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那是我退伍回老家后的第一年。

那时候我刚过了26岁，转志愿兵失败，说不遗憾是假的，但回到家乡的土路上，瞅着村头的炊烟，心里也算安稳了些。

家里人早早替我打算，说既然不能当兵，那就学个手艺，不至于饿着。于是托了村里亲戚，拜了个师傅，学做凉皮。

后来，我用攒下的几百块钱，在镇上一个老巷子租了间门面，开了个凉皮摊。地方不大，但能挡风遮雨，挣个辛苦钱不成问题。

刚开始，我是真憋着一口气想干出点样子，可没想到，这摊子还没怎么红火，就被一个总是来“蹭吃”的大妈给搅合了。

我记得清清楚楚，那是个阴天，她穿着灰色棉衣，站在门口，死死盯着案板上的凉皮。

我喊她进来吃，她就吃，转身就走，一句话不说。

说实话，大妈第一次来的时候，我根本没往心里去。她穿得挺体面，脸也白白净净的，虽然看着有些木讷，但怎么也不像穷得吃不起饭的人。

可后来，她一次又一次来了，基本天天报到。我记得清楚，第二次来还是那个灰色棉衣，还是站在门口死盯着我的凉皮。

我问她要不要吃，她还是不说话，像上次一样，就傻站着。

我叹了口气，招呼她进来吃，她坐下开吃，吃完抹抹嘴就走，半句客套话都没有，更别说付钱了。

人家不付钱，我也不能真拉住她不让走是不是？不过心里也嘀咕：这到底是哪家的大妈，咋回事啊？

一连几天，她每天都准时到店里来，一碗凉皮，两瓣蒜，吃得干干净净。后来，不光凉皮，她偶尔还会吃碗稀饭，连个碗底儿都不剩。

就这么来来回回地“蹭吃”，连吃了半个月，我一分钱没见着。

起初我还真有点来气，想着是不是该问问她到底咋回事。可看她那呆呆的样子，也不忍心开口。

再说了，我这店一天也没几个客人，生意不咋样，余下的凉皮扔了也是扔了，给她吃就给她吃吧。反正她一个人，能吃多少呢？

后来，我渐渐发现了点奇怪的地方。大妈每次来，眼神总是空空的，不怎么说话，甚至有时候站在门口发呆能站好久。

我问她叫什么名字，她也不答，只是偶尔蹦出几个含糊不清的字。比如有一次，我问她家住哪，她就喃喃地说了句：“不想回去。”

那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我心里一动，觉得她可能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心情不好才这样的。

渐渐地，我对她的态度也变了，心里开始对她有点可怜。虽然我不是啥大富大贵的人，但想想也是，当年我当兵的时候，有多少素不相识的人对我们部队好？

送水送饭不求回报。我觉得自己不能小气，既然她来了，爱吃就让她吃吧。哪天不来了，也就不来了。

不过，奇怪的事还真不少。比如有一次我剥花生，准备炒稀饭用，她坐在旁边看了一会儿，突然伸手把我的篮子抱过去，低头帮我剥了起来。

她剥得特别认真，嘴里还念叨着什么“剥干净”“不能浪费”。我盯着她看了半天，突然想起自己的母亲。

小时候，我娘剥花生的时候也是这样，边干活边念叨。那一刻，我心里竟然有些不是滋味，想问问她的家人到底在哪，但话到嘴边还是咽了下去。

就这样，大妈在我店里呆了一个多月，后来越发熟门熟路。每天一早就来，吃了饭不走，坐在店里剥花生、择蒜，有时候还帮我扫地。

有几次，巷子里的人见她在店里干活，还笑着问：“哎，这大妈是你雇的工人啊？干得还挺利索！”

我也懒得解释，只是笑笑：“差不多吧，反正不拿工钱。”

时间长了，巷子里的人都知道了这事，偶尔还打趣我：“二奎，生意不咋样，你倒是挺大方啊！这大妈天天吃白食，你也舍得？”

我也就哈哈一笑，说：“她不容易吧，吃点东西又没啥。”

直到有一天，大妈突然对我开了口。这还是她第一次完整说出一句话。

那天，我随口对她念叨：“大妈，再过几天就腊月二十了，我这店也该关门回家过年了。”

结果她低头剥花生，嘴里突然冒出一句：“你要走？”

我愣住了，抬头看她：“你说啥？”

