮校尉，领南邵太守”，太尉刘裕“以南郡太守到彦之为南蛮校尉”。

也有不由刺史、太守兼任而另委人专任者。这就是“晋宋之际，刺史多不领南蜜，别以重人居之”之谓。更可异者，有二人同时并领南蛮校尉者。即南蛮校分别由荆州刺史江州刺史二人兼领。制州刺史领南蛮校尉，这是通例，问题在于为何江州刺史恒冲同时也领此职。

笔者以为，这是由于。桓冲被委以监荆州之江夏随郡诸军事之任，而这些地区恰好正是西阳密出没之地，为重其镇摄蛮人之权，故有此授。诸蛮夷校尉均各有“长更”、“司马”。南蛮校尉也有此类属官。其中主要记有南蛮校时刘弘“遣南长史陶侃为大都护”，杜曾官“至南蛮司马”，“南查参军庆彬”。

“僧施为南蛮校尉后军司马”;太尉刘裕任命南蛮府官属，以“张邵为司马,领南郡相，冠军功曹王县首为长史”信。关于南蛮校尉府属官的地位。向从司马升任校时，以高级武官职左卫将军为长史的事例中，可见其地位之重要。

宁蛮校尉。其设置较晚至南朝时，由于襄阳县有南北相争的重要战略地位，随之宁蛮校尉的地位也日趋重要。此为自晋至南朝，宁蛮校尉一职所发生的重大变化。

西夷校尉时，胡三省则说，“晋置西灭校尉于议山”专为对付益州北部的美人而设。其时关人势力甚盛，据《资治通签·晋武帝泰始八年》载，“汶山白马胡侵掠诸种”，《资浴通器·晋惠帝永宁元年》载，“汶山美反”，均可证。

最后，尚需指明的是，由于蛮爽校尉往往由将军、所在治所刺史兼领，故合称为“三府”。如，《资治通鉴·晋怀帝永嘉四年》载:“三府官属表巴东监军南阳韩松为益州刺更”，胡注:“三府,平西将军府、益州刺史府、西戎校时府,皆罗尚兼领也。”

晋代也有镇蛮护军县加西阳太守之例，见于《晋书》记载有，超玄“加都督司跟二州军事、领镇蜜护军、两阳太守、假节”，机石秀“为宁远将军、江州刺史、领镇蛮护军、西阳太守，居寻阳”，桓冲“除廉扬精军、镇蜜护军、西阳太守”，后“迁威将军、江州刺史、领镇蛮护军、西阳、逃二都太守”。

还有加安丰太守者、如,刘敏宜，安帝时“迁敏蛮护军、安丰太守、梁国内史”。按安丰与西阳地域相邻。以上事例说调，镇变护军一职晋代已有之，它专为对付西阳蛋而设。

晋王朝对南方诸族的治理要点表现为:政治上，通过查酋实行统治，经济上，对租赋猖役取照顾之能，军本上，组织和使用查兵。其目的在于达到巩固晋王朝在南方民族地区的统治地位。

以盗黄为长。以蛮爽案居的南中之地为例，《新唐书·南蛮传下》两蛮条载，西婴“七世祖晋南宁太守”。《资治通鉴·晋熬帝建兴四年》线，“宁州刺史王逊，产猛举诛杀。五月，平爽太守雷、平乐太守董箭帅三千余家频”，此率其部族叛的平爽和平乐太守，当为本地士酋。

据《书，吕凯传》裴注引《蜀世谱》曰，“昌解后为晋南党校附，解子及孙世为永昌太守”。以上材料说明，晋王朝为了笼络少数民族首领,故往往不用“王官”,而由“蛮首”担任少数民族聚居地的行政长官，甚至新设州哪“位号”，以“授蛮酋也”。

役贡纳之法。晋王朝对民族地区征收租调是有定制的。据《胥书·食货志》载:“制户调之式:丁男之户，岁输纲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员为户者半输。远者三分之一。夷人输餐布，户一匹，远者或一丈”，“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户三解,远者五斗，极远者输算钱，人二十八文”。

从中可见，英人的户调不及议区的三分之一，远爽不交田税，只输义米或算钱。这体现了晋王对民族地区的照顾。遇天灾，还有免征边那户调之例。民族地区的宿役也较少。如《晋书·唐传》软:“广州南岸，周旋六千余里，不底者乃五万余户，及桂林不腮之辈，复当万户。至于服从官役，才五千余家。”

可见，广州、桂林等“蛮越”之地，服役者只占极少数。因此,时人往往把是否输赎服投作为区别汉民与南方少数民族之人的标志。如，《晋书刘毅传》有刘毅“经涉蜜，音”一语，胡三省对此释道:“西阳上下群蜜所居之焰，调之蛮，其为王民应租税征役者，谢之晋”。

换育之，未成为背玉朝菌编户齐民者即为蛮爽之人。这也可说明，晋王朝对南方诸族的控制是较为松驰，并不强求其交租服役仅是凤磨而已。土首需纳土贡。据《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太康三年置南夷校尉，统五十八部爽族，“每夷供资南爽府，入牛金榜马，动以万计。”以上均为任土作赋的例证。

