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宗之法”让宋朝得以成功走出了五代、超越了五代，避免自己成为了短命的第六代，最终延续了300多年。终宋之世，几乎无武将叛乱、无藩镇割据、无宦官专权、无权臣篡位，有效地杜绝了内部变乱，可以说是实现了它的根本目的，因为“祖宗之法”本身就是以防弊、防内患为主要目标的。

其次，参与塑造“祖宗之法”的士大夫集团，找到了可以合法合理约束君主行为的东西。在君主专制制度下，作为国家最高的统治者，国家政治的主导权力无疑把握于君主手中，朝政的走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君主个人的好恶，实际上缺乏限制君主行为的合理方式与可行手段。

可是，宋朝的士大夫凭借“祖宗之法”，借助“祖宗”的威灵，得以对帝王加以约束，保证了国家政治的有效运行。

中国古代是宗法制社会，“尊祖敬宗”是礼制的核心内容，也是儒家秩序观和伦理观的基本出发点，祖宗崇拜的原则与实践对中国古代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在家国同构的体制下，帝王的祖宗更是集血亲崇拜与国家崇拜于一身，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威权，其家法也被认为是国法，对现世的君主产生了重要的引导作用。祖宗虽然在肉体上死了，可是却获得了精神上的永生。

对帝王的约束不仅针对帝王处理军国大事的行为，也包括帝王的家事，比如处理子女的问题、遴选后妃等。在当时的士大夫眼中看来，天子以四海为家，天下都是皇帝的家事，那么皇帝的家事也就都是天下事。因此，皇家无私事可言，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要受到臣民的注视。前几年热播的电视剧《清平乐》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祖宗之法”一旦被树为旗帜，也就出现了一套衡量帝王内外言行举止的理想参照系，进而使其举措经常地被臣僚比较议论，同时也就成为了士大夫集团的保护伞，使其的监督行为、进谏行为，有了合法的保护。

当然，“祖宗之法”也造成了很多消极的影响。凡有选择，必有代价。

比如，由于其所确立的重文抑武、守内虚外、强干弱枝的国策，矫枉过正，导致宋朝武力不振、对外战争屡战屡败，虽然各种内患都解决了，但却始终无法解决外忧，最终两宋都亡于外族之手。南宋大儒朱熹在总结本朝的政治教训时说到：“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祸，虏骑所过，莫不溃散。”

朱熹

由于其在设置与改革政治机构时，十分强调权力的分立与制衡，导致行政效率低下，三冗（冗员、冗兵、冗费）问题突出。

还有“祖宗之法”强调官员要循规蹈矩、切莫喜事兴功，结果造就了宋朝因循保守的政治风气。另外，“祖宗之法”的出发点着眼于防范弊端，主要目标在于保证政治格局与社会秩序的稳定；它以“召和气”为念，希望庶政平和而警惕变更的代价。基于这一立意，它要求充分贯彻维系、制约的原则，允许一定限度内的调整与革除弊端，但对大规模的变革十分抵触。

因此，使得很多官员存在着“利不百，不变法”的主张，就是说如果变革一个制度的好处，无法超出现在不变革它的100倍，那就不要变，维持现状，能过一天是一天，士大夫中普遍存在对于“变更祖宗法度”的疑虑与抵制，这为后来的政治改革带来了巨大的阻力。

其中表现最明显的就是宋神宗时期的“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当时公然喊出了“祖宗不足法”的口号，当时的很多士大夫对此极为反感，尤其是司马光。

其实王安石也并不是完全反对“祖宗之法”，他只是从来不将祖宗留下来的法度理想化，他认为祖宗立下的制度、规矩要与时俱进。如今大宋立国已有百年，矛盾丛生，和建国之初所面对的情况已经不同了，必须要进行变革，才能加以解决。他是以有为的、发展的观点看待“祖宗之法”的。

对于宋神宗而言，他虽然一再强调自己要进行变法，做“大有为”之君，但是在宋神宗的心目中，从来没有放弃对于“祖宗之法”的尊崇，他希望通过变法，光大祖宗的基业。对于“祖宗之法”中的权力制衡原则，贯彻始终。比如在变法后，宋神宗在最高人事安排方面，除了变法派，还留下了一些反对变法的人，其目的就在于要防备被其中一派的臣子所蒙蔽。

宋神宗

宋神宗死后，宋哲宗即位，由于年幼，由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高太皇太后尽废新法，恢复旧法，史称“元祐更化”。宋哲宗亲政后，又宣布恢复新法，史称“哲宗绍述”。后来宋徽宗即位后，也打着恢复新法的招牌。

