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一波支原体肺炎的流行中，更多被感染的是儿童。儿研所里，到处是一模一样的吊水瓶，许多孩子手上都插着滞留针——因年龄小，滞留针可以让他们免受多次打针的痛苦。这里最小的孩子仅仅几个月大，戴着迷你口罩，被大人抱在怀里，胎发被剃去了一点，打着头针，不时啼哭；最大的孩子与黄诗艳的儿子一样，是十来岁。

文 |李清扬 杨璐源

编辑 |易方兴

运营 |圈圈儿

来回换药

儿童吊瓶滴得很慢，一滴，再一滴。黄诗艳频繁抬头看。挂水进行到第三个小时，快要见底了。

这是儿子输液阿奇霉素的第四天，也是十岁的他患上支原体肺炎的第十天里，换的第三种药。

10月17日这天，黄诗艳第三次来到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简称儿研所）。为了避开高峰就诊人群，早晨五点半，她就登上了从燕郊开往北京的公交车。儿子伏在她身上休息，她却一刻不停地刷着手机，希望能抢到一个“捡漏的号”。

最开始，她去的其实是燕郊的一所医院，医生开的是头孢类抗生素，吃了几天发现无效；又在儿研所通过胸片和咽拭子测试，确诊了支原体肺炎，换上了口服阿奇霉素；又吃了几天还是没什么效果，医生再次把药换成了直接输液，用的是阿奇霉素注射液。

支原体肺炎，是由肺炎支原体引起的急性肺部炎症。根据北京市疾控中心定义，肺炎支原体是一种介于细菌和病毒之间、目前世界上已知能独立生存的最小微生物。肺炎支原体无细胞壁结构，像是没有穿“外套”的细菌。

与黄诗艳的遭遇相似，这一波支原体肺炎的特点之一，是不少家庭都经历了治疗无效到换药的过程。

江蔷生活在吉林，她给孩子的换药经历，更多是因为在中医和西医之间来回切换。她先去看了西医，由于她自己身体对阿奇霉素有不良反应，所以当10月9日，查出孩子得了支原体肺炎时，她不同意医生开的注射阿奇霉素方案。

然后，她自己换了家中医院，是当地朋友推荐的，注射炎琥宁和头孢。孩子连着吊水了四天，没啥用，“晚上一回去就发烧”。

而且，她查询后发现，国家对儿童注射中成药有严格的规定，炎琥宁也与治疗支原体肺炎“药不对症”，她一下慌了。又换了第三家西医医院，医生开的是红霉素加头孢。等于她连续换了三轮药。

还有的家庭，则是眼看着现有的药效果不明显，自己作主决定换药。但这种做法有很大风险。

10月14日，输液阿奇霉素的第三天，80后北京妈妈如薇的儿子烧到了40度，咳嗽越来越严重。如薇很焦虑，在网上浏览了一些支原体相关文章，决定给儿子换药。

她打算用多西环素代替阿奇霉素。问了医生，医生说可能会导致牙黄，她回答：“命都快没了，牙齿黄不黄的有什么关系？”

但丈夫不同意，认为一切听医生的为重。夫妻出现了极大的分歧。最后，如薇说：“孩子是我生的，出了事我拿命赔！”

经过商讨，夫妻俩研究了北京市疾控中心关于支原体肺炎用药的建议和安全用量，给儿子换了药，口服了半粒多西环素。

隐蔽的高发期

在这一波支原体肺炎的流行中，更多被感染的是儿童。而这些家庭种种的换药经历，都表明这次支原体肺炎治疗起来颇为周折。

在北京，通常每年的8月到12月，是肺炎支原体感染的高发期，但今年来得更猛烈。10月17日，在北京的儿研所里，由于人多，排队看病需要4个小时以上。到处是阿奇霉素注射液的吊水瓶，许多孩子手上都插着滞留针——因年龄小，滞留针可以让他们免受多次打针的痛苦。这里最小的孩子仅仅几个月大，戴着迷你口罩，被大人抱在怀里，胎发被剃去了一点，打着头针，不时啼哭；最大的孩子与黄诗艳的儿子一样，是十来岁。

许多人一听到“肺炎”就有些害怕，所以哪怕距离遥远，也要来大医院看看。比如，一位65岁，家住密云的保定老人，就和妻子、儿媳妇一起，陪7岁的孙女来到儿研所。他肩上背着孙女的书包——这天本来如往常一样，由他蹬着三轮车送孙女去上学，可孩子的咳嗽持续了好多天，反常地表达“不想上学”，一家人由此商量来医院看看。

