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封建时代，老百姓的等级分为“士农工商”四级。

不过，严格来讲，真正属于普通百姓的是农、工、商这三类，“士”这个群体较为特殊，处于官员与普通百姓之间。

在史料记载中，我们常常看到“士绅”一词。需注意，“绅”通常指当官之人，他们地位高于“士”，属于统治阶层。

明清时期，“士”的主要类别有“举、贡、生员”三种。举人的情况较为特殊，他们拥有中级科举功名，获得了当官的资格。

一旦举人通过朝廷选拔进入官场，就不再属于“士”，而成为“绅”了。 贡生如果在国子监完成学业，且在朝考中成绩优秀得以进入仕途，也会变为“绅”；生员当官的难度较大，起码在清朝中期以后，很少有生员能够成功进入官场任职。

由此可见，“士”其实就是学子。国家在法律方面对学子有保护举措。比如，“士”辱骂普通百姓，仅需受笞打十下的惩罚；但普通百姓辱骂“士”，则要受杖打六十下的重罚。

打官司时，普通百姓不能要求绅士出庭作证；生员犯小错，由府、州、县的教官惩处；若犯大错，需先由本省学政取消其学子身份，再交官府治罪。

在社交活动中，地方官员很看重“士”，见面时，举人或生员无需像普通百姓那样行跪拜礼，行作揖礼即可。

在古代社会，绅士是维持地方统治的核心力量，官府一般不会轻易得罪他们，这便是史料中“为官者不可得罪地方巨室”说法的由来。

“士”的身份在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都有所体现。生员去世后，牌位可写“赠登仕郎”；参加过生员考试却未取得生员功名的童生，牌位可用“待赠登仕郎”。

这表明，尽管童生没有功名，但朝廷认可他们的身份地位，接近“士”的地位。 封建社会等级森严，在礼制上常通过衣帽穿着判断人的身份。

明初，儒生、生员、监生所戴的四方平定巾，与官府小吏无异。 后来，朝廷觉得学子服饰无法体现其身份地位，便加以改进，形成专门的穿戴标志。

到了清代，服饰中的顶戴最能体现等级差别，朝廷除为官员制定制度外，还出台了系列制度提升学子地位。

依照规定，举人、贡生、监生的顶戴镶嵌金雀，生员的顶戴镶嵌银雀；举人的顶戴为素金顶，相当于七品文官；贡生相当于八品文官；监生、生员的顶戴为素银，相当于九品文官。

在清代礼制中，“士”是有明确身份的阶层，与官员、普通百姓均不同，即“凡举人、贡生、生员、监生皆为‘士’，其余为‘庶民’”，此为当时的等级观念。

除了服饰等级有别，在婚丧嫁娶等方面，“士”能享受国家规定的待遇，在家庙建立上也有所不同。

官员的家庙建在住房东边，一品至三品官员的家庙有五间，四品至七品有三间，八品、九品也是三间，但形制较窄；“士”的家庙建在住房北边，分四室，供奉高祖、曾祖等四代，规制与官员家庙类似；普通百姓只能在正屋北边设置牌位，规格比“士”的家庙更为简单。

明代时，“士”被归入民籍，但户籍上会注明“士籍”。

学子从参加童子试起，当地官府就会将其登记为“儒籍”，明晚期，全国生员数量不少于 50 万。

这些被编入“士籍”的人，可免除徭役，不受乡里小吏欺凌，身份地位截然不同。 清代对学子更为重视，陆续出台措施保护学子经济利益。

乾隆皇帝下令让学子免服劳役，专心读书；嘉庆皇帝也下令称：“普通百姓中的优秀人才，国家培养他们，进入学校读书的人，都应注重自身修养、洁身自爱，不能去充当官府差役，自取侮辱。

各州县官员若强迫他们充当差役，属明显违规。” 许多人认为，读书人考取生员功名后，就能免除赋税和徭役。其实，这种看法不准确。

“士”虽可免除赋税和徭役，但并非全部免除。 顺治时期规定，举人、监生、生员可免除 2 石粮食的税和 2 个人的劳役。

对于人口少且贫困的家庭，免除的部分基本等同于全部免除；对于人口多且富裕的家庭，在规定的赋税和徭役中，仅免除了一部分。

为鼓励生员专心学业，清代出台补助政策，给优秀生员发放生活补贴。

据不完全统计，清代的廪生数量约 37000 人，每人每年补助 4 两银子，总计约 14 万两。这笔支出对国家负担不大，但效果显著。

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传统社会，普通百姓只要与“士”沾边，身份地位便会大幅提升。

正因如此，民间有了“去到考场放个屁，也替祖宗争口气”的俗语，话虽糙，理却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