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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武帝天监(502年~519年)年间，特别是在前期，梁王朝在内政建设方面的成绩是十分突出的。应该说，这跟梁武帝勤政不怠的努力分不开。

梁武帝即位前后，颁发了大量的公文，其主旨是：抨击齐末种种弊政（如淫奢之风，苛急之刑，主昏臣佞之失等），声明拨乱反正、移风易俗的决心。

其中给人留下印象最深刻的是，他要率先海内，以身作则，“请自孤始”！

就一代帝王而言，梁武帝俭约自处，躬自实践，弥足可称。这不单在梁初是如此，可以说他整个在位近五十年间都做到了，确实是难得的。我们很难说他在这方面言行不一，是个伪君子。

直到晚年，他在《敕责贺琛》、《孝思赋》诸文中，还自豪地以此“颇自许”。

平心而论，他节俭自律，清心寡欲，近乎苦行，也是不争的事实。比如，《梁书》卷五三《良吏传》讲，梁武帝“身服浣濯之衣，御府无文饰，宫掖不过绫彩，无珠玑锦绣，太官撤牢馔，每日膳菜蔬，饮酒不过三盏，以俭先海内”。

他即位前许诺要“斫雕反朴”（中兴二年令)，以“化下“风从”，改变浮靡的社会风气；即位初表示“取监前古”，“斟酌前王”，“务在澄清”，目的是要以此“致王业于缉熙，被淳风于遐迩”（天监元年诏），决心也很大。

他自觉而固执地想通过自己“省事清心”，为天下臣民树立楷模榜样，影响整个世风，但实践证明真正效仿他的人并不多，因此他屡屡下诏慨叹“缺于治道”，“政道未明”云云，总是不满意现实政治的运作情形。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通鉴》卷一四七记载，天监八年(509)梁武帝准备在会稽山（今浙江绍兴南）、国山（今江苏宜兴西）举行封禅大典，当时有位礼学之士许懋曾上书非议，指出“若是圣主，不须封禅；若是凡主，不应封禅”，“至于封禅，非所敢闻”；梁武帝能够随即“嘉纳之”，封禅之议“由是遂停”。

毫无疑问，天监中尤其在初期，梁武帝的威望日增，皇权振作，不仅境内安宁，百业兴旺，而且朝廷整肃，政治井然。

梁代刑法总的讲比较宽恤，尤对宗室大臣百僚为然，几近乎宽纵。

《梁书》中特立《良吏传》而无《酷吏传》，大体是能说明点问题的。

《梁书》本纪上讲，梁武帝即位前下令，齐末“凡昏制、谬赋、淫刑、滥役”，要“悉皆除荡”；而“诸诤讼失理”、“怀冤抱理”之积案，则需“精加讯辨”。入梁之后，加紧制定刑律，督责审理案件，史书载之多矣。

天监元年(502)四月新朝伊始，梁武帝连下二诏，事关狱讼。

前诏以周、汉旧典为式，提出以金（或粟）抵罪赎罪的讼理原则；后诏命“公车府谤木、肺石傍各置一函”，专门收集议政之言与投诉之案，颇显开明之处。

同年八月，梁武帝又命蔡法度着手对齐代王植之集注的旧律加以增删损益，以制定新律；命朝中大臣王亮、王莹、沈约、范云、柳恽、傅昭、孔蔼、乐蔼、许懋等九人，共同“参定律令”。次年四月，蔡法度表上新律二十卷、令三十卷、科四十卷。

《梁律》的指导思想是以赎停罚。律、令、科详细规定各种罪刑赎金入绢的数目，以代替严厉的处分，具体内容在《隋书·刑法志》里有记载。

但是，新律仅实行一年多，赎罪代罚的弊端就显示出来了。

天监三年(504)六月，武帝下诏感慨“居今行古，事未易从”，意识到赎罪有弊端；十一月又下诏“除赎罪之科”，宣布停止施行。

同时，在此前后，强调“明慎用刑”，敕命诸州“月一临讯，博询择善，务在确实”；并派出使者巡行州部，“其有深冤钜害、抑郁无归，听诣使者”，要求地方官及朝廷有司明察下情，处理好刑狱案件。

梁武帝经常“亲览”刑狱之事，提倡“惟刑是恤”、“大小以情”，强调“优减旧格”，特别是对宗室权贵，犯了罪不作处罚，包庇袒护。

因此，天监十年(511)有位秣陵老人就挡住武帝车驾上诉，指陈刑法“急于黎庶，缓于权贵，非长久之术；诚能反是，天下幸甚”(《隋书·刑法志》)。

其后，梁武帝在“急于黎庶”方面作了调整：

十一年(512)正月，下诏停送家有老少的罪犯之家连坐远谪服役的旧制；十四年(515)正月，下诏除劓（割鼻）、墨（脸上刺字）等肉刑；从《梁书》本纪记载可知，此后几年仍频有诏书，于妨农伤民的诸多弊政滥刑（如狱讼冤滞、守宰侵渔、赋输偏重等），也作了一些改革。尽管“缓于权贵”一仍其旧，但在“急于黎庶”方面确有“宽恤”的让步。

