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知道正定这个小县城，是因为这里设有国家乒乓球队训练基地。
《正定府》刻石
从石家庄到正定只有慢火车，行车时间十五六分钟。站前广场上立有一块刻石，上面镌刻着清代正定人容丕华写的《七律·正定府》：“起伏沙岗一郡环，唐藩成德汉常山。西抱恒岳千峰峭，南截滹沱百道湾。中国咽喉通九省，神京锁钥控三关。地当河朔称雄镇，虎踞龙盘燕赵间。”诗的水平如何不敢妄加评论，但至少写出了正定府的重要地理位置和历史地位。
站前没有看到出租车，只好叫了网约车，但等候的时间有点长。网约车司机应该不是本地人，对正定的历史了解不多。网约车经过隆兴寺东侧的旺泉南街时，司机告诉我们，十一黄金周时这条路经常处于拥堵状态，隆兴寺的火爆可见一斑。
隆兴寺又称大佛寺，隋开皇六年（586年）在后燕慕容熙的龙腾苑旧址上兴建而成，时称龙藏寺，唐代改称龙兴寺，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御赐“隆兴寺”匾额，始称现名。以上说法见于隆兴寺景区的相关介绍，但作为辽宁朝阳人，我对其中后燕的龙腾苑旧址在正定的说法存疑。1961年隆兴寺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照壁
隆兴寺坐北朝南，中山南路南面的一字形琉璃大照壁是其中轴线的第一座建筑。该照壁始建于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壁顶及四周以琉璃装饰，壁心为高浮雕琉璃砖拼成的二龙戏珠图案。跨过中山南路，即是隆兴寺的另一座寺外建筑—三座单拱石桥。在正定有一句俚语叫“三山不见，九桥不流”。其中的“三山不见”是说正定在历史上曾先后称中山国、恒山郡和常山郡，而实际上正定地处华北平原，根本就见不到山。“九桥不流”则是说隆兴寺、府文庙和县文庙前各有三座石桥，而这九座桥下面并没有水流过，只有象征性的小池。
天王殿
隆兴寺中轴线上的第三座建筑是天王殿。天王殿面阔五间，单檐歇山顶，明间辟门，东西次间和稍间开假窗，两侧有两折八字形琉璃照壁。天王殿始建于北宋，是隆兴寺现存四座宋代建筑中年代最早的一座。修建门前照壁的同年，该殿曾经落架大修。门楣上的“敕建隆兴寺”和“天王殿”匾额相传均为康熙皇帝御笔。皇帝为一座重要寺庙赐额屡见不鲜，但为一座殿堂题匾实不多见，在此存疑。殿内供奉的木雕弥勒坐像为金代遗物，距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
大觉六师殿遗址
穿过松柏盈庭的院落，是隆兴寺第二座殿堂大觉六师殿的遗址。大觉六师殿始建于北宋元丰年间（1078年—1085年），是隆兴寺的主殿，全寺规模最大的殿宇，金、元、清三代均有重修记录，至清末已经是破败不堪，摇摇欲坠。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来正定考察的日本学者桑原骘藏在日记中写道：“摩尼殿南有六师殿，不过今已废圮，化为一片瓦砾。”到1933年梁思成先生来正定调查古建筑时，这里已经是“只剩一堆土丘，高约丈许”。残留的柱础告诉我们，大觉六师殿的面阔达到了惊人的九间。从1901年法国人派尔森拍摄的一张照片上知道，大觉六师殿是最高等级的庑殿顶。据《隆兴寺志》记载，大觉六师殿内原供有释迦牟尼佛及其之前的六位祖师等七尊佛像，因此该殿又被俗称为七佛殿。
摩尼殿
走过一段抬高的砖砌石板铺面的甬道，即是隆兴寺现存古建筑中文物价值最高的摩尼殿。佛经上说，摩尼珠投入浊水，水即清。摩尼珠为何物，不得而知，但以“摩尼”为殿名当取其去浊留清、脱离尘垢之意。摩尼殿又称五花大阁殿，始建于北宋皇祐四年（1052年），重檐歇山顶，面阔七间，进深六间，平面大体呈方形；四面各加一个面阔三间的歇山顶抱厦，使屋顶形成十字脊样式，与北京故宫角楼相似。该殿在1977年至1980年曾经落架大修。梁思成先生对摩尼殿有过这样的评价：“这种布局，我平时除去北平故宫紫禁城角楼外，只有在宋画里见过。”摩尼殿的形制为海内外古建筑之孤例。
