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以色列军队中的数千名预备役军人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惊涛骇浪，他们宣布，如果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不放弃对该国司法机构进行全面改革的计划，他们将不再参与训练和行动。其中一项内塔尼亚胡拟议的法案将有效钳制以色列最高法院对政府及其通过的法律的监督。

来自预备役军人的强烈批评是内塔尼亚胡决定暂时搁置改革的一个主要因素。但来自这方面的紧张局势并没有衰弱，由以色列总统艾萨克·赫尔佐克领导的调解倡议在解决争端方面进展甚微。

在以色列，服兵役被认为是一种公民义务和成年仪式，预备役军人发出的异议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它还具有实际的军事性质影响，特别是因为许多参与的预备役军人隶属于空军，是以色列国防军在叙利亚和以色列边境其他地方持续战斗的核心力量。到目前为止，这些预备役军人还继续坚守在岗位上。但只要关于改革的斗争还在继续，未来再次出现大规模异议的可能性就一直存在着。

按照民主军民关系的常规准则，预备役军人威胁拒绝服役的行为将会也应该受到广泛谴责。但这不是以色列历史上的普通时刻。社会中很大一部分人认为，政府计划中的改革是一种对以色列民主的生存威胁。

这把预备役军人放入了一个令人困惑的两难处境之中，维护一个健康的民主制度需要避免军官们干预政治。但同时，当在任领导人毁灭民主时，自己只是被动地袖手旁观，这与军官们捍卫民主的承诺根本不一致。在这种情况下，预备役军人的异议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可能是合理的。即便如此，这种异议对以色列的军民关系以及潜在的国家安全构成了长期风险。

以色列是目前世界上这种困境最严重的地方。但军队服从文职当局，与其维护民主的义务之间的紧张关系并非以色列独有：每当政治领导人威胁要侵蚀民主价值观与制度时，世界各国的军人都会陷入类似的困境。这就是为什么目前异议的后果，与以色列国防军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让这个事件的重要性与意义远远超出了以色列的国境线。

以色列预备役军人异议的意义怎么强调都不为过，预备役军人在国家的军队和社会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在美国，只有一小部分人自愿选择入伍，与此不同的是，所有以色列人（除了该国的阿拉伯公民和大多数极端正统的犹太人）都在18岁时被自动征召加入以色列国防军，女性服役两年，男性服役近三年。服役期满后，他们进入预备役，有可能被征召参加训练，必要时参加军事行动。

而实际上，只有一小部分以色列人——略高于人口的百分之一——参加定期的预备役训练和任务。但那些参与的人是以色列国防军得以运转的核心所在。以色列的常备军规模较小，一旦发生大规模战争，来自预备役人员的填补必不可少。

在空军中，即使是有限的行动，如以色列对叙利亚境内伊朗代理人武装的频繁打击，也要依靠自愿参加现役的预备役军人。而一些特种部队和部分情报机构中的情况也是如此。这些公民士兵获得的尊重和威望远远超过军队。他们拒绝服役的威胁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更不用说造成战机的停飞或特种部队成员拒绝执行任务所带来的国家安全方面的影响。

预备役军人以前也曾公开反对以色列政府。2003年，二十几名空军预备役飞行员公开谴责以色列国防军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的空袭造成的平民伤亡。2006年以色列对黎巴嫩的真主党开战后，一些预备役军人斥责政府对冲突的处理。但最近的大范围动荡是史无先例的。过去的抗议活动规模相对较小；而这一次，持异议者有数千人之多，而且更具有了组织性。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军人威胁的罢工可能会致使整个作战单位瘫痪。

不出所料，内塔尼亚胡阵营对这种阻力感到愤怒。该国财政部长指责预备役军人对政府发动军事 "叛乱"，一家右翼报纸说预备役军人的异议 "非常接近教科书般的军事政变"。

相比之下，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和最高级别的军事官员赫兹·哈莱维（Herzi Halevi）却没有采用这种夸张的说法。哈莱维会见了预备役军人团体，提醒他们有义务服役，呼吁全民团结一致，并强调军人不参与政治的重要性。但他并没有直接谴责他们或他们的行为。为此，亲内塔尼亚胡的学者们给他贴上了 "耻辱 "的标签。

在正常情况下，政府谴责军队不适当地插手民事事务是正确的。即使在以色列，士兵们也可以经常在媒体上发表言论，武装部队也不会对国家的法律和政策发号施令。而这一责任落在公民社会和他们选出来为他们服务的政治领导人身上。

但目前的情况使这种关系变得异常复杂。首先以色列可能没有一部预备役军人可以宣誓效忠的书面宪法，但他们的服役决定还是反映了对其民主机构的深刻责任感。内塔尼亚胡对司法机构的攻击挑战了这种服务的基本原则。在他们看来，对三权分立伸出黑手就是违反了他们同意服役的社会契约。