总的来讲，天监年间特别是初期，梁武帝励精图治，拨乱反正，成绩不小。

天监七年(508)正月，宫城端门、大司马门外作成神龙、仁虎阙，当时文人陆倕受命为文《石阙铭》，歌功颂德，喧染盛世，文饰有词，但从中反映的梁初国泰民安、京城繁荣的气象，以及士民欢欣的心态，基本是事实。

汉魏以来，士族的特权地位一直沿袭不变。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门阀制度形成了传统。笼络高门士族，维护门阀制度，这也是梁武帝既定的方针政策，他的统治需要来自高门大姓的拥护和支持。

朝中清官显职，武帝自己承认仍旧是“第一（等）官当用第一（等）人”。天监五年(506)正月，梁武帝下诏：“凡诸郡国旧族邦内无在朝位者，选官搜托，使郡有一人。”

天监七年(508)颁布的“九品十八班”官制，就是意在区别士庶清浊。为使“冠屦无爽，名实不违”，梁武帝即位之后，特别“留意谱籍”，诏命王僧孺“改定《百家谱》”，以正谱牒讹误。这些都是从维护世家大族的利益上着想的。

无疑，世族子弟的入仕居官，是会格外照顾的，清选不说，不到二十岁就步入仕途的情形亦非特例。梁武帝于梁初一见谢览、王暕二少年，不由地诗兴大发，竭力赞美二少乃“名家”之“后进”，日后俱可成为“栋隆”、“国华”，可谓奖掖有加。

在对待王、谢等世家大族方面，最能说明梁武帝的真实态度的证据，莫过于婚媾：

梁武帝的子女结亲都是高门，他的宗亲子弟也是如此。

即位之前，梁武帝尽管曾经对相沿的“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以过立试吏”旧制，予以抨击：“此实巨蠹，尤宜刊革”。

在《通典》卷一四论及梁初选举之制时，也提到了“梁初无中正制，年二十有五，方得人仕”，对后门寒庶子弟入仕限制作了一点变动。但这一规定既不关士族子弟之事，也没有实行多久，天监四年(505)正月重新下诏，宣布恢复原先实行的“限岁登朝”旧制。

因此，优借士族，梁初就很明显，随着梁王朝日益稳定，日后这种倾向将更加突出。颜之推《颜氏家训》中记载梁朝全盛时期世家子弟腐朽堕落的情形，看了让人怵目惊心，也是最好不过的例证。

但是，还应该看到，梁代于天监年间在选人任官上确有一些重大变化。

优借士族而外，注重所选人士的实际才能，也破格起用了一些寒庶子弟。

比如，《梁书·武帝纪中》记载，天监七年(508)二月下诏：

“于州、郡、县置州望、郡宗、乡豪各一人，专掌搜荐”。

再如，八年(509)五月又下诏：

“其有能通一经，始末无倦者，策实之后选，可量加叙录。虽复牛监羊肆、寒品后门，并随才试吏，勿有遗隔。”

十四年(515)正月仍诏：

“…博采英异，若有确然乡党，独行州闾，肥遁丘园，不求闻达，藏器待时，未加收采；或贤良方正，孝悌力田，并即腾奏，具以名上，当擢彼周行，试以邦邑。”

十五年(516)正月诏提出：

“守宰若清洁可称，或侵渔为蠹，分别奏上，将行黜陟”。

这些诏文不完全是一纸空文，重用寒士有例可援。

《通鉴》卷一四五记载，天监二年(503)范云死后，梁武帝挑选了寒门人士徐勉、周舍二人掌管朝中机要，看中的是他俩的办事效率和旺盛精力。

还有如朱异其人，原先也没有什么根基，梁武帝看上了他的才能，对他格外信任，几十年陪侍左右，参预朝政。

应该指出的是，梁武帝所谓起用“牛监羊肆”之辈，多指寒门士族子弟，真正属于最底层的庶族的人士并不多，特别是显达者更少。

《南史》卷六一《陈庆之传》讲：“梁世寒门达者唯（陈）庆之与俞药。”

俞药的情形不明，而一代名将陈庆之的发迹是因为他会下棋，能够陪着嗜棋不怠的梁武帝“从夜达旦不辍”，因而受到武帝的恩宠，由卑微的地位渐次荣显起来的。这大概就是徐陵所言“天子所拔，非由选序”的特例。