摩尼殿内部
摩尼殿内棚顶为彻上明造，朴素中彰显出大气。内中供奉的主尊为释迦摩尼，两侧分别为迦叶、阿傩二弟子和文殊、普贤两位菩萨。这五尊泥塑金装佛像都是北宋原物，弥足珍贵。梁枋上高悬的匾额为“龙象神威”，神龛上的对联“幻化何因但应念而成自尔无去无往；庄严有相祗随心具足可知即色即空”据说是乾隆帝亲撰。殿内四壁以沥粉贴金工艺绘多幅佛教故事彩色壁画，总面积超过400平方米，其中多为明代作品，少数为清代补绘，可惜有些已经剥落，着实让人心疼。
五彩悬山
摩尼殿最精彩的部分，是一般寺院“倒坐观音”位置的泥塑“五彩悬山”。这件壁塑长15.7米，高7.5米，以雕塑和绘画相结合的壁塑艺术形式，再现了观音菩萨在自己的道场普陀珞珈山说法的热烈场景。画面里，居中跣足抱膝而坐的观音菩萨，神态慈祥，身材柔美，姿态优雅，一派人间淑女气息，体现了北宋时期佛教造像渐趋世俗化的特点。鲁迅先生1923年在北平山本照相馆曾得到这尊观音像的照片，对其极为赞赏，称其“将神人格化了”，并将该照片长期摆放在自己的书桌上。
摩尼殿彻上明造
梁思成先生在他的《中国建筑史》中说到清代对隆兴寺的维修：“然其重修，唯知遵从清工程做法则例，对于古构之特征视若无睹，对于仿古或复原状方面未作丝毫之努力或尝试，故在一建筑物中宋清部分虽相互混构，而区分划然不乱……摩尼殿，则保存原状较多。”也就是说，摩尼殿有更多的原汁原味。
牌坊门
摩尼殿北是个相对独立的院落，院墙正中辟面阔一间的庑殿顶牌坊门。南面门额为“妙庄严域”，是说佛门乃绝妙善美之地；北面门额为“通津宝筏”，则是把佛法比喻成普渡众生脱离苦海的宝船。该门形制大气，头重但不失沉稳，梁思成先生曾经这样描述它：“在摩尼殿后，戒坛之前有个小珍品——牌楼门。……由各方面看来，这小建筑物无疑的是一座很古的结构。”遗憾的是，该门在1933年梁思成先生考察完之后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十多年时间里不幸毁圮了。好在梁思成先生当时拍摄了照片，使得1986年对该门的恢复工作成为可能。
过了牌坊门，就进入了寺院的后半部分。规模较大的寺院一般都会用垣墙、小桥和牌坊等建筑将前后适当隔开，以增加整个寺院的层次感和深邃感，也能避免一览无余。
两株古槐
戒坛所在的这个院落应该不算小，但两株树冠硕大的千年古槐把整个庭院的天空遮去了大半。这两株古槐，东侧一株更为粗壮，曰：龙槐；西侧一株略显娇弱，曰：凤槐，均向西倾斜，树冠在空中相叠，想必树根也一定交织在一起，俨然一对儿耳鬓厮磨的恋人。
铜铸双面佛像
隆兴寺现存的这座戒坛建造于清康熙年间（1662年—1722年），但其石砌基础部分是明代遗构。有专业人士考证说，现在戒坛所在的位置，在隋代曾建有供奉佛祖舍利的舍利塔；至明中期舍利塔倒塌后，始建造戒坛。戒坛面阔三间，重檐攒尖顶，四面皆有抱厦。正面门楣上的匾额为“金绳觉路”，意在告诉信众，追随佛祖，笃信教义，就可以找到一条觉醒且正确的人生道路。
坛内石砌宝座上供奉铜铸双面佛像，面南者为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双手做禅定印；面北者为东方净琉璃世界教主药师佛，左手做禅定印，右手做慈悲印。从铜佛底部的铭文得知，该佛像铸造于明弘治六年（1493年）。戒坛一般只设置于地位较高、规模较大的寺院。隆兴寺戒坛为我国北方三大戒坛之一，其他两座戒坛分别位于北京戒台寺和五台山清凉寺。
韦陀殿遗址
在戒坛北面与戒坛紧邻的地方，有一处呈“凸”字形的殿宇基础遗迹。说明牌上说，这是韦陀殿的遗址，该殿已经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毁圮，其中的铜铸五彩韦陀像现在保存在弥陀殿内。韦陀作为护法神，其岗位一般在山门或天王殿的背面，出现在寺院的中间位置非常少见，而为其单独建造殿宇的情况好像也不多。
转轮藏阁
