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正处于18世纪欧洲各君主国争霸的时代，为了适应日益发展的战争现实越来越多的军事问题出现在军事思想家们的讨论中。法国人梅齐乐首次提出了“战略”一词，并将其界定为“作战的指导”,80年代此词便在欧陆流传开了。

拿破仑战争的许多参与者均留下了关于辨析战略和战术二词区别的著作，例如普鲁士的比洛、奥地利的卡尔大公，以及后起之秀克劳塞维茨和约米尼。

但拿破本身并不熟悉“战略”一词的含义，他在圣赫勒拿岛上曾就卡尔大公的著作说过，“起初我认为卡尔大公的战略著作没什么意思，我本人不太关心，或者根本不屑于那些学科术语，但它到底引起我的一些兴趣，公爵的定义不太准确。反而约米尼定义得更好，但还是显得普通。公爵认为战略就是调动军队的艺术，战术是使军队投入战斗的艺术但最好的定义应该是:战略是作战计划的艺术，战术则是战斗的艺术。”

尽管表述尚未一致，但至迟到拿破仑战争后期，战略一词的含义已经基本固定:它是为取得对抗的全局胜利而进行的全盘长远的规划，以及指导战争的内在法则。前者在现代被称为“大战略”或“攻略”，后者被称为军事战略。

它们与战术的区别在于，战术往往指对抗的一部分手段，进行战斗的策略和方式，它服务于战略的全局考量和原则指导。大战略因为需要视情况而定，因此具有千变万化的特点，但在一个时期内，军事的战略体系则有一定的稳定性，我们在这里主要探讨二十三年战争中法军的军事战略问题。

尽管战略一词在近代的定义有此渊源，但战略作为一种对抗中为取得最终胜利而做的全盘规划的观念和行动则早已有之，自古希腊至法国革命逐步成熟源远流长。适应现实战争的客观条件，战略有时代的烙印和阶段性的特点。

与18世纪的王朝有限战争相适应的18世纪的陆军战略，大抵仍然因循此前的旧样貌，而未出现太大的改变。旧式战争的主要作战方式就是守城战与围城战，城堡要寨的发展与西方社会科技的日益发展是分不开的，从意大利兴起的棱堡工事，就是由技艺精湛的工程师建造的，此后便风靡欧陆。

16-18世纪欧洲陆军的战略发展就体现为守城方加固堡垒和攻城方增强攻势的此消彼长。在这个过程中，棱堡的各个部分均得到不断完善，相应的，攻城方法也层出不穷，像沃邦、库霍尔思、科尔蒙泰涅等优秀工程师兼军事家也代代涌现，至18世纪前半期，攻城方到沃邦的“平行战壕法”，守城方的工事至1740年的科尔蒙泰涅筑城法均达到完善的地步。

此后直到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战争采取的运动战和土伦攻城法，作战方法再未有过大的突破，而一直处于一种相对停滞的状态。例如法国陆军中卒于1748年的卜希古、卒于1752年的傅纳德、卒于1750年的沙克斯、于1780年的梅齐乐等人的战略思想就未见与其前辈有什么太大的差异，其中傅纳德和梅齐乐因为不得志而主要侧重于在思想理论上对军事问题进行论述，而卜希古和沙克斯都是陆军中的大将，后者更是膺封元帅之衔。

可他们的战略思想是十分保守和传统的,攻城与守城的战法根深蒂固,沙克斯就直截了当地说自己不赞成会战而“我自己也深信，一位智将终其一生也不至于被迫进行一场这样的会战。”主张进攻的战略战法与18世纪的主流尽管相悖，但却一直不绝如缕地存在在理论中始终将其摆在重要位置的是法军中的著名思想家吉贝尔,他在《战术通论》中就预见了全民兵制和总体战争的到来，并且针对所处时代要塞堡垒被过高评价而提出批判。

他指出阵地战在新的军事时代将被运动战所取代，"并亲自设计了运用于运动战中地一系列作战法则，如“战争的艺术就是要在延伸兵力时,不暴露自己的意图，在包围敌军时，不至于已方脱节;在运动或向敌人侧翼攻击时，不暴露己方的侧翼从后方进攻敌人，以破坏其平衡”。

这些原则均是吉贝尔为未来指挥军事战略运动战的将领设计的，可是直到拿破仑之前这还只是空谈，不过，幸运的是它们最终还是被拿破仑那一代将军接受并消化吸收了。“进攻战曾在实践领域被普鲁士的腓特烈二世推到了高峰。

“尽管雕特烈所处的时代仍然是有限战争的时代，且普鲁士只是一个落后的小国，但它源远流长地军国主义让不少日后总体战争的种子在这个王国里提早萌发了。在1746-1756年的“普鲁士和平时期”，腓特烈主持了普鲁士颇具时代进步意义的军事改革，他为了不断扩大军队规模而在普鲁士实行了强制义务兵役制.