总之，梁武帝沿袭优借士族的传统，竭力照顾高门大族的既得利益，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同时改进吏治，重视才能，大胆提拔，重用寒人，委以机要，以加强政权建设。

东晋以来，江左兴学时断时续，坚持得不好。

以宋、齐二代为例，宋武帝永初三年(422)曾下诏“弘振国学”，但他同年病死，此事遂寝；宋文帝元嘉十九年(442)方立国子学，二十七年(450)又因北伐罢学；宋明帝大明五年(461)虽下诏“来岁可修庠序”，其实并无下文。因此，刘宋一代六十年间，国学只办了九年(442~450)。

虽然刘宋有立“四学”(438)、置总明观(470)的举措，但“四学”之立，意在学术分科为玄、儒、文、史，跟贵学兴学还不是一回事，而总明观也不过是总管“四学”的机构，更无兴学之实绩可言。

而且，“晋世以玄言方道，宋氏以文章闲业”，晋、宋二代经学不纯，清谈玄言成风。

再看齐代二十三年间的情形：齐武帝在位期间，自永明三年至十一年(485~493)办了九年国学，形成江左以来一时之盛，儒业稍振，其间大学者如刘谳于京城收徒讲学，梁武帝当年就受业门下；至于此前齐高帝建元四年(482)、此后齐明帝建武四年(497)，各有下诏立学的虚文，并无实际行动。

宋、齐二代，国学前后办了两次各9年，共计18年。特别是，齐末明帝“不重儒术”(《梁书·伏曼容传》)，东昏侯“不喜书学”，京师教学沉陨无闻。

有学之士如吴苞其时已卒，而陶弘景、沈麟士、谢朏、何胤等隐居不出，伏曼容、何佟之虽设讲座，并不得志，产生的影响很小。

梁代开基，承续的是此前近200年学业不振、每况愈下的局面，要振兴儒业，就得化大力气下大功夫。梁武帝登基伊始，“意先风雅”，在制礼作乐的同时，于尊儒兴学方面亦予极大关注，大力倡导，可谓不遗余力。

《梁书》卷五一本传记载，何胤是一代儒宗，隐居不出，梁初武帝特派人专程往会稽宣旨，敦请他来至京师讲授，何胤固辞。

接着，武帝又下敕，提出两点建议：

其一，恳请何胤向朝廷推荐门下高足：“卿门徒中经明修行，厥数有几？…便可具以名闻，副其劳望。”

其二，期盼何胤接纳朝廷派去就学的何子朗、孔焘等六名学子：“卿居儒宗，加以德素，当敕后进有意向者，就卿受业。”求硕学之殷殷之意，兴儒业之切切之心，不难从中体味得到。

《梁书》本纪与《儒林传》记载，天监四年(505)正月下诏，“置五经博士各一人”，“各开馆教授”。其后，严植之“馆在潮沟，生徒常百数”，每开讲，“五馆生必至，听者千余人”；沈峻“于馆讲授，听者常数百人”；贺玚、卞华、孔佥、太史叔明、孔子祛等门下，亦聚集了求学的门生。

梁初讲学教授出现一时之盛，五馆正方兴未艾，次年(506)五月，又“置集雅馆以招远学”。

随后吸引来不少北魏境内的儒学之士，如崔灵恩、卢广、孔详、蒋显等，在江南“聚徒讲说”，可谓东晋南朝史上破天荒的事例。

京师办学开馆的同时，“立孔子庙”以尊儒学，“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学”，在梁境造成了一种尊儒贵学的浓郁氛围。

天监七年(508)正月，武帝又下诏“大启庠教，博延胄子”；九年(510)三月，梁武帝“车驾幸国子学，亲临讲肆，赐国子祭酒以下帛各有差”，同时下诏“皇太子及王侯之子，年在从师者，可令入学”；同年十二月，“舆驾幸国子学，策试胄子，赐训授之司各有差”。

梁初十年间，开五馆，办国子学，置集雅馆，立孔庙，派人请儒宗，遣使兴州郡学，可谓紧锣密鼓；梁武帝频频下诏督促，两次亲临国子学听讲策试，并赏赐有加，可谓推波助澜。尊儒贵学，讲学授业，在梁境蔚然成风，而且坚持不断，造就了有梁一代数十年“济济焉，洋洋焉”的鼎盛局面！

梁武帝即位之前，曾一再下令要“矫革流弊”、“移风易俗”，并强调礼乐之制的意义是：“在上化下，草偃风从，世之浇淳，恒由此作。”