可她这次又不说了，低头剥花生，像啥都没发生似的。

我心里说不出的古怪，总觉得这大妈身上藏着什么秘密。

大妈那句“你要走？”像块石头一样砸在我心里，听着简单，却让人琢磨不透。

我想着她可能习惯了每天来店里，突然听说我要关门回家，心里舍不得吧。但再想深一点，她一个吃白食的，能有啥舍不得的呢？

越琢磨越糊涂。

接下来几天，大妈还是照常来，但眼神里好像多了点说不清楚的东西。有时候盯着我发呆，有时候又像是想开口，却始终憋不出一句话。

我也没太放在心上，想着等关了门回老家，就和她这段奇怪的“缘分”一刀两断了。

可就在腊月十八那天，天刚擦黑，我正准备收摊，一个年轻姑娘突然冲进来，急吼吼地问：“这里是不是有个穿灰棉衣的老太太，个子不高，头发有点花白？”

我一愣：“有啊，你找她干啥？”

话音刚落，姑娘一下子就激动了，连声追问：“她是不是在你这干活？你们是什么关系？你凭什么让她干活？”

一连串的问题把我问懵了。

我摆摆手：“姑娘，你这话说得不对啊！啥叫我让她干活？我哪有让她干活！再说了，她是谁啊？我连她叫啥都不知道呢！”

姑娘愣了一下，看着我像是不信，又问：“那她天天在你这儿吃饭，你收她的钱了吗？”

我一听就来火了，直接怼了回去：“哟，这半年来她吃了多少顿白食你知道吗？你说她是你妈，那我还得问问了，你怎么当女儿的？半年不管她，让她一个人在外头晃荡？”

这一下，姑娘没说话了，脸憋得通红。

这时候，大妈正好从里屋出来。她看到姑娘，愣了一下，忽然眼眶就红了。姑娘喊了一声“妈！”一下子扑过去抱住了她。

看着她俩抱头痛哭的样子，我心里五味杂陈。原来这大妈还真有家有女儿，可瞧这情况，家里人好像一直没管过她啊！

姑娘哭了一阵，开始急着问我到底咋回事。我便将这半年来的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姑娘越听越不对劲，嘴里小声嘟囔：“妈这是咋了……她以前从来不会这样的……”

我看她神色复杂，像是刚明白了什么似的，最后只是简单跟我说了句谢谢，就带着大妈走了。

送走大妈后，我心里反而空落落的。虽然这几个月她没给我带来半毛钱收入，但习惯了每天看到她那张木讷的脸，突然没了，感觉店里冷清了不少。

但我没想到，这事还没完。

腊月二十那天，店里刚开门，那个姑娘又来了。她气喘吁吁地跑进店里，一进门就抓住我的胳膊：“哥，快跟我去派出所一趟！”

我懵了：“咋了？派出所？我犯啥事了？”

她急得直跺脚：“不是你犯事，是我妈！快走，到了再跟你细说！”

一路上，我满脑子问号。

这大妈到底啥来头？

怎么牵扯到派出所了？

到了派出所，事情终于水落石出。

原来，这大妈真不简单。她叫任淑琴，58岁，退休前是个大学教授。她丈夫去年去世，打击太大，精神受了点刺激。

后来儿媳妇来家里“照顾”她，表面上说得好听，其实是受了儿子指派，完全敷衍了事。

大妈的精神状况越来越差，儿媳嫌她麻烦，干脆就随她出门，自己带着孩子在家看电视。这才导致她在外头游荡，最后跑到了我这儿。

任淑琴的女儿李文玲，平时在部队工作。她说自己一直联系不上母亲，只能从嫂子口里打听母亲的情况。

嫂子说母亲没啥问题，她也没往心里去，直到过年前几天回来探亲，才发现母亲已经失踪了。幸好邻居说在我这儿见过她，这才找到凉皮店。

她到派出所的原因是报了案，要控告嫂子虐待老人。我听完这些，心里既惊讶又气愤，觉得这家人的关系可真够乱的。

警察看我们两个面红耳赤，劝了几句，把我们劝回家自己处理。

几天后，李文玲带我去医院看望任大妈。她的精神状态比之前好了不少，看着我还笑了笑，嘴里嘟囔着：“这孩子实诚。”

她女儿也改了态度，不再像最初那样对我充满敌意，反而开始对我说一些感激的话。

几天后，我正准备回老家过年，李文玲突然又找上门来了。她满脸焦急，拉着我就说：“哥，我求你个事儿，你陪我去趟我妈家吧！”

我一听就愣了：“去你妈家？我去干啥？这不是你们家的事吗？”