宋哲宗

变法成为了主流，因此在这段时间内，士大夫们要求发扬“祖宗之法”的声音相当沉寂，基本上没人说话了。或者说，当时的一些趋炎附势的官员，把宋朝历朝历代的“祖宗之法”，局限于神宗一朝，事实上拉开了与前代所说的“祖宗之法”的距离。或者说是旨在架空“祖宗之法”，为自己恢复新法的目的服务。不是要继承“祖宗之法”吗？我继承，但我只继承神宗一朝的法度。

如果说哲宗时期的恢复新法，还是打着干实事的态度去的。那么宋徽宗所谓的恢复新法，简直就是个笑话，所谓的新法的一些措施，只不过是为了夸饰太平。他任用蔡京等奸臣，进行了毫无原则、毫无是非的大规模政治整肃，严重地破坏了法制程序与制度运行中的制约关系。招权纳贿、贪污腐败，成为了北宋晚期政治的一大特色。

正如邓小南老师所说：“在宋神宗统治时期，尽管有对于‘祖宗之法’的强烈冲击，但基本上是针对政策设施及具体法度，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赵宋家法的性质。而徽宗以后的北宋晚期政治则大不相同：祖宗法度被君相臣僚们玩弄于股掌之上，已经很大程度上背离了‘防弊兴治’的基本原则。”

在徽宗朝，不仅“祖宗之法”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愈益凸显的弊端，没有得到正面的、严肃的评判；赵宋政治所面临的深刻问题，朝廷也无人予以正视，更不要说得到解决了。反而，还破坏了“祖宗之法”之中的合理部分。啥都没捞着，北宋最终灭亡了。

宋徽宗

到了南宋时期，宋高宗倒是经常强调“祖宗之法”，可惜只是为了争取人心，为了证明自己皇位继承人的正统地位、合法身份。当然，“祖宗之法”之中的防范武将、以文驭武的精神，他可是原封不动地继承了下来，最终他杀掉了岳飞，收回了各个统兵大将的兵权。

宋高宗

到了南宋时期，朝廷官员经常回顾与标榜“祖宗之法”，批评王安石变法等擅自更改“祖宗之法”给国家带来的巨大问题，甚至认为北宋的灭亡就是因为变法了。但是对于“祖宗之法”本身却缺乏必要的反省。

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很多反对变法的人只是人云亦云，他们可以说出保守“祖宗之法”的1万个好处，也可以说出变法的1万个坏处，但是他们始终无法回答或者解决大宋立国百年，如今问题丛生，这个问题是明摆着的，如果不对“祖宗之法”进行修正、如果不进行改革的话，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那是不是要对“祖宗之法”进行必要的修正，是不是需要以扬弃的精神对待“祖宗之法”，是不是要对其进行突破和发展。都没有。

尤其是到了南宋时期，宋朝的“祖宗之法”主要是防内患用的，用来处理内政。可是南宋的问题在于外忧，因此固守“祖宗之法”没办法完全拯救宋朝。

虽然南宋有些学者针对“祖宗之法”有着深刻的反思与批评，但是朝廷中更多的是自吹自擂，说什么“自汉唐以来，家法之美，无如我宋” “圣朝家法，宏远深长，质诸三代而无愧”。这话北宋的时候说还行，南宋的时候，这些人说这话，也不怕脸红，真好意思啊。

除了对“祖宗之法”的这种僵化的认识外，“祖宗之法”还彻底成了挂羊头卖狗肉的东西，成了羊头，就是明面上还是称赞“祖宗之法”的一些具体做法特别好，但是现实中却该咋做咋做，说一套做一套。

“祖宗之法”成了套话

高度重复、落入套路的话语，其出现与流行，是思想桎梏、缺乏活力的结果。“祖宗之法”被提出，本来是为了保证制度与政策的延续性，保证创业君主精神原则的渗透与延展。而斤斤于祖宗的具体做法，喋喋于有关祖宗的种种说法，则显然是时代精英们思想资源枯竭、难以开创新的理论与现实境界之表现。

研究社会经济制度的学者周雪光老师曾经说过：制度的演变和改进是通过自身不断获得新的信息、通过实践不断学习而实现的。而在“减少成本”的经济规律制约下，为了更有效率地获取和加工信息，往往倾向于在自己熟悉的“近邻”那里获取新的信息。由此而来的“近邻效应”表现为制度行为的历史依赖性，即过去的行为对新的行为趋向发生着重要的制约。在这个意义上，制度在最需要变迁的时候，其“汲取”行为反过来却有可能强化现有的结构。