戒坛北面东西各有一座面阔三间重檐歇山顶二层楼阁，东阁称慈氏阁，西阁称转轮藏阁。两阁相对而立，正面皆有三间歇山顶抱厦。两阁均始建于北宋，历代多有维修，1956年曾落架大修。
慈氏阁内部采用减柱法建造，其檐墙内的立柱样式为《营造法式》中所说的“永定柱”，也就是“栽柱入地”。此种立柱做法唐以后逐渐被淘汰，是确定古建筑所属年代的重要依据。慈氏阁的永定柱为现存已知古建筑的唯一实例。1933年梁思成先生来正定时并未发现慈氏阁永定柱的存在。两年后的1935年，另一位建筑大师刘敦桢来到隆兴寺，发现了梁思成在慈氏阁的遗漏。
木雕弥勒像
“慈氏”是梵语“弥勒”的意译，慈氏阁其实就是弥勒阁，内中供奉的主尊自然就是弥勒。慈氏阁中的弥勒形象与我们通常所见的弥勒可以说是大相径庭——站着而不是坐着，身材匀称而不是大腹便便，面容慈祥而不是笑容可掬。一般认为，弥勒发展成大肚弥勒是在五代时期，而慈氏阁中的这尊雕刻于北宋初期的独木弥勒木雕像显然还未跟上时代的潮流。
转轮藏
转轮藏阁的建筑形制曾经得到梁思成先生的高度赞赏，称之为“木构建筑之杰作”，只是先生的相关描述过于专业，我等外行人听之难懂。但从梁思成先生《中国建筑史》收录的图片看，梁先生当时拍摄的转轮藏阁是三重檐，而不是现在的两重檐。查有关资料得知，北宋原构转轮藏阁并无腰檐，腰檐是清初维修时加装的，但在1956年大修时又取消了，目的是“恢复原状”。阁内的转轮藏为修复过的北宋遗物，为我国早期斗拱出跳最多的木构实例，也是国内最古老、最大的转轮藏。
转轮阁内保存有两通古碑。其中一通为《重修大龙兴寺转轮藏记》碑，刻碑时间为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碑文大部分可识。另外一通大概只有一米多高的古碑，碑面大面积剥落，多数字迹不存，碑文末尾处隐约可识“嘉祐元年”字样。
龙藏寺碑
在转轮藏阁东北角、慈氏阁西北角各有一座御碑亭。两座御碑亭形制相同，均为方形重檐歇山顶，上覆黄色琉璃瓦。东亭内为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刻立的“御制隆兴寺碑”，碑文记述了康熙四十二年至四十八年（1703年—1710年）敕令对寺院进行大规模整修的情况，用满、汉两种文字书写。西亭内为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御制《重修正定隆兴大佛寺记》碑，碑文记述了乾隆四十四年至四十五年（1779年—1780年）隆兴寺大规模重修情况，用满、汉、蒙、藏四种文字书写。
在两座御碑亭北的一大片区域内，立有多通古碑，形成一个小碑林，其中就包括著名的隋“龙藏寺碑”。“龙藏寺碑”刻立于隋开皇六年（586年），碑额为楷书“恒州刺史鄂国公为国劝造龙藏寺碑”，正文亦为楷书，共1447字。全碑文字隽秀，略带魏隶遗韵，是隶书向楷书过度时期的关键性碑刻，在中国书法史上居于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为国内现存楷书碑刻的鼻祖，是中国古代名碑之一。欧阳修在《集古录》中首录此碑，康有为则称其为“隋碑第一”。
考虑到“龙藏寺碑”原碑有许多破损，一些字迹已经漫漶不清，给该碑的欣赏者带来很多不便，隆兴寺管理方按一比一比例，依照历代存世拓片，在“龙藏寺碑”原碑东侧复制了一通“龙藏寺碑”，尽可能补足了碑面文字。
小碑林里除了“龙藏寺碑”，还有刻立于北宋端拱二年（989年），记述大悲菩萨像铸造和大悲阁修建情况的《大宋重修铸镇州龙兴寺大悲像并阁碑铭并序》碑；刻立于北宋崇宁年间（1102年—1106年），仅存上半部分，记载徽宗敕赐龙兴寺大悲阁为“天宁观音阁”的《敕赐阁记》碑；刻立于元延祐五年（1318年），记载使臣阿剌不花奉旨赏赐龙兴寺长明灯事的《圣主长明灯记》碑；
古碑
刻立于元至正十三年（1353年），记述元代龙兴寺高僧胜公和尚传法经历的“妙峰上师胜公和尚道行之碑”；刻立于明崇祯元年（1628年），碑文为大悲千手观音五言排律赞文的“赞大悲菩萨一百八韵有叙碑”；刻立于清顺治十年（1653年），记述大悲阁东耳阁维修过程的《重建真定龙兴寺大悲天宁东耳阁碑记》碑；刻立于清宣统元年（1909年），记述隆兴寺住持意定和尚事迹的“正定隆兴寺意定和尚功德碑”等。