可她的语气却带着一股说不清的慌张：“我大哥回来了，家里闹得乱七八糟，我妈非说要见你。”

我本想拒绝，可一想到任大妈这些日子不容易，还是叹了口气，跟她去了。

一进她家门，就感觉气氛不对劲儿。客厅里站满了人，一个个瞪着眼瞅我，像是审犯人似的。

任大妈坐在沙发上，倒是满脸笑容，冲我招手：“二奎，快过来坐，别怕，他们就是吵吵，吓不着你。”

大妈看着气色比之前好多了，穿着干净的羊毛衫，头发也梳得整齐，整个人像换了个样子。但那笑容里，分明透着一股让人捉摸不透的意味。

我小心翼翼地走过去，刚坐下，她儿媳妇就开口了：“妈，这小伙子是谁啊？咱家好像没这么个亲戚吧？”

说话的语气满是冷嘲热讽。

任大妈笑了笑，扭头看向我：“二奎，这就是我那儿媳妇，怎么样，厉害吧？”

一句话把气氛点燃了，那儿媳妇立马炸了：“妈！你这话什么意思？我不就是为了照顾您，才把孩子都带过来吗？我容易吗我？”

“容易？我看你是挺容易的，连顿热饭都不给我做，还经常让我自己去外面吃饭。哦对了，你不是还说过，最好我别回来，出去‘溜达’溜达，省得碍你眼吗？”任大妈的声音不高，但字字带刺。

她儿媳妇被噎得脸通红，嘴唇嗫嚅半天，最后一跺脚，嚷嚷道：“算了算了，我懒得说了！”

说完，拽着她孩子回了屋。

这时，她大儿子终于开了口：“妈，这事儿咱能不能别闹了？大过年的，闹得左邻右舍都笑话咱家！”

大哥语气平和，但眼里却透着疲惫，像是对这些家事已经无力应付。

任大妈冷哼了一声，抬头看着他：“行，我不闹，但你给我说清楚，以后家里到底谁管事？你媳妇一天到晚管我叫‘老糊涂’，你信不信，我真有一天给她气得糊涂了！”

听到这，我算是明白了。这一家子的矛盾，不光是儿媳的问题，大哥也没做到顶梁柱的角色。

这会儿，大哥显得有些尴尬，没敢再吭声。

气氛正僵着，李文玲突然站出来了，拍了下桌子：“我妈之前的事我就不追究了，但以后这家到底怎么过，咱今天得有个明白话！哥，你跟嫂子要么好好照顾妈，要么直接雇人！不然，我回家一趟就告一次状，看谁受得了！”

她这一嗓子倒是有点震住全场，任大妈听完，竟然笑了：“行了，文玲，你别吼了，今天我请二奎过来，就是让大家都看明白，这世上还有愿意对我好的人。”

说着，她看向我，拍了拍我的肩膀：“二奎啊，我看你是个实在人，比这屋里的一些人强多了。”

这话说得我直冒冷汗，我连连摆手：“大妈，您可别这么说！我就开个凉皮店，哪儿敢比您家这些高知家庭啊！”

这时候，李文玲走过来，把我往门外拉：“哥，别管他们家的烂事了，咱先出去透透气。”

说实话，我求之不得。

刚走出门，我就忍不住问她：“你妈这是啥意思啊？怎么感觉她话里有话？”

李文玲抿了抿嘴，叹了口气：“哥，我妈她是觉得亏欠你，想帮你一把。你等着吧，过两天，她肯定有事跟你说。”

我心里犯嘀咕，但也没再问。

果然，几天后，任大妈找我，说她帮我在工学院后门找了个门面，还准备帮我筹钱。

1996年，我和李文玲结婚了。

这些年，凉皮店的生意越做越红火，全靠任大妈的帮忙和指点。她不光帮我搞定了工学院后门的黄金门面，还亲自出面帮我宣传，认识的教授、老师、学生一波接一波地来捧场。

我一直以为，她帮我不过是因为感激，但后来才明白，她是真把我当成了自己的半个儿子。

婚礼那天，大妈坐在主桌，乐得合不拢嘴。她拉着我的手说：“二奎，你这孩子啊，就是实诚，知道心疼人。以后，咱就是一家人了！”

我当时眼圈都红了，感慨万分。如果不是当初心存善意，给了一个陌生的大妈一碗凉皮，哪有今天的福气？

后来我常对自己说，这世上好人未必有好报，但你若始终善良，命运总会回馈你一份意想不到的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