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在周总理的陪同下，柬埔寨国家元首到杭州时来灵隐寺进香。

抬头看到“灵隐寺”牌匾这几个大字，非常欣赏，想看看出自何人之手，却发现没有署名。

周总理连忙派人去查这是怎么回事，后来才知道这块匾额的书写者是沙孟海。

下面的人就立马叫沙孟海补上名字，可沙孟海拒不补签。

最后，他们没辙，只能找人补了“沙文若”三个字上去，但只要仔细看，就能明显看出不是同一个人写的。

沙孟海的名字为何不在匾上，以及他怎么不补签，这背后都藏着一个又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沙孟海1900年出生在一个中医世家，父亲平时给人治病，闲时就喜欢用书画篆刻消遣。

沙孟海受到熏陶，年少时就以研习书法和刻石为乐。

12岁学习篆刻，因为刻印必须通晓篆字，他就努力啃《说文解字》。

玉梅词人况蕙风曾对其篆刻大加赞赏：沙孟海尤工刻印，是后来之秀罕见的天才。

当时，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学校师生们都在传阅庆祝胜利的报纸。

但报纸印的都是篆字官印，没人看得懂，大家想共享这份喜悦也没能力享。

正当大家一个字一个字猜测时，一旁的沙孟海流畅地念完全文，震惊了一众师生。

有一回，邻村请沙孟海去写《李氏祠堂记》，也没啥要求，只要求必须用篆书写。

沙孟海毫不怯阵，提笔不徐不疾挥写而成，被老者们评为“书文双辉”。

这样的天才，只要稍加培养，日后定能出人头地。

可意外总来得比机遇快，1913年父亲因病去世，一家人的生计都压在母亲身上。

沙孟海勉强再多读了半年书，考进了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还拜师国文教师冯君木，考入冯君木创办的国学社。

但家里那么多张嘴巴等着吃饭，沙孟海作为长子，自认为比弟弟们更应该扛起家庭重担。

而且，像是某种命中注定，沙孟海的四个弟弟全都投身革命。

弟弟们劝沙孟海也加入革命，沙孟海却清醒得很：

“你们都有被捕的可能，我想留条后路，必要时可以营救你们。”

侄女曾回忆：四个兄弟的学费、生活费，从冬天棉衣到夏天的蚊帐，都要从省吃俭用生活拮据的大兄微薄工资中支出，母亲和四弟生病的医药费全需要依仗他。

在沙孟海的扶持下，二弟沙文求先后考入上海大学、复旦大学，三弟沙文汉最高曾到达过浙江省省长，四弟沙文威还是全国政协副秘书长。

倘若二弟还在，成就绝不会比两位弟弟低。

1926年，沙文求去广州做共青团工作，之后1928年在红花岗壮烈牺牲，年仅24岁。

沙孟海特别自责，觉得如果当初他没有把二弟送去广州，他就不会白白死掉。

在接二连三的重大打击下，沙孟海甚至一度想要轻生，好在三弟一直写信鼓励他，他才没有冲动。

在数十年后，家人偶然在沙孟海的抽屉里发现了沙文求写给他的三十封信。

每一封信都被翻到纸发黄发皱，也许在想念每个二弟的夜晚，沙孟海都会掏出这些信，当作是二弟刚刚寄来的，读了一遍又一遍。

有一封是沙孟海劝二弟回上海，二弟沙文求的回信，他是这样写的：

“你对于诸弟，尤其是对我，应当促其入险，鼓其前进。临阵而亡，我且不悔，你更不必悔。

总之，我是临阵者，要尽无限之余勇，以吸收宇宙间的快活，慷慨展臂，抓住艰巨的责任，竭人力而尽天命，畅快地干。”