在学术思想史的研究中，有学者指出，中国人表达思想的传统方法，就是明明属于自己的新创，也要将其纳入对某种已有的经典之诠释或阐发中。

而在政治史中，我们也经常看到这样的现象：在面对原本陌生的新环境之际，决策者们倾向于寻找轻车熟路通过历史记忆去发掘思想资源，依靠对于原本熟悉的固有精神原则的重新阐发，奠定比较安宁的施政基础；为了保持稳定感甚至建构起某种信任格局，在面对当前的挑战、铺展通向未知的道路时，常常强调与既往、与“已知”的延续。“易知而易行”的“祖宗家法”，正是赵宋沟通既往、应对“未知”的途径。

好的，那关于“祖宗之法”就讲这么多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邓小南老师所写的《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应该是目前学界研究“祖宗之法”最详尽、最深入的一本书了。

邓小南老师一直强调制度史的研究要“走向活的制度史”，她写的这本书应该是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人对于制度史的研究，往往拘泥于史书上所记载的具体的典章制度，就是史书上是怎么记载的，我就怎么写，先罗列制度规定，然后再从史书中找几件史实例证，去证明这个制度规定，以此来说明当时的制度就是这样的。

可是制度规定不等于制度实行，说一个和大家切身相关的例子，比如大家工作的时候，公司里往往会有sop，就是标准操作流程，告诉你什么事情该怎么办？该找谁去解决等等。那我问你，这里面的操作流程规定和实际的操作是完全一致的吗？恐怕不是吧。

实际的情况往往是，要么就是这个sop过时了，被束之高阁了，实际的操作遵循的是另一套新规范，但是这个新规范还没有形成新的sop，很多人都不知道，实际上是靠口口相传，人带人的模式去运行这个新的规范。要么就是按照sop实际操作时，发现有个关键的步骤，sop里没写或者写错了。或者又会发现，有些步骤没有按照sop来，但是没啥问题，有些步骤按照sop来了反而不行，被审核人或者系统给打回来了，等等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有。

因此，制度的明文规定与制度的实际运行情况，并不是完全契合的、完全一致的，它是有一段距离的，只用制度规定来研究制度史，这是一种静态的研究，得出的结论往往与历史的真实情况并不符合。

制度是一种标准，是静态稳定的东西，但是我们知道，制度面对的现实却总是多变的、流动的，为了要应付多变的环境，制度就需要有很多灵活的处置方式。因此，实际上会有一些非正式的制度，或者是正式制度会采取一些非正式的运作方式。而这些非正式的制度和运作方式通常是不见于正式文本、正式规定的，它是不公开的，可以理解为是一种潜规则。

这种状况是怎么造成的呢？这个与制度设计是否合理有关，同时也和制度运行时的政治文化生态有关。有很多制度规定中看不到的因素，比如说关系网络、利益纠葛、不同角度的人对制度的理解以及他们所持的态度、策略等等，都与制度实际运行的方式和结果直接相关。

因此，邓小南老师才主张要“走向活的制度史” ，不再拘泥于静态的、一成不变的制度规章，而是要投向动态的、灵活多变的实施方式和功能效用，并力图借此将制度与文化、社会群体乃至思想活动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要把貌似抽象的政治结构、政策取向，还原到鲜活的政治生活场景中加以认识，对制度给以动态的、立体的考察。

拿“祖宗之法”的实行运行来说，邓小南老师就认为，不宜简单地把宋朝的“祖宗之法”认定为是一代政治的“指导思想”。特定决策的产生，首先取决于社会变迁带来的压力，取决于现实政治的需要。祖宗故事总是服从于现实政治的抉择，这些号称动遵故事的北宋重臣，其实都是有条件地遵行故事。这才是实际的历史情况。

对于邓小南老师的这本书《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我就不强烈推荐给大部分人了，当然如果你想看的话，我肯定是非常欢迎的。主要是这是一本学术专著，再加上邓小南老师写的有些晦涩，估计很多人都读不下去，它实际上不太适合大部分人读。连邓小南老师在这本书的序言里自己都说，行文干涩是她写作中的突出毛病，学生们经常批评她的文章难读，她一直想改，却收效甚微。

我的实际感受，确实也是如此，我最早是上大学的时候看的这本书，结果只看了不到一半，就看不下去了。后来上研究生的时候，又拿出来准备重读一下，结果又没看完。现在工作了，最近又把这本书拿了出来，重新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这回终于把它给读完了。

如果说你对这本书感兴趣，不妨可以试试，看看能否一口气读完。

参考资料：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