大悲阁
小碑林北，即是上述多通古碑都提到的大悲阁。大悲阁与其左右的御书楼、集庆阁均始建于北宋开宝四年（971年），为宋太祖赵匡胤敕令铸造的千手千眼观音像专门修建。从一些旁证资料判断，经历了一千多年岁月洗礼的大悲阁在清末民初即已毁坏，1944年以拆除大悲阁两侧建筑取用其木料的方式勉勉强强重建了大悲阁。现存的大悲阁则是在1997年再次重建的。重建的大悲阁依然采用全木构形式，耗用木材近7000立方米，是新中国成立后，在规模上仅次于西藏布达拉宫的单体文物修缮工程。
眼前的大悲阁，面阔七间，三层三重檐，阁前有廊。底层廊檐下悬三块匾额，自东而西为“调御丈夫”“慧眼无边”和“慈云广覆”，分别出自书法大家沈鹏、启功和刘炳森之手。“调御丈夫”是佛的十号之一，意味着佛能够教化引导一切可以度化的人。明间及两次间门楣上也有三块匾额，中间为“白毫相光”，东侧为“佛光普照”，西侧为“寻声救苦”。其中的“白毫相”是佛祖如来的三十二相之一，说佛祖眉间有白色毫毛，右旋婉转，如日正中。“寻声救苦”用白话来说就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召之即来，随时为信众排忧解难。阁前檐柱及门侧有多副对联，今只录门联：“妙相显光明非空非色；净因传定慧不灭不生”。
千手千眼观世音像
阁内石砌须弥座上，即是隆兴寺镇寺宝物的又一宝——铜铸千手千眼观音菩萨立像。该菩萨像铸造于北宋开宝四年（971年），通高21.3米，用铜量达120吨，是我国现存古代铜铸佛像中最高的。隆兴寺又称大佛寺，就是缘于此佛像。佛龛上方悬“三摩妙地”匾额，两边有长联：“宝网绚云霞现耆阇崛山庄严自在慈容问法相变相那是本来面目；金绳悬日月历恒河沙劫普度大千世界示真语实语共证无上菩提”。由于菩萨像太高，而阁内又不允许登临到二三层，所以游客和信众只能抬头仰望，故无法与菩萨有目光的交流。但据曾经登临二三层大悲阁的人讲，在非常近的距离与如此体量的菩萨的目光相遇，确实能被强烈地震撼到，顿时感到自己非常渺小。
这尊菩萨像可以说是命运多舛，清乾隆年间据说被拆除了除胸前双臂之外的40只铜铸手臂，理由是这些手臂已经摇摇欲坠，千手千眼名存实亡。而在大悲阁彻底毁坏的30多年里，失去40只手臂的铜菩萨终日与风霜雪雨相伴，看月坠日升，望斗转星移。1944年重修大悲阁后，铜菩萨虽然免去了风吹日晒之苦，但限于当时的条件，恢复的40只手臂却是用木料替代的，铜菩萨名不副实，掺了假。
大悲阁东西两侧的御书楼和集庆阁，又称东耳阁和西耳阁，均面阔五间，重檐歇山顶；目前都大门紧闭，内中供奉何方神圣不得而知。
寿槐
在大悲阁北面的院落里，石板甬道的东侧，有一株人称“寿槐”的古槐。这株树龄已有1300多年的古槐，历经唐、五代、宋、元、明、清、民国等多个朝代，是隆兴寺中最老的住客。相传，赵匡胤发迹之前曾经在树下看到瑞鹤祥云的景象，且经久就不去，以为祥瑞，遂在黄袍加身后，大修龙兴寺，敕铸千手千眼菩萨像。
阿弥陀佛像
过“寿槐”继续北行，隆兴寺的弥陀殿。弥陀殿是隆兴寺众多殿宇中的小字辈，始建于明正德五年（1510年），清代有大修记录，面阔五间，单檐歇山顶。殿内正中石砌须弥座上供奉泥塑金装的阿弥陀佛坐像，两山为石雕金装十八罗汉。比较有意思的是，阿弥陀佛的两位胁侍菩萨观音和大势至，不是侍立两侧，而是悬吊在阿弥陀佛侧后的梁柱上，并且身量很小，与主佛非常不协调。阿弥陀佛与观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合称“西方三圣”。殿内还保存着一些收集而来的佛像和石刻，其中就包括前文提到过的失去了自己殿堂的铜铸五彩韦陀像。