数据也显示出这一波支原体肺炎的波及广泛。今年，各地因支原体肺炎前往儿童科门诊和儿童医院的就诊人数超越往年。如上海，官方号“上海黄浦”于 11日发文：“7月以来上海儿童医学中心收治支原体肺炎患儿近 400名，与往年相比，占比翻了一番。”

除了北边的北京，东边的上海，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中部的重庆和南边的广州。根据南方日报，在国庆假期期间，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珠江新城院区的发热门诊，日接诊量破千，有20%-30%的患者都感染了肺炎支原体，占比较大。

而重庆某三甲医院的儿科主任崔郝寒也告诉每日人物：“这个感染每年都有，但是近两年更多了，今年在儿童当中的发病率更高。”

在确诊之前，许多父母都经历了一段自己在家给娃治病的过程。之所以觉得这次支原体肺炎“不好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过往的治疗模式都失效了。

一开始，很多父母会觉得孩子得的是普通感冒。

10月4日，当小儿子开始咳嗽时，上海妈妈徐茗就给儿子吃了易坦静来止咳，“以往差不多一瓶就会好的”。

然而，孩子接着出现了发烧的症状，徐茗又给孩子吃了美林退烧，还吃了小儿肺热咳喘颗粒。

这时候正好处在秋天来临的季节，换季时的咳嗽与发烧，她过去也经历了很多次，“没有往支原体肺炎那方面去想”。

直到过了一周，孩子依然没有起色，去医院验了血，拍了CT才发现，“左右肺都有感染，除了支原体，还感染了甲乙流”。

与此同时，由于支原体没有细胞壁，那些抑制细胞壁合成的抗生素，比如青霉素和头孢类等治疗细菌性感冒和肺炎的药物，对支原体是无效的。这也导致另一些像黄诗艳这样的家长，给孩子吃了头孢之后，发现孩子依旧在发烧。

在这一轮病情中，许多关于支原体肺炎的医疗科普都提到了一个相似之处：等到发现时，往往症状偏重。《北京日报》就报道，“支原体肺炎的特点是‘症状重’而‘体征轻’，即患者发热、咳嗽症状很重，但是早期的肺部听诊没有特殊变化，是听不出来的，后期才出现呼吸音减低或干、湿啰音等。”

而北京儿童医院官方在介绍支原体肺炎时，也提到它较长的潜伏期和传染性，“潜伏期1-3周，在潜伏期内至症状缓解数周，都具有传染性”。而需要及时就医的情况，是“孩子持续发热三天，体温没见好转或病情反复，有明显咳嗽，呼吸频率增快、呼吸困难、发绀、头痛、恶心、呕吐、腹泻、皮疹、精神差、抽搐等”。

耐药

在去医院确诊后，家长们还不得不面对一个更强的敌人——耐药性。

重庆某三甲医院的儿科主任崔郝寒最近经常加班，感染儿童越来越多了。她发现，耐药性增加了治疗的难度。她告诉每日人物：“今年很多支原体肺炎的感染儿童都用上了二线药。”

所谓二线药，是医学术语，指一线药物治疗产生抗药性后使用的药物。二线药物的治疗效果相对一线药物较差，副作用较大，不易耐受；同时，二线药物只在一线药物无效时考虑使用，不会被广泛推广使用。

崔郝寒医生说，阿奇霉素这类大环内酯类抗生素属于一线药，而左氧氟沙星、多西环素等属于二线药，“平时并不常用”。

丁香园采访多位医生的报道也指出，在耐药率升高的肺炎支原体中，新型四环素类药物（米诺环素、多西环素）是治疗肺炎支原体的替代药物，“但对于儿童，如果用了阿奇霉素两三天没有好转，或是做了检测确认耐药，会建议使用多西环素或左氧氟沙星，这属于超说明书用药，需要家长签字确认”。

在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牵头撰写的“儿童肺炎支原体肺炎诊疗指南（2023版）”中，由于可能导致牙齿发黄和牙釉质发育不良等副作用，明确规定8岁以上儿童才可以使用新型四环素类药物。

宁波市妇女儿童医院曾经做过一项研究，他们对2019年到2021年住院的6782例0-14岁急性呼吸道感染患儿进行调查，发现2020年的耐药率高达84.04%，“抗生素尤其是阿奇霉素和螺旋霉素的大量使用，使得肺炎支原体对其耐药程度大幅增加”。

