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谍】让日伪及国民党特务机关头痛不已的＂济南秘密电台＂

1943年夏末的一天，日军特务机关的电波侦测车在济南城区内来回穿梭。根据情报，这里出现了一个神秘的电台信号，每到深夜都会准时发报。但无论他们如何搜寻，始终无法确定信号源的具体位置。日军特务头子在会议上发了火：＂这个电台太狡猾了，转移快、隐蔽性强，一定要给我找出来！＂然而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这个让日军特务成员彻夜难眠的电台依然安然无恙地传递着情报。更令人称奇的是，即便在之后的国共内战时期，国民党的军统、保密局特务们也对这个神出鬼没的电台束手无策。这个电台到底是如何建立的？他们又是怎样在险恶的环境中坚持下来的？而那些年轻的电台工作人员，又是以怎样的智慧和勇气与敌人周旋的？

一、建站筹备期（1943.7-1944.3）

1943年7月，山东军区情报处处长高建勋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会上，他详细分析了日军在山东的兵力部署情况。当时，日军已在济南、青岛等重要城市建立了情报总部，并在铁路沿线设立了多处据点。为了应对日军的军事扫荡，山东军区决定在济南等重要城市建立秘密情报网。

随后，山东军区情报处派出了四名精干人员：王均、曹芳廷、郭宜亭和亓西钊。这四人均为老党员，都有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他们分头潜入济南、泰安、张店等地区，开展前期侦查工作。

王均和亓西钊负责济南地区的情报网建设。他们首先选择了津浦铁路沿线作为切入点。通过长清县委的介绍，他们认识了当地进步人士焦延荣。焦延荣虽非中共党员，但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操。他不仅自己参与情报工作，还推荐了他15岁的儿子焦士芳（化名徐青）加入。

在焦延荣的帮助下，王均等人首先在纸坊建立了第一个情报点。他们发展了近20名情报员，这些人分别在铁路、车站、市区等不同岗位工作，形成了一个初步的情报网络。随后，他们又相继在孙家庄和党家庄建立了两个情报点。

孙家庄情报点由中共党员魏守恩负责。魏守恩曾任鲁西抗日游击队中队长，后因伤病返乡。他利用在养路工人中的关系，发展了七名情报员。这些人主要负责搜集日军调动情报，为后续工作奠定了基础。

党家庄情报点则由回族人士张廷勋负责。张廷勋受回民支队影响，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在其带动下，党家庄先后有20余名青年加入情报工作。张廷勋的家成为秘密联络点，其家人也都参与其中，负责联络和后勤工作。

与此同时，曹芳廷和郭宜亭分别在泰安、张店开展工作。他们通过当地进步人士的帮助，也建立了相应的情报网络。到1943年底，三地的情报网已初具规模，为后续建立电台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半年的筹备期间，王均等人不仅建立了三个重要情报点，还熟悉了日伪特务机关的活动规律。他们掌握了日军、伪军、特务机关的人员构成、活动方式等重要情报。同时，他们也在各个情报点建立了可靠的隐蔽场所，为后续电台的安装和转移做好了准备。

二、组建与初创（1944.4-1944.12）

1944年1月，王均向山东军区情报处汇报了前期工作进展。邝任农处长认为时机已经成熟，立即派遣李惠民带着一部电台前往济南。李惠民是山西沁源人，年仅19岁，但已在八路军一一五师服役多年，具备丰富的电台操作经验。

为了掩护身份，李惠民改换便装，以王均小伙计的身份进入济南地区。他将电台的各个部件分别藏在日常用品中：发报机被拆分装入茶叶罐，天线藏在竹竿内，电池伪装成煤油桶。这种分散携带的方式，成功避开了日伪军的检查。

1944年4月，济张泰情报工作站在泰历县正式成立。最初称为胶津济情报工作委员会，设立了三个分站：济南站负责城区及周边情报，张店站负责胶济铁路沿线，泰安站则监视津浦铁路南段。

首个电台设在单家村的一处农具室内。李惠民和王均精心设计了伪装方案：农具室外表看似破旧，内部却暗藏玄机。他们在墙壁内挖出暗格存放电台，将天线伪装成晾衣绳，甚至在室内布置了农具，以防有人突然检查。

为确保通讯安全，他们制定了严格的工作制度。每次发报时间定在凌晨一至三点，这个时段日伪军警戒最为松懈。发报前，由亓西钊负责在周边警戒，观察是否有可疑人员活动。同时，他们还在附近安排了三个联络点，一旦发现异常可立即转移。