天监三年(504)，他在《策秀才文》（任防拟文)中，策问三事均跟治国“良规”“政要”有关，其中第一事即为礼乐之制。

即位之初，梁武帝立即批准儒学大师何佟之的奏请，加强礼局人力，下诏明确指出：“礼坏乐缺，故国异家殊，实宜以时修定，以为永准”，“此既经国所先”，“即便撰次”。

由徐勉《修五礼表》可知，“五礼”修撰的情形如下。

《嘉礼仪注》，116卷536条，司马装撰，天监六年(507)五月成；

《宾礼仪注》，133卷545条，贺玚撰，天监六年(507)五月成；

《军礼仪注》，189卷240条，陆琏撰，天监九年(510)十月成；

《吉礼仪注》，224卷1005条，明山宾撰，天监十一年(512)十一月成；

《凶礼仪注》，514卷5693条，严植之、伏暅、缪昭相继修撰，天监十一年(512)十一月成。

这次“五礼”修撰历时十一年，撰成总计1176卷8019条，参与其事者，除上述七人外，还有徐勉、沈约、张充、周舍等。

而徐勉上表的时间是在普通六年(525)二月间，即“五礼”撰成后又过了十三年才最终功成献上，说明修订完善的工序亦颇费工夫。

梁武帝统治期间推崇孝道，比之前代有过之无不及。

《梁书》专门有《孝行传》，就耐人寻味，其序文称：“高祖创业开基，伤躬化俗，浇弊之风以革，孝治之术斯著。”

其中《荀匠传》也讲，梁武帝是“以孝治天下”的。

这在梁初是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的。

因为立国之本在乎忠孝节义，而忠孝之中，以孝当先，这是魏晋以来的传统，篡政弑君之新朝之主提倡事亲重于忠君，孝先于忠，是冠冕堂皇掩盖自身劣迹的口实。

魏文帝、晋武帝、宋武帝、齐高帝是这样，梁武帝也同样是这样。天监七年(508)，梁武帝曾“自讲《孝经》，使（朱）异执读”。

这次讲《孝经》，其内容形成了《孝经义疏》，梁代后期，《孝经》列入“五经”之内，士林馆学士大讲梁武“五经义疏”，其中就有《孝经义疏》。

天监四年(505)，武帝之侄萧渊藻杀害了益州刺史邓元起，武帝责让道：“元起为汝报仇，汝为仇报仇，忠孝之道如何！”

虽出“忠孝”，其实是计较孝道。萧渊藻不计其父萧懿被齐东昏侯所诛之仇，反而杀了灭齐建梁中立有大功的邓元起，作出“为仇报仇”的蠢事，这是有亏孝道的，跟忠君之义关涉不大。因此，《南史》作者李延寿就梁武帝如此轻描淡写地责让萧渊藻而不加严惩，发表评论道：“梁之政刑，于斯为失；私戚之端，自斯而启。”

梁武帝标举孝道的同时，讳忠而并不忘忠节。

齐末围台城期间，王珍国、张谡、张齐三人在刺杀东昏侯的行动中是立下大功的；建梁前后，沈约在出谋诛杀齐室君王方面也是鞍前马后反复提醒过梁武帝的。

应该说，他们是新朝的功臣，理当重用。然而，梁武帝有意疏远他们不说，还将他们或外放边镇（如王珍国、张谡、张齐)，或用而疑之（如沈约）。

《南史》卷三二本传讲，张谡曾在梁初一次宴会上借酒发牢骚，梁武帝很不客气地回敬他说：“卿兄杀郡守（张瓌于宋末杀害吴郡太守刘遐），弟杀其君（张谡杀东昏侯)，袖提帝首，衣染天血，如卿兄弟，有何名称！”

至于沈约，入梁后尽管高官厚禄，可梁武帝并不信任他，沈约给徐勉写信求助，为文《郊居赋》寄怀，背后出言“不逊”，“奏赤章”反悔，梁武帝责他以“忠臣”之道，评之以“怀情不尽”，赐谥曰“隐”，对其忠节十分计较。

相反，齐末拒兵江北的马仙琕、拒境吴兴的袁昂，当初被槛送至京城后，梁武帝曾感慨道：“令天下见二义士！”(《通鉴》卷一四四)极为赞赏他二人宁死不屈的气节。

三十年后，北魏宗室元颢在梁军护卫下北向洛阳时，还在提及此事：“我在江东闻梁主言，初举兵下都，袁昂为吴郡不降，每称其忠节。”

袁昂入梁后，受到梁武帝的格外信任，居职吏部尚书、仆射等，成为梁初高门大族人士中惟一掌实权而不是领虚名的特殊人物。

梁武帝后来之所以“每称其忠节”，就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多几个袁昂式的人物，少出像沈约、张谡式的角色，梁王朝就多几分安全感。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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