这解释了为什么许多预备役军人认为他们的立场超越了政党政治和政策争论。在公开声明中，他们强调了他们在不同的政府和他们个人不同意的军事任务中的服务。与其说他们是在反对一项具体的命令或政府政策，不如说他们是在为自由民主本身的命运而战。正如情报部门预备役人员的一封公开信所说，为“一个单方面改变与其公民基本协议条款的国家”服务是没有意义的。另一封由后备潜艇船员撰写的信呼吁内塔尼亚胡“把他的脏手从以色列的民主身上拿开”，因为“对民主造成的任何伤害都将是破坏性的和不可逆转的”。

一些预备役人员还担心，破坏对行政部门的司法检查会腐蚀军事规划的决策过程。反过来，这可能会使政府更容易派他们去执行特定的任务，不是为国家安全服务，而是为自己的国内政治议程服务，并可能使他们面临国际法规定的刑事诉讼。政府不愿意重新考虑改革或对其最有争议的部分作出妥协，这只会加剧这些担忧。

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下他在军中想压制批评者的方式十分有限。作为总理，他不是总司令，因为以色列法律规定军队要服从国防部长，最终要服从整个内阁。

当然，内塔尼亚胡可以解雇国防部长约阿夫·加兰特，而事实上，在加兰特呼吁与司法改革的反对者达成妥协之后，他在3月底就宣布要这样做。然而在公众的强烈抗议下，内塔尼亚胡收回了自己的话，加兰特仍然在职。但他也可以尝试用一个更顺从的总参谋长来取代哈莱维，但这样做在法律和政治上都会有很多问题，而且可能会引起比他解雇加兰特更大范围和规模的公愤。

更危险的是内塔尼亚胡在没有采取这种正式措施之前可能采取的措施。例如他已经向军队领导人施压，要求他们公开质疑预备役军人和范围更广的反政府抗议活动的合法性。在以色列右翼有影响力的人物们的努力中，可以看到这种攻击思路将后备飞行员标记为精英阶级。

他们的攻击话术基于飞行员之间长期存在的紧张关系，飞行员往往被认为是更上流社会的阶级和左倾思想，而他们的地勤人员往往来自历史上被边缘化的群体并立场倾向于右翼。这种策略有可能将以色列国防军——以色列社会长期以来的统一力量和均衡器——沿着社会和政治断层线分裂开，一些单位或队伍支持政府，而另一些则反对政府。幸运的是，目前以色列几乎没有这种分裂的迹象，公民共享服务的纽带仍在维系。尽管如此，与抗议的预备役军人不同，作战部队中的普通士兵和下级军官包含了大量犹太复国主义者和其他倾向极右翼联合政府的人，这无疑给依赖队伍团结的作战单位带来了麻烦。

除了助长军队内部的分裂之外，当前的冲突还对文职人员对武装部队的控制构成威胁。在民主国家，在民主国家，军事人员不能选择国家的发展方向。当选的领导人做出这些决定，而军队则要服从并执行这些决定。

当然，这是以一个正常运作的自由民主国家为前提的，而不是一个对人民越来越不负责任的空心化的国家。如果以色列经受住当前的风暴，预备役人员的行动可能会开创一个令人担忧的先例。正如以色列社会学家Yagil Levy指出的那样，右翼预备役军人或现役军人可能会阻止未来政府将土地归还巴勒斯坦人的努力——并拿出当今的事态发展来证明那种干涉是正当的。

最后，抗议活动有可能损害以色列的国家安全，因为它向以色列的对手发出了信号，表明其军队和社会是分裂且脆弱的。

最近几周，以色列经历了许多对其领土的攻击，包括位于加沙、黎巴嫩和叙利亚的武装分子的火箭炮袭击。政府的批评者和支持者都表示担心，认为以色列的软弱使其对手更有胆量测试该国的威慑能力--尽管这种情况的责任人有着不同的说法。

就目前而言，以色列仍然处于争议的漩涡之中。关于司法改革的妥协可能是什么样子还不清楚，政府可能还会面临后备军的进一步抵抗。无论结果如何，该国的军民关系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冲击。

这场动荡为这颗星球上其他国家的军队在民主倒车时，可能面临的动荡提供了一个特别的视角。为文职领导人服务与保护自由民主制度之间本不应存在矛盾，但这需要领导人认可同一种原则。

当一个政府开始瞄准自己的制度与价值观，从内部开始侵蚀它们时，事情就变得复杂了。军人可能会面临一个他们都不应该面对的选择：是服从文职当局，还是选择维护他们所服务的民主的完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