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心胜3》金一南
企业管理战略、经济发展战略、文化发展战略，现在社会方方面面都在提战略，出现了“战略泛化”的现象。那么，什么是战略？
“战略”一词，最早来源于古希腊语 strategos，原意是将军、将领，最初指的是一种对军事力量的运用，对胜利的追求。后来演变成军事术语，指军事将领指挥军队作战的谋略。而在中国，最早的战略观念则出自孙子的《妙算》。
由最初的将军，到将道，又到战略，标准英文为 strategy。从整个过程来看，今天的很多战略观念都很模糊。模糊在哪里呢？无论讲战略的综合性，还是讲战略的全面性，其核心观念就是制胜，战略一定要夺取优势，一定要取得胜利。
将道也称为胜道，即制胜之道。军事战略、国家发展战略是这样的，国家安全战略也同样如此。仅仅把力量综合起来就是战略吗？不是的。综合起来是为了夺取优势，是为了取得胜利。离开这点，战略的基础就没有了。这就是从将军到将道，再到战略的发展过程。
孙子虽然没有直接提出战略，但他的著作《妙算》却提出了世界上最早的战略观念。《孙子兵法·地形篇》：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阨远近，上将之道也。
什么是将道？孙子认为，将道就是要料敌制胜，当然还要考虑地形的问题。在《孙子兵法·谋攻篇》中，孙子还讲过，将道作为胜道，需有以下几个条件：
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故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第一条讲，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战，什么时候不可以战，这样的人能够取得胜利；第二条讲，知道双方兵力多少，知道什么时候运用得多，什么时候运用得少，这样的人胜；第三条，全军上下一心一意，同一个志向，这样的人胜；第四条，以充分准备代替毫无准备，这样的人胜，这是一个以逸待劳的问题；第五条，充分授权，充分发挥第一线官兵的主观积极性，这样的人胜。如果无论什么时候，有领导指示我们才动，没有领导指示我们就不动，那不动也就不会胜。
这就是将道、胜道，制胜的战略。战略一开始就是要谋取胜利，谋取胜利有若干个条件，而这若干个条件必须具备，才不是简单的作战，而是真正地入了将道了。
西方曾评论中国：“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直到行将不复存在了，中国人才真正认识到组织一个现代国家的必要。”极具讽刺色彩。这主要源于1840 年以来，国际形势对中国的连续考验和严峻挑战。
1840 年以来，中国所遭受的灾难使中国的安全战略跟美国的不一样。美国安全战略推行较早，它用金钱、枪炮不断地扩展疆土，属于扩张型。自 1776 年独立以来，美国的国土面积从 100 多万平方公里扩展到今天的 930 多万平方公里。而 1776 年以来的中国，国土面积则由大约 1200 万平方公里收缩到了今天的 960 万平方公里，还有大量的海洋权也丢失了。
近代西方曾有人讲：“近代中国的收缩到今天都没有停止。”比如说台湾问题，我们对安全问题的认识，正是从这刻骨铭心的教训开始的。当然，我个人认为，我们过去对历史的认识，过于简单地把灾难都推到了一小部分人的身上，比如台独分子、清政府。
不少研究近代史的学者都曾讲过：“清朝是个特例，清政府最后的垮台不是内部崩溃，是外敌太强。”李鸿章则称之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 三千年未有之强敌”，清政府面对的是空前的灾难。
清政府时期，皇帝的清廉程度和皇帝励精图治的意向是历届封建王朝中最突出的，尤其是清后期的皇帝。他们很想把国家管理好，如果没有外敌压力，清政府还能维持很长时间，因为其内部还有一些再生的机制。但这种再生机制在强大外敌压迫之下，就不足以支撑了。
以道光皇帝为例，在执政之初，清朝社会腐朽，“宴会三日不能闭，官员车马无不斗奇淫巧”，八旗子弟乘坐奇车宝马，驾鹰遛鸟，满汉全席，宴会三日不能闭，一派腐朽没落的气象。
道光深知清王朝所面临的挑战与灾难，上台之初就想扭转局面，于是，励精图治，从自身做起。当时他规定节约宫内开支，“岁入不过二十万”，故宫一年的开支不能超过二十万。他最先提倡“四菜一汤”。道光的皇后过生日，他规定宫中只许吃炸酱面。他还力图节省经费投入军队。此外，道光皇帝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穿过带补丁裤子的皇帝。
但如此清廉的道光皇帝，最后却遭到了最惨重的失败。1842 年道光被迫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南京条约》。仅仅一纸《南京条约》将他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历史只讲结果，不讲过程。
1840 年鸦片战争结束之后，远东曾做过这样的评论：“中国之装备 ,普天之下为至软弱的极不中用之武备，其所行为之事 , 亦如纸上说谎而已，国中之兵 , 说有七十万之众 , 未必有一千人合用。”
第一次鸦片战争，英军 7000 名，16 条军舰。清朝的兵力 70 余万，沿海一带的兵力就有 20 余万。但镇海丢失，广州丢失，陆续失地，到处顶不住。最后 7000 名英军，将中国闹得翻天覆地，签订了不平等条约，永久割让香港。这就是在国家安全面临重大冲击时，至弱武备给国家安全带来的毁灭性的灾难。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当晚，《清史》记载：上退朝后 , 伏首于便殿阶上，一日夜未尝暂息，侍者但闻太息声，漏下五鼓，上乎顿足长叹。
道光退朝之后，在便殿阶上捶胸顿足，踱步徘徊至五鼓，顿足长叹：“如何对得起列祖列宗？”
中国当时面临的严峻挑战，不是道光皇帝个人品质所致，而是国家力量的问题。清政府的腐败机制不能产生强大的力量，因此也就无法有效地维护国家安全。道光皇帝一辈子的梦想都被一纸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击碎了，最后郁郁寡欢，抱憾而终。咸丰继位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撤销主和派，重新起用主战派林则徐，并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然而林则徐在赴任的路上却突然病死了。咸丰皇帝曾给自己定下一个座右铭：
第一，防土木之渐；第二，防宴安之渐；第三，防壅蔽之渐。
通俗地讲，就是不能大兴土木，不能大吃大喝，不能闭目塞听。然而， 1860 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杀人放火，火烧圆明园之际，咸丰皇帝却跑去了热河。
近代中国连续遭到严峻冲击，少数几个皇帝再怎么努力，也无法挽救这个败局。因为软弱的国家力量完全不足以实现抱负，腐朽的政治机制根本无力维护国家安全。
我们在检讨近代史的时候，经常讲帝国主义如何凶残，如何残暴，如何嗜血成性，却从未反思我们为什么软弱至此。
国家安全战略绝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近代以来中国因为安全问题所遭受的灾难比比皆是。清朝政府垮台之后，国民政府成立，但灾难并没有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