6月，工作站改用新的联络方式。他们将各个情报点串联成网络，采用＂一传十、十传百＂的方式传递信息。情报员将搜集到的信息写在纸条上，藏在事先约定的暗格中。联络员则假扮成商贩、脚夫等身份，将这些情报传递到电台所在地。

这期间，李惠民创新了多种发报技巧。他会不定期更换发报频率，并根据天气状况选择合适的发报时机。在雷雨天气时发报，电波信号会被天然干扰所掩盖，大大降低被侦测的风险。同时，他还研发了快速拆装电台的方法，整个过程能在三分钟内完成。

到1944年底，济张泰情报工作站已形成了一个严密的情报网络。三个分站的情报员达到50余人，联络点遍布济南城区和铁路沿线。他们不仅及时掌握了日伪军的调动信息，还成功预警了多次＂扫荡＂行动。电台每周都能向上级机关发送十余份重要情报，为山东军区的战略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

这支年轻的情报队伍展现出了惊人的组织能力和专业素养。他们白天化装成商贩、工人，深夜则化身为无声的电波战士。即便在日伪特务机关的重重包围下，依然保持着稳定的情报传递，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积累着力量。

三、隐蔽作战期（1945.1-1945.8）

1945年初，日军加强了对济南地区的电波侦测。他们从东京调来了最新的DF-35型测向车，在城区主要路段设立了固定监测点。为应对这一局面，济张泰情报工作站采取了一系列新的隐蔽措施。

李惠民和工作人员将住所改在了一间专门改造的地下室。这个地下室位于杨家村一处普通民居的地窖内，入口被一个大水缸遮挡。地下室内设有通风管道，墙壁涂有防潮材料，储存了足够维持一周的食物和水。电台设备被分散存放在不同位置，每次使用前才组装。

为确保行动隐蔽，工作站发明了独特的密码系统。他们将日常生活用语编入密码本，如＂买菜＂表示日军调动，＂串门＂代表特务行动。这种方式即使被截获，也难以破译。密码本被制作成微型胶卷，藏在火柴盒的夹层中。

同时，工作站建立了严密的警戒系统。他们在重要路口安排了＂眼线＂，由当地摊贩、人力车夫担任。这些人用预先约定的暗号，如整理衣服、擦汗等动作传递警报。一旦发现日军测向车，立即通过这种＂无声电报＂传递消息。

工作人员的化装技巧也更加纯熟。李惠民时而装扮成卖烧饼的小贩，时而化身为收破烂的老者。他专门研究了不同职业的特征：说话腔调、走路姿势，甚至脸上的油渍都要符合身份。其他工作人员也都有两到三个固定的身份掩护，并定期更换活动区域。

1945年4月，日军在济南展开了一次大规模搜查。当时李惠民正在发报，突然接到警报。他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将电台设备分散装入预先准备的暗格，工作人员则分别从不同路线撤离。等日军搜查完毕，再由联络员将设备转移到备用地点。这次行动，工作站安然无恙。

为提高工作效率，工作站研发了＂一次一密＂的通讯方式。每次发报使用不同的频率和密码，发报时间也在预定范围内随机选择。他们还总结出了最佳发报时间表：雨天、节假日、日军换岗时间等，都是发报的最佳时机。

到1945年夏，工作站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反侦察体系。他们在城区建立了多个秘密电台点，采用轮换方式使用，每个点最多使用三次就更换位置。同时，他们还在城郊设立了三个备用站，一旦城内形势危急，可立即转移。

这段时期，尽管日军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搜寻，但始终无法确定电台位置。工作站不仅安全地传递了大量情报，还成功预警了多次日军的突袭行动。他们掌握的日军调动、军需物资运输等情报，为我军在山东地区的战略部署提供了重要依据。

在险恶的环境中，这个秘密电台和它的工作人员始终保持着高效运转。他们用智慧和勇气，在看似平常的日常生活中，展开了一场无声的战斗。

四、转战内战时期（1945.9-1947.6）

1945年9月，日军投降后，济张泰情报工作站并未停止运转。随着国民党接管济南，新的斗争形势随之展开。国民党军统、中统特务机关开始在济南大肆搜捕地下党员，形势愈发严峻。

为适应新形势，工作站进行了重要调整。原先分散的三个分站被重组为两个：以济南为中心的城区站和以章丘为基地的外围站。李惠民调任为技术组长，专门负责培训新的电台操作员。他们还增设了一个情报分析小组，由曾在国民党军队任职的张远明担任组长，专门研究国民党军队的特点和动向。

工作站采用了更为精密的伪装手段。他们在济南开设了一家＂德昌布庄＂，这家店铺不仅是重要的情报交换点，还成为了电台的掩护所。布庄二楼暗藏夹层，电台就设在其中。工作人员白天正常经营布庄，夜晚则开展情报工作。布庄的生意虽不太景气，但每天都有固定的＂顾客＂来访，这些人大多是送取情报的联络员。