1927年，三弟运动失败被通缉逃亡，经常一周之中只能吃上几顿饭，几次因饥饿晕倒在路上。

沙孟海立即让他冒充自己去报考同文书院，还给他安排了份工作。于是，沙文舒有段时间变成了沙文翰（沙孟海的另一个名字）。

可是不久，沙文舒身份被叛徒告密，他只好又开始逃亡，而为他介绍工作的沙孟海，因此受到牵连。

沙孟海却觉得庆幸，庆幸三弟没有落得跟二弟一样的结局。

然而，千防万防，五弟沙文度步了二弟的后尘，1943年蒙冤罹难，埋骨延水之滨。

抗战胜利后，沙孟海才得知五弟噩耗。

想到他们失去联系的这两年，弟弟被审问、拷打到精神失常，最后抑郁而终，沙孟海痛哭不已。

周围的人很不解，抗日胜利了他为什么还哭，以为他是喜极而泣，只有沙家知道，沙孟海在为死去的弟弟无声鸣冤。

新中国成立后，沙孟海被聘为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浙江美术学院国画系书法科教授。

之后，又任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常务委员兼调查组组长，领导考古调查工作。

1954年，沙孟海兼任省博物馆历史部主任，开创颇有特色的历史陈列法。

沙孟海也真正开始沉下心来，修炼书法，远宗汉魏，近取宋明，欧阳询、颜真卿、吴昌硕诸家，兼擅篆、隶、行、草、楷。

行草书展现出强劲霸悍、狂放恣肆的气魄，一扫数百年书坛糜弱之风。

沙孟海还独创具有阳刚之美的“沙体”，雄浑刚健、气势磅礴、如黄钟大吕、响遏行云，堪称旷世罕见。

启功也曾说：沙先生的字，使我最敬佩的则是无论笔的利钝。

纸的精粗，人的高低，好像他都没看见，拿起便写，给人以浩浩落落之感。

他的榜书大字，用笔横扫，出入自如，结体险劲逼仄，世人都说：“真力弥满，吐气如虹，海内榜书，沙翁第一”。

由于书法声名烜赫，名胜古迹无不请其挥毫，杭州灵隐寺的“大雄宝殿”就是他在寺庙修葺时，他将四支大斗笔捆在一起写成的。

但是1957年，三弟沙文舒被扣了帽子。

三弟曾经用过沙孟海的名字“沙文若”，沙孟海随之被殃及，“沙文若”三个字便从牌匾上抹去了。

之后，又是刮风又是下雨的，到了1970年天还没放晴，经柬埔寨元首这一插曲，这事才又被提起。

周总理说：“沙文舒是沙文舒，沙文若是沙文若嘛！怎么能够因为沙文汉的事，连沙文若的名字也抹去呢？不能搞株连。”

周总理放话了，下面的人焉能不听？

这本是个好机会，可沙孟海拒绝了，他说要么重写一块牌匾，要么就不补了。

他觉得，写字很重情绪连贯，如果只是补上了名字，整块牌匾看起来就“不伦不类”的。

但，让他补上名字，对那些人来说，已经是给予他的最大宽容了。

于是，左右为难之下，他们找人代笔沙孟海，补上了“沙文若”名字。

1966年，开始刮风下雨，杭州龙游路15号，沙孟海的家就先被“扫干净”了。

沙孟海和妻子胸前挂着牌子，跪在龙游路路口，等候发落。

不久，沙孟海被关进浙博库房旁边的小屋“隔离审查”，一审就是三年，三年没回一次家。

沙孟海好友、书法家沈定庵在多年后追忆：

“1971年来到杭州经过浙江省博物馆，从铁栅门望去，只见沙老拿着一把大扫帚在扫地，不禁为之太息心酸。”

对沙孟海来说，还能在这里扫地，已经很好了。

他身边好多人经受不住折磨，有的疯了有的轻生了。

况且，扫地不苦，对于一个嗜书如命的人，最苦莫过于不能写字。

那时候，没有纸能写字，沙孟海就偷偷用日历本上的纸片。

沙孟海的儿媳方树枫说：“他对所能接触到的所有文字都很珍视，每张报纸都会看得很仔细。”