不同的研究也发现，如今，中国肺炎支原体的耐药形势十分严峻，《上海预防医学》期刊上一篇针对浙江省宁波地区儿童的分析就指出，在一些医院的临床分离株中，甚至大于92%的肺炎支原体，都对阿奇霉素这类大环内酯类抗生素存在耐药情况。

作为一款1980 年研发问世，1991 年开始销售的抗生素，阿奇霉素的使用已经历经了32年。在这个过程中，阿奇霉素的滥用一度引发争议。早在2014年，美国急诊医学会第二十届年会上，许多专家就呼吁停止将大环内酯类的阿奇霉素，用于各种常见感染的治疗。调查发现，“阿奇霉素在国内广泛使用的情况非常严重，许多医生已经养成开具该药的习惯，甚至许多家庭常备药库中就有阿奇霉素”。

每日人物访谈的不少家长，家里也自备以希舒美（阿奇霉素干混悬剂）为代表的口服型阿奇霉素。这些药，多为之前因炎症去医院就医，医院开具的处方药里留下来的。比如江蔷，虽然拒绝了输液阿奇霉素，但她在儿子确诊最初的三天，给孩子服用了一个疗程的希舒美（儿童口服剂型），“不能长期一直吃”。

对于使用阿奇霉素，儿童肺炎支原体肺炎诊疗指南（2023年版）明确规定了最长使用时间。轻症的治疗方案为口服或者输液，疗程为3天，必要时可延长至5天；而重症的治疗疗程为输液7天阿奇霉素后，间隔3-4天后，才能开始第2个疗程。

然而，许多家长为了尽早见效，会人为增加孩子吃药时间。

加上如今，购买抗生素的环境也非常宽松，这也增加了抗生素滥用的风险。因为，就算没去医院，也可以靠着网络处方单，或是用其他处方单糊弄，轻松买到抗生素。比如，如薇给儿子换的多西环素，就是用头孢抗生素的处方单，经线上买药平台的审核，在家附近的药店下单的。

她下单时，该药店多西环素仅剩3盒。

治愈

好在，经历了反复拉扯之后，疾病也终有治愈的时刻。

10月17日上午11点半，输液还有最后一点点，督促孩子喝了水，黄诗艳又拿出一片芒果干给儿子吃。

阿奇霉素注射液的效果在渐渐发挥。输液第一天之后，黄诗艳儿子的发烧温度就停在了38.3度，“不再往上升了”。随着输液时间增长，体温逐步下降，到了第四天，体温已经恢复正常。

小男孩看起来气色好多了，盯着隔着走道对面的孩子iPad播放的视频津津有味地看。吃完芒果干，他凑近母亲身边悄悄说：“等会儿想去附近的公园溜达溜达。”

经过这一次长久的生病，黄诗艳产生了新的焦虑——“以后要带他多出去走走”，多运动，免疫力才能上来。

而在这次感染中，一些就算是反对抗生素滥用的人，最后也会无奈使用它。

北京35岁的房达亮记得，在他还小的时候，生病了奶奶就会给他吃消炎药，“其实那就是抗生素”。很长一段时间，生病了吃消炎药的想法在他心里根深蒂固，“就觉得吃了就能很快好”。

长大后，房达亮逐渐对使用抗生素形成谨慎的态度。然而，10月17日，房达亮五岁半的女儿出现了咳嗽的症状。起因是周末他带家人去爬香山，到达山顶孩子非要吃冰棍。一整个晚上，女儿咳得睡不着觉，早上五点就在咳嗽。

他原本不打算吃抗生素，直到看了微博热搜里的一条新闻，“杭州交通918”提到过一个重症的例子，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儿科接诊了一位十岁的患儿。孩子出现反复咳嗽、发烧的症状，病程12天时，检查后确诊为支原体肺炎，并且，“肺部白色区域内出现黑色小空洞，部分肺坏死”。

这让他一时间有些焦虑。加上朋友说，附近的医院儿科排队要排五个小时，“早上去拿号，中午回家吃个饭，再过去都要再等等”。他还担心，女儿在医院等太久会产生交叉感染。

妻子问他：“怎么办？”

思考再三，他准备给女儿吃口服的阿奇霉素。这有些荒诞，哪怕他是一个滥用抗生素的人，他也不得不承认，在这个令人焦虑的系统里，自己最后变成了滥用抗生素的一份子，“因为这能让内心焦虑稍微平复一些”。

他知道自己是错误的。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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