弥陀殿北是隆兴寺的“外来户”，也是中轴线上的最后一座建筑——毗卢殿。毗卢殿始建于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原为正定八大寺之一的崇因寺的主殿，1959年迁建于此。原以为崇因寺是因为大部分毁坏严重才“动迁”了主殿，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资料显示，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崇因寺除被迁走的主殿外，大部分建筑都还在。至正定恒山东路开始规划，崇因寺被拦腰截断，这座当年仅次于隆兴寺的名寺再无出头之日，目前只剩下最南端的照壁和最北端的藏书楼。
铜铸鎏金毗卢佛
毗卢殿面阔五间，重檐歇山顶，顶层檐下所悬匾额“毗卢佛殿”为乾隆帝御笔。殿内供奉的铜铸鎏金毗卢佛通高6.72米，总体呈宝塔状；全身共分三层，每层均有四尊分别面向东南西北方向的毗卢佛；三层莲花座的一千个莲瓣上都有一尊小佛像，形成千佛围绕毗卢佛的壮观场面。该毗卢佛造像，构思巧妙，制作精良，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著名古建筑专家祁英涛赞誉其为“国内同类造像中最精美的一座，是明代艺术的珍品”。
由毗卢殿继续向北，是隆兴寺景区2005年新建的一座园林——龙腾苑。园林的历史虽然很短，但其中却接纳了不少从别处移来的珍贵文物，值得一看。
广惠大师经幢
进入龙腾苑，远远地就可以看到一座经幢。凑近细看，知道叫“广惠大师经幢”。该经幢用材为汉白玉，幢顶有缺，残高5.02米。广惠大师曾任龙兴寺住持和河北西路真定府都僧录，金大定三年（1163年）圆寂，经幢刻立于金大定二十年（1180年）。都僧录是朝廷委任的负责寺庙僧侣管理的官名。该经幢最初在龙兴寺东院。清康熙十四年（1675年）由真定县知事祖泽溶捐资购置隙地迁于龙兴寺东马道东侧。1966年迁至现址。
许家牌坊
“许家牌坊”在“广惠大师经幢”的东北方向，用材为青石，四柱三门冲天式，柱顶缺如，残高6.45米，坊额“三世中丞”，竖立于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牌坊的主人为明通议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许守谦和祖父许瓒、父亲许金。许守谦，祖籍江苏溧阳，祖上在明永乐年间迁居真定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进士，历任开封府推官、户部主事、郎中、浙江按察司副使、山西岢岚兵备、湖广荆南道参政、右佥都御史、山西巡抚、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刑部、兵部侍郎。该牌坊原位于正定老城南门里阳和楼南侧，是正定诸多牌坊中规模较大的一座。
造像群
在许家牌坊的西北方向，有一组数十尊石刻造像，其中的主角为一尊释迦摩尼立姿石像。因该造像雕造于北朝时期（439年—581年），故称之为“北朝造像”。这尊造像为元氏县开业寺遗物，因开业寺毁圮，1965年迁移至现址保护。释迦摩尼造像两侧的弟子并非原配，而是从别处收集来的两尊明代造像。地面上的众多造像亦为收集而来，来源多样。这几十尊造像多数没有头首，背后的辛酸故事一定是一言难尽。
龙泉井亭
在石刻造像群的东面，有一座重檐盝顶方亭，顶层檐下悬“龙泉井”匾额。该亭为明天顺七年（1463年）始建，但亭内的八角琉璃井却是北宋遗物。据《隆兴寺志》记载，该井为北宋重修龙兴寺时“水漂木、地涌铜”的地方。当然，这都是传说；井里长出棵树有可能，涌出铜水来就太离谱了。井亭里最值得看的，是东、西、北三面墙上的壁龛造像。三面墙上的造像共有26尊，雕工虽然不甚精美，但造型生动。亭内还有数尊收集的石雕佛像，也是没有头首。
本以为在隆兴寺的东北角会有出口，出去不远就可以到达赵云庙，可指示牌让游客又一路折回了隆兴寺的正门。虽然这一路还有碑廊、“梁思成文物保护史迹展”可看，但游完了隆兴寺众多古迹的游客此时的游兴显然已经大减了。这就像看电影看完了正片，即使免费再加映一段广告片也是没人愿意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