审查结束后，沙孟海被放回家，从前高朋满座的家，瞬间格外冷清。

只有沙孟海在浙江大学任教时的学生鲍士杰，还敢上门探望老师。

鲍士杰说：“我曾经蹬着食堂借来的买菜的三轮车，毛竹片一钉，放个板凳，拉沙老去医院看病。

可能因为这样，沙老和师母对我比较信任。家里有个什么事，沙老就会写个小纸条叫人送来，把我叫去商量。”

说是小纸条，但沙孟海一笔一画写得特别认真，他很珍惜每一次写字的机会。

出来后的沙孟海，依旧不改开朗的性格，在儿媳妇方树枫的印象中，公公从没抱怨过那段岁月的一句不是。

说话依然声如洪钟，气色红润，一喊话整栋楼都能听见。

1979年，在西泠印社创社75周年的盛大庆典上，79岁的沙孟海被推举为第四任社长。

雨过天晴，大家重新聚在一起，再次挥毫泼墨。

沙孟海、王个簃、诸乐三，这三位吴昌硕门下师兄弟聚首在一起，百感交集。

三人合作，王个簃画山，诸乐三画梅，沙孟海题字：“梅之清，石之寿，盛世文明，信今传后。”

龙游路15号又重新门庭若市起来，登门求书者络绎不绝。

国内各大景点求他题字，沙孟海来者不拒，他自嘲：“逢人皆债主，无地寄闲身。”

在沙孟海出任社长的第二年，好友陆维钊病重。

在病床上，陆维钊含泪将当时浙江美院的五个书法篆刻研究生托付给沙孟海。

这一个简单的托付动作，背后又是几个人的故事。

那一场十多年的风雨，大家为了保命，相互揭短的大有人在；学生也将“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抛在脑后，对昔日的老师拳脚相向。

很多老师嘴上说着不再相信学生，可又不约而同地操心学生的未来。

在操场扫地的潘天寿和吴茀之，看到学生吴山明，还拜托他一定要去找找梅道人的那张画，说“这是张好画，教学上以后可以用的”。

可惜，好心没有换来好报，潘天寿被学生打到肾脏出血，最后溘然长逝。

而目睹这一切的好友陆维钊，发誓再也不招研究生。

可他跟潘天寿一样，一样放不下，纠结再三，还是放弃了退休资格，重新出山带书法研究生。

即便那时候的陆维钊，已经身患重病，连舒服的喘口气都是奢望。

被陆维钊委托时，沙孟海纵然曾被学生为难，可还是毫不犹豫接下了，只因他觉得，“弘扬书法艺术是我的责任，不管之前发生过什么”。

中国的艺术事业，就是靠这群“口是心非”的老前辈，才一步步走向辉煌。

现在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陈振濂，便是当年那五个研究生的其中一个。

他当时23岁，最让他难忘的是，1981年沙老给他修改毕业论文。

10多万字的论文，沙老不仅一个一个字全看了，还做了200多处修改。

为了不麻烦陈振濂后面还要重新抄一遍论文，沙老把修改全写在纸条上，然后粘贴在每一处他认为应该修改的地方。

他曾经因为要帮助沙老编画册，在沙老家里住过4个月。

见过沙老各种面的他谦卑地说：

“今天不可能出现沙孟海，也不可能超越他，像我这样的也只是他的边角。”

他也知道，如今这个时代，再去复制一个沙孟海出来，已然不可能。

但是他还是“希望大家心里面有一个沙孟海，生活行为规范和文化传承里有一个沙孟海，中国学术体系中有一个沙孟海。”

1992年，鄞县人民政府在沙孟海的故乡建成了沙孟海书学院。

然而，就在开院前夕，沙孟海不幸骨折，之后病情急速恶化。

同年10月10日，一代书学泰斗与篆刻大家与世长辞。

下面是沙孟海作品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