总的说来，南方诸族的赋役负担显较轻，但由于晋王朝散视少数民族，加之地方官吏的盘剥，故其所受的剥削还是前重的。据《晋书·宜五王传》载，都督荆州诸军事、镇南大将军新野庄王献“为政严苛，蛮夷并怨”。

又据《晋书·贾充传》载，严帝诏书中在谈及秦凉二境“异类变动，害及中州”的原因时，曾指出。“诚由所任不足以内打夷、夏，外镇丑逆，轻用其众而不能尽其力”所致，这虽是针对北方民族而言，但同样适用于南方诸族的一些情况利用蛮兵。

早在曹魏时，就曾大规模的召募少数民族之人为兵。据《晋书·段灼传》载,晋武帝时，段灼上书云，“营伐罚，陈取凉州兵马、光胡健儿，评以重报，五千余人，随艾讨破，功皆第一。”晋王朝建立后，袭用此策。主要表现为，组织少数民族武装。

以蛮兵供成阵据《华阳国志·大国志》载，“太安元年八月，（李)众攻（岁)尚军，尚失利，没其甲器，南爽校时李毅造安兵助尚”，此为晋以南夹校部领的安兵用作攻打霍民反抗斗争之例。

最后，必须指出的是，晋王朝除采取上述抚纳政策外，也曾对南方诸族进行大规模的诛系与掠夺。如南夷校时、宁州刺史王热“征伐诸灭，俘减干计，获马及牛单数万余，于是莫不服成行南土”

晋代，南方各族人民进一步融合。促进融合的因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战争晋与北方政权，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双方展开了对南方争夺。据《资治通鉴·晋平武帝宁康二年》载。“五月，罚人张育、杨光起兵击袭,有众二万，道使来请兵。

秦王坚道镇军将军邓美帅甲士五万讨之。益州刺处竺瑶、威远将军相石皮帅众三万攻升江,姚类兵败,退电五坡。这说明，南方诸族在卷入南北争战的过型中。不仅切断了各族之间的关系，而且，在中国历史上也发探看日益重要的作用。

西晋末年，发生了两次规模大的南方各族人民的起义。一次是富人李特领导的在巴蜀地区举行的流民起义，在这次起义中，李特之子李雄攻入成都，称帝建国。一次是义阳蛮张昌在江夏领导的流民起义，参加者达几十万人，势力扩及荆、江、扬、徐、豫五州之地。

参加起义的汉族与南方少数民族的人民，有着共同的斗争目标和息息相关的命运。他们在反对西蛮统治者的斗争中，消除了民族之间的隔阂，缩小了民族之间的距离。

大批汉民流入民族地区。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有下列三种原因:其一、逃避赋役。就是说，由于民族地区赋役轻于汉区，甚至可不输赋供役、故苦于“侵扰不已”的汉民，纷纷“速选”而入。其二，因犯法而亡匿。与爽至厚者，谓百世耶，恩若骨肉，为其通逃之数。故南人轻为祸变，恃此也”。

可见，亡医者不仅有受统治者迫害的劳动人民;而且，也有因统治集团内部互相倾轧而失利的上层人物。其三、世乱策徒。这些汉族移民，结成了“与灭至厚”的关系，并带来了先进的经济、文化，广州类民因东土流民而“知铸造之利”，就是有力例证。

晋政府的某些措施。其中以兴修水利和移民二事最为突出。据《晋书，桓玄传》载，荆州刺史“移沮、流蜜二千户于江南，立武。”这些被强制迁往的蛮人，对开发和经营江南做出了贡献。上述措施，显然有利于南方民族的社会发展。

总之，通过晋代南方各族人民的融合，接近汉区的蛮夷越来越多地与汉民一样成了封建国家的编户齐民。《北史，骤传》载，晋代傲人“与夏人参居者，颇输租赋:在深山者，仍不为编户。”可证。在经历了西晋、南北朝的历史发展以后，到了南朝、南方诸族则“皆列为邯县，两之齐人”了

晋代南方民族种类繁多，越族湘广诸州特别是岭南地区有越人。郭蛮所居皆深山重阻，人迹罕至。巴族巴人聚居于四川巴地。僚族自汉中达于邱竿，川洞之间，所在皆有。种类甚多，散居山谷。爨族，西晋以来大多在今云南东部诸族,大多处于当地西帅躲氏的统治下。晋王朝为了加强对各个民族地区的统治，设立了专门治理的职官和机构。政治上，通过查酋实行统治，经济上，对租赋猖役取照顾之能，军本上，组织和使用查兵。其月的在于达到巩固晋王朝在南方民族地区的统治地位，体现了晋王对民族地区的照顾。晋代，南方各族人民进一步融合的因素：战争（晋与北方政权，为了赢得战争的胜利,双方展开了对南方争夺。）；汉族移民，结成了“与灭至厚”的关系并带来了先进的经济、文化，促进了晋代的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