1946年春，国民党特务机关在济南部署了美制SCR-206型无线电测向设备。这种设备比日军的设备更为先进，搜索范围更大。工作站随即改变了通讯方式，采用＂多点多频＂发报法。他们在城区设立了五个发报点，每次只使用其中一处，且每次发报的持续时间不超过三分钟。

同年夏天，工作站遭遇了一次严重危机。一名情报员被捕，国民党特务循线搜查，一度逼近布庄。工作人员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将重要文件装入防水袋藏入水缸底部，电台设备则拆分后藏入预先准备的棉絮中。当特务搜查布庄时，只看到了普通的商品和账本。

为防止再次发生类似情况，工作站在城区建立了三个安全屋网络。这些安全屋分别设在理发店、杂货铺和照相馆内，由可靠的地下党员经营。每个安全屋都预先设置了紧急撤离路线和藏匿处。情报员们采用＂走钟＂制，即按固定时间轮流使用不同的安全屋，避免在同一地点停留过久。

1947年初，工作站开创了＂流动发报＂方式。他们将微型电台装入手提箱，由自行车或人力车载着在城中移动发报。发报时间通常选在早市或晚市人流密集时，借助人群的掩护完成任务。这种方式虽然风险较大，但极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

工作站还建立了一支隐蔽的交通队。这支队伍由货运车夫、清洁工、修鞋匠等城市底层劳动者组成。他们熟悉城区每条街巷，能够及时发现可疑人员的跟踪。通过这个网络，工作站建立起了一条条安全的情报传递通道。

到1947年6月，济张泰情报工作站已发展成为一个成熟的地下情报网络。面对国民党特务机关的围追堵截，他们不断创新工作方法，及时传递着解放区需要的重要情报。这个隐藏在济南城区的秘密电台，继续发挥着它不可替代的作用。

五、胜利时期（1947.7-1948.9）

1947年7月，华东野战军在鲁西南地区取得重大胜利，济南周边形势发生显著变化。济张泰情报工作站根据上级指示，将工作重心转向收集国民党军事部署和城防工事情报。

这一时期，工作站采取了更为主动的情报收集方式。他们在济南火车站派驻了四名长期情报员，分别扮演搬运工、清洁工、小贩和站台检票员。这些人员通过观察军用列车的调度、装卸物资的数量和种类，准确掌握了国民党军队的调动情况。

为提高情报的准确性，工作站在济南城防工事的关键位置安排了＂钉子户＂。这些人多是城郊的农民，他们借种菜、放牧等机会，详细记录了碉堡的位置、火力配置等信息。1947年冬，他们绘制了一份详尽的济南城防工事图，为后来解放军攻城作战提供了重要参考。

1948年初，工作站建立了一个特殊的情报来源网络。他们通过开设茶馆、理发店等场所，专门接待国民党军队中的普通士兵。这些士兵在闲谈中无意透露的军队驻扎地点、兵力部署等信息，都被店内的工作人员记录下来。这种方式虽然零散，但累积的情报价值极高。

同年4月，工作站创新了情报传递方式。他们在城郊设立了多个菜农联络点，利用每天运送蔬菜进城的机会传递情报。情报被写在特制的防水纸上，藏在萝卜、白菜等农产品中。这种方式不仅隐蔽性强，而且频次高，每天都能保持稳定的情报传递。

为应对国民党加强的检查，工作站研发了新的密码系统。他们将情报内容编入菜价、布价等市场行情中，以商业电报的形式发送。即使电报被截获，也会被误认为是普通的商业往来。这个密码系统使用了四位数字组合，可以表达上千种不同的军事情报内容。

6月，工作站在城区多个制高点设立了观察哨。这些观察哨由老年人或妇女担任，他们每天记录过往军车数量、军队调动方向等信息。观察哨之间通过串门、买菜等日常活动建立联系，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信息网。

8月，随着解放军向济南逼近，工作站的任务更加繁重。他们重点关注城内守军的部署变化，并设法打入国民党军需系统，掌握了大量军需物资储存点的位置。同时，他们还通过各种渠道散布消息，动摇守军军心。

工作站的情报网络延伸到了城市的每个角落。街头小贩、黄包车夫、修鞋匠、算命先生，这些看似普通的市井小民，都成为了情报工作的重要环节。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记录着这座城市的每一个变化。

到1948年9月，济南解放前夕，工作站共发出各类情报近千份。这些情报为解放军攻克济南提供了准确的战场情况，对战役的顺利进行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济南的解放，这个隐蔽战线上的情报站，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