在军官制度方面则是大胆提拔功绩突出但出身一般的军官，他魔下著名的五位元帅冯·齐滕、詹姆士·凯特、冯·赛德里茨、冯·文特费尔特、莱奥波德·冯·德骚均非贵族出身,都因才能突出或功勋卓著而位列王国元帅，这让普国的军事核心风格独异;在士兵生活方面，他则在保持棍棒纪律之上，加大对士兵的精神塑造，国家利益与追求荣誉被普王当作最高信条灌输到普鲁士士兵的心中。

这些改革使普鲁士军队能够成为腓特烈进行战略战术革新的有效工具，并在法国的军事改革之前就提前表现出一些新型战争要素的倾向。吉贝尔、梅齐乐、腓特烈的军事、战略思想对后来的拿破仑那一代军人的影响是巨大的。

吉贝尔的全民武装思想、军事原则、作战方针、阵型变换、编制设计，对以雅各宾时期的卡尔诺为首的军事决策者的影响最为直观，他生前无法实现的天才设计，在革命和帝国时期逐一实现，他的思想被拟成法军的军事条例，他的方法原则被一线的将军们实现成真。

梅齐乐为日后战争的指挥官们设计的原则则成为拿破仑一代军人的口头禅像“永远不要做对方希望你做的事情破坏对方的主动，不要受对方支配"对于未来的计划和可能发生的事情，要维持相对的行动自由”等等。

这些军事思想在拿破仑那一代军人的口头、军事计划和回忆录中频频出现屡见不鲜。“腓特烈则成为拿破仑等后世军人的偶像，他军队战无不胜的印象成为后世军官的挥之不去的记忆，他的军事思想与场场胜利成为后辈们取之不尽的思想遗产，腓特烈最为著名的战法是他高机动猛打击的闪电战，而拿破仑则继承了这一作战方式，并把它推到更高的境界。

但在耶拿会战之前，他在面对普国军队时也依然会因为敬佩这支军队而激动万分。"特别是腓特烈集君主、统帅、外交家于一身的特殊行事逻辑对拿破仑的影响尤其深远，因为这一高度集中全部权力的做法被拿破仑直接继承采用了，他建立集权帝国的主观必然性，在这种逻辑上就可寻到蛛丝马迹。"

但是这些前辈们的局限性也是明显的，吉贝尔与梅齐乐到底没能把设想发展成实践，他们的遗产至多只是一种停留在纸面上的天才设想,而腓特烈的保守型性则在于，七年战争以后他也开始有意规避打他饱负盛名的进攻决战，而逐渐开始恢复到打传统战争一一阵地战，或积累小胜的轨道。

这归根结底在于普鲁士国家的规模，普鲁士即便是实行强制兵役制，它的军队规模在1751年只能有20万，到1780年则扩大到24万，这对于一个人口不足600万的国家而言是一项成就，可当考虑到它在外交领域广为人知的习惯性背信弃义的做法会常常使它在欧陆难以获得有利的盟友时，它的兵力在三倍于它的敌方联军面前就往往显得势单力孤了。

国力军力的薄弱让雕特烈胜利的连贯性无从保障，尽管罗斯巴赫、布拉格、洛伊滕等战役让他的军事天才得到公认，但他依然得面对罗布西茨、利格尼茨、科林、曹恩道夫等战役的惨痛失败，且普鲁士相对于它的敌国，如法国、奥地利是输不起的，科林战役18000人折损14000，和曹恩道夫战役3万人折损19000这样规模的重创，足以使特烈大帝精神崩溃，使普军在战场上成为失去行动力而任人家割的鱼肉。

七年战争普鲁士的战胜国地位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幸运光顾的赌决，而绝非百分之百的战胜战后，腓特烈更多的精力在于医治死亡人口超过10%的社会创伤，管理人口、新耕地，以及牧场的湿地排水问题成为他瞩目的焦点。

只是当七年战争之际，20万军人的军费就要支出1300万塔勒，其中还有英国资助的335万塔勒，这就占普国全部收入的4/5，英国在1758年撤资之后，普国的军队和社会便立刻陷入混乱之中。而当军队规模达到24万人时，也就是他的士兵比例超过1/32时，这种负担的沉重性实际上已经超过它的负担能力了。这是普军后期衰落的根本原因也是腓特烈军事改革局后期根本无法为继并退回到传统战略的物质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